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四组圆桌对话的第一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坦桑尼亚革命党双亲会秘书长艾莉·萨鲁姆·哈皮、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Umguza地区行政书记姆波尼西·齐布西索·姆波富、原坦桑尼亚革命党青年团秘书长乔凯特·乌尔班·姆韦格
编者按：近日，在坦桑尼亚尼雷尔领导力学院会议中心举行。
在四组圆桌对话的第一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坦桑尼亚革命党双亲会秘书长艾莉·萨鲁姆·哈皮、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Umguza地区行政书记姆波尼西·齐布西索·姆波富、原坦桑尼亚革命党青年团秘书长乔凯特·乌尔班·姆韦格洛、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党员莫塞普贾·卡拉博·莫哈莱、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姆波基·姆瓦姆布鲁库图围绕“2050：中非与世界”主题展开对话。现将对话内容发布如下：（全文约75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圆桌对话现场
01
王文：本场我们将围绕“2050：中国、非洲与世界”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宏大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议题，充满机遇与挑战。在座的五位——我更愿意将诸位视为同事，而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请问你们如何看待“2050”这一主题？是否已对其有过深入思考？请分享你们的见解。
姆波基·姆瓦姆布鲁库图（Mpoki MWAMBURUKUTU），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办公室主任
姆波基·姆瓦姆布鲁库图：谢谢大家。各位下午好。首先，我对中国的发展历程深感钦佩。20世纪20年代，中国曾被称为“东亚病夫”，而不到一百年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转变不仅令人振奋，更为非洲大陆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一成就并非偶然，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倡导廉洁、诚信和以服务人民为核心的领导理念，成为一个无私奉献、带领群众前进的组织。
我们期待进一步学习中国经验，探索如何将其应用于我国实践。尽管非洲一些国家在独立后曾推行“非洲特色社会主义”，并在社会层面保持了团结与和平，但在经济层面成效有限，多数民众仍处于贫困状态。因此，中国在扶贫和经济转型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希望在当代或下一代实现类似发展，相信这是迈向目标的重要基石。谢谢。
莫塞普贾·卡拉博·莫哈莱（Mosepja Karabo MOHALE），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党员
莫塞普贾·卡拉博·莫哈莱：感谢教授的发言。我是来自南非的莫塞普贾·卡拉博·莫哈莱。我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通过与中国等国家的伙伴关系，为非洲的再工业化进程构建有利的环境。
我们年轻一代坚信，应在非洲的发展进程中承担关键角色。必须明确指出的是，非洲并非天生贫穷，而是因历史与结构因素陷入被动贫困。正因如此，我们这一代领导者有责任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转变非洲的发展路径，如何借助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使非洲的人力资本真正服务于本土建设，让非洲人民不再被边缘化或剥削，而是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有价值的经济建设者。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资源开发。非洲拥有丰富的矿产、人力及数据资源，但在当前的开采和利用过程中，我们往往失去对资源实际价值的掌控。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守护这些资源，确保非洲人民在资源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主动和核心角色。真正的再工业化，应当以非洲人为主导，通过平等的国际合作来实现——不是由他人来代替我们建设非洲，而是由我们自身，借力于伙伴关系，自主推动非洲的转型与发展。谢谢。
乔凯特·乌尔班·姆韦格洛（Jokate Urban MWEGELO），原坦桑尼亚青年团秘书长
乔凯特·乌尔班·姆韦格洛：我是来自坦桑尼亚的乔凯特·乌尔班·姆韦格洛。我赞同之前几位同事的观点，并希望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补充。今年，坦桑尼亚发布了《2050年发展愿景》，目标是在2050年建成一个万亿级规模的经济体。我国年龄中位数目前为17.5岁，到2050年预计将达22.5岁——这意味着我们拥有极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但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因此我认为，一切合作与投资都应当以“提升价值”为核心导向，真正着眼于为青年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并推动他们从现在起就积极参与国家发展进程。
有外商直接投资进来当然是好事。关键问题是这些投资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能不能真正为年轻人创造工作和发展机会？眼下机会很多：社交媒体兴起、数字化转型浪潮涌动，各种变化都在发生。但这些到底是在为年轻人创造机会，还是在无形中阻碍他们的发展？是让更多年轻人受益，还是只让那些带来资金和资源的人得益？这是我所关心的。
中国一再强调，其合作理念并非追求霸权，而是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我们期待这样的承诺能够落到实处，推动合作成果真正惠及坦桑尼亚及非洲的年轻人，使我们国家的资源首先服务于本国青年的发展。我们不仅应当消费本土生产的产品，更应致力于建立完整的本地生产链，最终实现自主制造甚至出口。谢谢！
姆波尼西·齐布西索·姆波富（Mbonisi Zibusiso MPOFU），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Umguza地区行政书记
姆波尼西·齐布西索·姆波富：我是来自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姆波尼西·齐布西索·姆波富。我对王文院长演讲中关于安全议题及2050年地缘政治格局的见解尤为赞同。王院长前瞻性地指出，全球权力平衡正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而中国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虽然询问中国人是否认为自己的国家已是世界最强，他们多会谦逊否认，但事实上，中国正迅速迈向全球领先地位，并即将超越美国。
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安全层面，更将引发学术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革——西方传统话语体系将逐渐被中国学者和中国范式所补充甚至替代。因此，作为非洲人，我们应当积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学术成果，尤其是其在脱贫领域所取得的切实成就。
当前，津巴布韦正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虽仍面临挑战，但我们正缓慢而坚定地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通过学习中国经验，并在“2050共同愿景”的指引下，我们有信心实现自主、可持续的发展，摆脱外部霸权或干预，真正巩固国家主权，建设一个繁荣、脱贫、自强的新津巴布韦。这就是我对2050年的展望。谢谢。
艾莉·萨鲁姆·哈皮（Ally Salum HAPI），坦桑尼亚革命党双亲会秘书长
艾莉·萨鲁姆·哈皮：感谢各位。我是艾莉·萨鲁姆·哈皮。首先，请允许我向王文教授以及历任党总书记致以敬意，也感谢此前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
关于2050年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存在广泛的共同议题与合作空间。坦桑尼亚已提出2050年愿景，将致力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然而，贫困仍是当前的重要挑战。正如之前同事所言，发展的核心应始终“以人为本”，领导层必须坚定致力于民生改善。在我国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女士与革命党的领导下，我们正积极推动这一进程。
我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2024年我曾赴华参加培训项目，深入了解到中国如何通过基层工作机制实现贫困的大幅削减。坦桑尼亚也推行了类似计划，例如“坦桑尼亚社会行动基金”，旨在通过支持贫困社区、推动儿童入学等方式赋能弱势群体。但我们仍需向中国学习，如何使这些项目更科学、更精准地覆盖边缘群体和贫困村落；如何真正将工作队伍下沉至基层，助力民众提高生产力，发展家庭与村级经济。
在科技迅速发展和全球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失业与贫困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再度演变为对国家乃至全球安全的威胁。随着人工智能、智能手机和高度互联世界的到来，我们必须确保在中非2050合作中，充分纳入如何支持青年自我创业、构建“小型经济体”，以及如何借助科技手段缓解乡村贫困等关键议题。
实现所谓的“国家秩序”至关重要。当前许多非洲国家正面临不稳定挑战，既有的全球秩序也在逐渐松动。预测显示，到2050年，现有秩序可能进一步衰退，甚至波及区域安全。中东的战争、北非和西非的危机已是警示。因此，非洲应致力于建设包容性经济，并借鉴中国如何使十多亿人口保持有序与自律、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经验。这些经验对非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若这些领域未能妥善应对，不仅将影响非洲和中国，更可能对全球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王文：感谢哈皮先生提出的深刻问题。您所关注的不仅是发展路径之问，更是对思想解放与制度变革的呼唤。请允许我结合个人经历稍作回应，并在明日上午的环节中为您提供更系统的阐述。
我出生于中国浙江省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童年时常经历饥饿。我的家乡多山少地，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资源匮乏、交通闭塞。但阻碍我们发展的究竟是什么？并非资源或地理条件，而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思想束缚。但是这片土地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曾深陷于对“纯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追求财富被视为可耻，市场行为被批判为“资本主义毒草”。那个年代的困境，本质上是观念之困。转折点来自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他彻底扭转了我们的价值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勤劳致富值得鼓励，懒惰与停滞才是真正的耻辱。这一思想解放，为中国四十年经济奇迹奠定了精神基础。
我曾访问过十多个非洲国家，包括两周前所在的——按国际标准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在朱巴，我见到众多无所事事的青壮年。他们本可创造价值，却困于系统性的机会缺失。这让我深刻意识到，发展的核心障碍往往不在于资源匮乏，而在于观念与制度未能释放人的能动性。非洲并不贫穷，它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矿产、能源和旅游资源。我曾自费攀登，深知这片大陆所蕴藏的潜力。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从贫困到繁荣的转型。
因此，我想向各位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在你们看来，你的国家乃至整个非洲最需要推动的“转型”是什么？请哈皮先生首先作答。
02
艾莉·萨鲁姆·哈皮：谢谢，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我们必须持续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这是推动非洲从当前状态走向繁荣的核心引擎。所谓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培训人才、投入教育，更关乎系统性地提升人的能力与素质。像本次这样的精英培养项目，正是助力非洲实现跃升的重要途径之一。
欧洲一些国家自然禀赋有限，却凭借高度专业化、纪律严明的人力资源实现了强劲发展。这对非洲具有重要启示：我们应当将人民的教育、培训、视野拓展以及科学技术能力的提升置于优先位置。唯有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人才队伍，我们才能够有效推动经济转型，最终实现可持续的繁荣。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关键转型路径。
姆波尼西·齐布西索·姆波富：我想援引津巴布韦前任总书记、尊敬的埃默森·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的观点来展开讨论。他曾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公众人物、政治领袖乃至有影响力的人应当如何理解“赚钱”这一行为。在当前环境下，“赚钱”几乎成为一种令人畏惧的事——因为身居要职者既被期望带领社区脱贫，又时刻处于外界严密监督之下，人们常质疑其是否以权谋私。
与此同时，我也想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苏珊·莎尔克（Susan Shirk）对邓小平时期“向省份放权”改革的研究。该政策赋予各省省长更大自主权，鼓励其积极推动发展、吸引投资。尽管在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非正规操作或权力滥用，但制度本身具有逐步自我纠偏的能力。从长远看，吸引投资带来的发展动力远大于短期弊端，而体制也会在不断调试中走向规范。
因此，若我们非洲人能够不再恐惧“赚钱”这一概念——正如王文院长所强调的——我们便将迈入繁荣的门槛。非洲多数国家仍处于年轻的发展阶段，行政与治理体系固然存在不完善之处，但唯有勇于创造财富、激励投资，才能在渐进中修正制度中的不公与低效。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我们不应因此怯于追求经济发展。谢谢。
乔凯特·乌尔班·姆韦格洛：我想就此稍作澄清，鼓励年轻人追求财富是一件好事，但这一追求必须与正确的原则和价值观紧密结合。在坦桑尼亚，我们倡导“有尊严的工作”——人们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同时应确保工作的过程与结果体面且合法。因此，在呼吁年轻人“去赚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传递清晰的道德边界。否则，可能助长不择手段的行为，甚至滋生腐败。我们绝不希望培养一代认为可以将90%的招标资金占为己有、只留10%用于公共利益的年轻人。财富创造不应脱离伦理框架。
在我看来，释放“青年红利”的核心，不仅在于赋予他们技能与教育，更需以坚实的价值导向和良治体系为支撑。年轻人应当被倾听、被接纳，拥有表达诉求的渠道。我们鼓励他们追求经济成功，但更要让他们深刻理解：首要使命是彼此服务、为国家贡献，而经济收益只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缺乏原则的财富创造毫无意义。
我们更应思考：我们渴望构建怎样的社区、国家与世界？除了经济目标，我们的社会愿景是什么？正如您所提到的，如今许多年轻人沉迷人工智能、寻求技术解方，但根本问题始终是：什么定义了“我们”？什么使我为作为坦桑尼亚人、作为非洲青年而自豪？是勤奋、尽责、爱国心，是将精力投入正确方向的自觉，而非成为漫无目标、依赖他人的人。
这一切都回归到我们所传递的内容——从广播、电视、学校教育、宗教团体到社区实践，我们都在构建一整套价值体系。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释放青年潜力，都必须植根于那些定义我们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原则之上，从而使所创造的财富具有真正意义。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在Instagram上看到的视频：不同地区行李搬运的方式截然不同。在某些地区，行李被随意丢弃；而在另一些地方，则被细致、尊重地对待。这提醒我们，无论创造多少财富，都应以体恤他人、尊重人性为前提——这正是“Ubuntu”（仁爱精神）的核心：我在因我们在，唯有通过他人，我们才成为自己。这正是我认为财富创造应有的精神根基。
莫塞普贾·卡拉博·莫哈莱：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殖民主义并非非洲人臆想出来的产物，而是一个深刻塑造了我们现实的历史事实。数百年的掠夺与剥削，将非洲推至如今的处境。非洲人民从不缺乏创造力、智慧、热情、意志或才能——我们完全有能力将非洲建设成我们所向往的大陆。
然而，现有的系统性壁垒依然阻碍着非洲人民投身于自主发展的进程。贫困是非人化的，它剥夺人的能量、拒绝人的机会，而这并非由非洲人自身造成，而是由一个曾被精心设计、旨在剥夺非洲人主体性与尊严的体系所导致。
非洲人民需要的是真正的空间、资源与支持，以充分释放自身潜力。若不能打破这些结构性枷锁，我们便仍将困于无休止的会议与争论中，甚至形成一种“非洲人缺乏创造力”的错误叙事——这本身就是体制性的压迫。
我来自南非，关于我国失业率究竟是10%还是16%，特权阶层往往主导讨论。若你生活在设施完备的都市，不必依赖公共服务，或许会轻易相信失业率只有10%；但若你像我一样，出身于乡村的黑人家庭，成长于缺乏食物、清洁水源和电力的环境中，你所见的将是截然不同的现实。因此，我始终坚信：我们必须致力于破除阻碍非洲人民实现潜能的社会与经济壁垒，彻底解殖民心态和殖民结构，真正赋权于非洲人民，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公平的条件下追求发展。谢谢。
姆波基·姆瓦姆布鲁库图：在我看来，关键议题可归结为四个方面：首先，是人力资本的发展。正如我的同事哈皮所言，我们必须加强人才培养，但更要确保其与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因此，再技能化与职业培训应当成为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
其次，是心态的根本转变。我可能表达得不如您清晰，但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核心困境——我们至今仍是旧有心态的受害者。在我们国家，人们常常以“贫穷也无妨”为借口：只需声称“我来自贫困家庭”，困难似乎就被合理化。我们必须彻底扭转这种观念，推动社会从“安于贫困”转向“追求发展”。
第三，是领导力的重塑。也许这难以在一代人中实现，但我们应当借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实践：将以权谋私、依赖企业家施舍视为耻辱，转而倡导正直、诚实和服务型的领导力。正如我们尊敬的领导人曾强调的，廉洁奉公应成为领导者的核心品质。
最后，是如何将“青年人口膨胀”从一种被视为动荡根源的“诅咒”，转化为推动繁荣的“福音”。关于这一点，乔凯特已经阐述得非常充分，我不再赘述。谢谢。
艾莉·萨鲁姆·哈皮：感谢您，教授。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是的，我们经历过殖民主义，我也同意刚才那位同仁的观点，我们至今仍面对殖民遗留问题乃至新殖民主义的影响。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我们继承了一种依赖文化，甚至仍在无意中延续它。了解历史固然重要，但独立六十年后，若仍将一切困境归咎于殖民历史，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首先，要从心态上实现从依赖到自力更生的根本转变。这正是非洲面临的核心问题：我们从小被灌输总有“叔叔”会帮忙，孩子认为父母会包办一切，民众认为政府应承担所有责任。即便一个人身处资源环绕之中——拥有土地、河流甚至牲畜，他仍在等待政府的援助。这种依赖文化，在我看来，是殖民主义最有害的遗产之一。
正是这种心态将我们禁锢于贫困。若不改变，两百年后我们仍会停留在抱怨与指责中。我们的导师朱利叶斯·尼雷尔曾倡导“自力更生”精神，但我们是否仍在以此教育下一代？我们所谈论的教育改革与人力资本发展，最终必须回归到培育自主生产的态度——为自己、为家庭、为社区创造价值，而不是将一切责任推给政府。这就是我希望补充的观点。
王文：非常感谢，哈皮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暂告一段落。我非常享受这场充满洞见的讨论，也由衷感谢各位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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