摘要：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在谈论翻译的困难时，曾经这样说过：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在谈论翻译的困难时，曾经这样说过：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过：“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翻译过程中的心急如焚，焦头烂额，翻译完成后的痛快淋漓，做过翻译的人，大抵都有深刻的体会。前人如此，当今学者在各自的领域，也在努力付出，为自己所爱事业，辛苦耕耘。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沈荟教授最新译作《新闻传播学质化研究方法》正式出版。书中详细阐述了新闻传播领域质化研究数据采集的多种重要方法，对学者们开展质化研究提供了指南。在后记中，沈教授将翻译之路娓娓道来，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学者对学术的热爱与坚持。下文为沈教授所写后记，颇显作者真性情，遂做摘录，以飨读者。摘录时略有修改，标题为小编自加。

“掌握着自己的人生线索”，翻译也可以是单纯而快乐的

初识“质化研究”还是2007年去美国访学，选课名录中居然有对qualitative和quantitative两门方法课程的强调，而这之前，研究方法本身于我而言都是面目模糊的。

那时候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人文式的，与文学有点近，与社会科学距离有点远，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学者个人的体悟与创见。然而，学术的规范性容易习得，洞见却难觅，所以一旦学养不足，又无方法约束，难免文章会如脱缰野马，洋洋洒洒，不知所云，如李金铨师批评的，一堆should研究，应该如何如何，却还没弄清楚what和why。

记得一次上课，一共六人的讨论课，逃无可逃，不得不在黑板上写下“新闻娱乐化对青少年的影响”。近二十年了，依然记得教授盯着那题目说了一句话：“窄化核心概念，一篇论文，一个问题、一个理论、一个方法。”估计这么宏大的叙事，既无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也无效度分析，着实把老太太惊讶了一番。

这之后，即开始心心念念编选一本有关方法的教材，可是，如邓津所言，“质化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跨学科的，有时甚至是不希望被学科化的研究领域，它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何界定其定义，如何划定其范畴?国内外的课堂和参考文献都没有提供标准答案。

很幸运，“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不若今日这般着急，师友郑涵兄常碎碎念“学问当十年磨一剑”，给了我慢慢积累的理由和勇气。

2008年和2013年，李金铨老师和潘忠党老师给予访学机会，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整理相关资料，且旁听了威大社会学系的相关课程。

回国后，旋即联系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的李红涛，他慷慨无私地将其质化课程的教学大纲分享于我，思路框架居然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具体方法的确定，经他过目，方心安。

本书的基本构想主要围绕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展开，每一章，也是每一方法，由3-5篇论文组成(除扎根理论为两篇)，其中三分之一为理论，包含对方法的历史溯源、特点描述或科学性的探讨，另三分之二则为经典案例，可略窥方法运用的门径。

在归纳出与新闻传播领域密切相关的七种研究方法后，主要依据两个标准来选取内容：一为经典研究，听课与阅读文献，耳濡与目染是感知经典的工具；二为与中国社会语境有观照的研究，有利于对在地化问题的思考。同时，还辅之以谷歌学术，搜索引用率及对目标文献的相关评述，尽力避免以主观好恶作为筛选依据。因此，在这里，汇聚了诸多学人们所熟悉的大家及其代表作。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岁末，当我开始联系作者时，内心极度忐忑，从未谋面，如何启齿?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想法总是让我试图借助朋友介绍来解决问题。而最终的结果告诉我，见字如面，先与文进行学术对话，再将之通过邮件告诉对方，才是赢得信任的最佳路径。

2018年1月12日去信，26日迈克尔·舒德森回信，信中解释因旅行而没能更早地回复，并说仍需两周时间重新审阅文章，以确认是否有补充或修正之处，让我体会到著作等身、谁不识君的学者对学术的尊重。再来信，他提及黄旦老师、邓建国老师和2015年在复旦新闻学院演讲的经历。正因此因缘，便有了中英文兼修的邓老师的把关，使我对该文翻译的准确性更为笃定。

给戴维·莫利去信前，幸得同济大学王鑫教授（《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译者）的情感支持，心想万一得不到回复，仍有转圆的可能。没成想，莫利即刻回复并欣然允诺。阿瑟·伯杰则特意来信补充，"If you want to translate anything else,please feel free to do so"，还有保罗·阿特金森、尼基·厄舍……均令我十分感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我与这些学术大家书信交往的真实感受。

但诚如陆谷孙先生把文字和文化的异域比拟作地平天阔的彼岸，有些地点固然可以“抵达”，但或许永远只能“抵近”。

葛传槼先生说“翻译必生误解”，惟希望本书误解能少一点，与原文相契合处多一些。不当之处，因我力不能逮，恳请方家指正。

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的结尾，引用《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守望的啊，夜还要多久?”守夜者说：“白天会来，但还有黑夜。你们想求问就问，回头可以再来。”

单靠期望和等待是不会有结果的，从事自己的工作，并完成“眼前迫切的要求”，我们仨似乎如韦伯说的，“掌握着自己的人生线索”，翻译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可以是单纯而快乐的。

目录

译者简介

沈荟，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学术领域为新闻史、国际传播，聚焦于近代驻华英美报人、英文报刊，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研究。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外国新闻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参与完成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和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传播理论评析》的撰写工作。主持国家哲社、教育部人文社科、上海哲社等多项人文社科课题。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权威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获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新闻与传播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