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要说服人类!| 海洋与湿地·前沿

B站影视 2024-12-07 10:56 1

摘要: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物种灭绝速度也空前加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包括土地和海洋利用的改变、生物资源利用、气候变化、污染以及外来物种入侵等‌‌。近日,一篇题为“改变人类行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Changing Human Behavi

关键词:改变人类行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文来源于“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作者:Samantha Ma

本文共计3640字,阅读约8分钟

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物种灭绝速度也空前加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包括土地和海洋利用的改变、生物资源利用、气候变化、污染以及外来物种入侵等‌‌。近日,一篇题为“改变人类行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Changing Human Behaviour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小编注意,该研究全面回顾了在改变行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针对各种威胁、利益相关者群体和沟通策略所做的最具实质性的工作,强调并明确指出了人类行为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重要联系,发人深省。该研究于2024年10月发表于《环境与资源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杂志。[该文于2024年8月21日作为《先期评论》首次发表。]


(人类)行为与生物多样性丧失联系起来

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要说服人类。在目前被列为全球濒危物种的40,000多个物种中,98%的物种完全受到人类行为驱动过程的威胁。然而,物种保护仍主要是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社会和行为科学则处于次要地位。

人类行为与生物多样性威胁之间的联系经常被提及,但却很少被明确指出,这可能是因为许多行为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间接影响。例如,通过食用牛肉,人们对红肉产生了需求,而红肉通过甲烷排放导致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造成栖息地丧失,从而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有害但间接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更直接的联系,即相对少数人的行为会对一些问题产生巨大的直接影响,从对受威胁物种的需求(如象牙或犀牛角),到为房地产开发而改变栖息地(如世界各地的许多沿海栖息地),再到农业实践,在许多国家,这些都是由相对少数的大规模土地所有者决定的。不管是间接影响还是直接影响,人类行为及其所处的社会系统都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


概念框架说明了多层次的行为因素,从个人和团体行为到政府政策,这些因素是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的驱动力,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

尽管人类行为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非常重要,而且二十年前人们就认识到了其重要性,但对保护行为改变的研究和资源投入却严重不足。研究通过三个轴心:威胁过程、目标利益相关者和交付渠道来研究行为改变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的文献。研究强调之所以遵循这一顺序是因为行为改变干预措施通常就是这样设计的,首先强调确定要应对的关键威胁,然后选择最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最后是最合适的交付渠道。


这个研究主要亮点包括

探讨如何通过改变人类行动来减轻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污染、气候变化、入侵物种和人类干扰。

影响不同群体采取有利于保护的行为的有效策略。

确定在设计和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改变干预措施方面存在的主要差距。

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行为改变主流化的需求评估的研究正在开展。

摘要

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要说服人类。人类行为驱动着对生物多样性的所有实质性威胁;因此,影响人类行为是缓解当前生物灭绝危机的唯一途径。研究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回顾了相关文献,重点介绍了当前影响人类行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证据。首先研究了为缓解不同威胁而采取的行为干预措施,从污染和气候变化到入侵物种和人类干扰。其次,研究了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干预措施,从选民、投资者、环境管理者到消费者、生产者和开采者。最后,回顾了实现行为改变的实施渠道,从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到涉及物理环境变化或亲自实施的干预措施。文章强调了主要的差距,包括大多数干预措施缺乏规模和强有力的影响评估,以及在设计和实施行为改变干预措施时需要优先考虑行为、克服可重复性危机和处理不平等问题。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威胁分类计划的定义,各部门和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主要人为威胁。

根据Balmford等人的定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背景下传播和实施行为干预的主要传播渠道。

研究强调:需超越知识和意识

几十年来,需要影响人们一直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重点往往是提高意识、增加知识和改变态度。虽然这些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很重要,但大量工作表明,意识、知识或态度的改变很少会导致行为的改变。事实上,尽管影响这些属性可能是必要的,但这些改变只是实现行为改变的初始步骤。只有当变化在现实世界中切实发生时,才能实现真正的保护收益和降低灭绝率。因此,强调意识、知识、态度或其他无形指标来理解或改变行为可能会分散注意力。这些指标更容易施加影响,但往往与行为改变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它们可能会造成一种进步的假象。


差距与前进方向

在回顾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背景下行为改变的现有文献之后,研究总结了未来的工作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并建议采取以下策略:

确定行为的优先次序

人类的每一个决定几乎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显然需要确定哪些行为与保护最相关。这种优先排序必须考虑影响行为的难易程度和成本,以及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可进行比较的格式获取有关不同行为的标准化信息将是一项挑战。制定统一的衡量标准以确定优先次序应是一个关键目标。

考虑不平等

最大化行为干预效果的一个关键部分是针对生态影响最大的部门、产品、群体和个人。当前和历史上的不平等影响了人们在满足基本健康、生计和能源需求的同时减少排放的能力,许多保护热点地区都位于较贫穷和较脆弱的地区。此外,缺乏公平感会削弱对环境政策的支持。

衡量影响

研究发现始终缺乏强有力的影响评估。这一点令人担忧,因为如果不清楚什么是有效的,宝贵的资源可能会被投入到对生物多样性状况没有帮助甚至可能恶化的活动中。只有以证据为导向的行为改变方法才能帮助实现其效益,并克服许多方面存在的怀疑,因为在这些方面,这类工作并不被视为严谨或研究密集型的。

扩大专题重点

本次审查在三个方面的广泛范围突出了文献中的几个重要空白。在传播方式方面,即使是成熟的传播渠道(如电视或广播),文献也很有限。鉴于这些渠道的广泛使用,这很可能再次反映了在实地实施的干预措施与文献中报道的少数干预措施之间的差距。关于不直接参与商品链的利益相关者,也存在明显的文献空白:投资者或政策制定者等群体受到的关注非常有限,其他群体,如宣传者和传播者,仅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得到研究。在威胁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自然系统的改变(如火灾管理)几乎没有相关文献,能源生产和采矿过程也没有相关文献。

扩大干预规模

尽管灭绝危机的全球规模已得到广泛证实,社会规模变革的必要性也已得到认可,但旨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规模(如多国)行为改变干预措施却鲜有实例。这种脱节意味着,尽管在公共卫生或国际发展等部门,肯定有行为改变干预措施有助于实现社会规模变革的例子;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此类行为干预措施的作用仍然相当有限。与国际发展或公共卫生等领域相比,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更为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扩大干预规模方面的挑战。另一个主要障碍是,我们不了解不同类型的干预措施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然,这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获得的资源多少有关。

应对可重复性危机

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努力应对可重复性危机,这对该领域的一些既定结论提出了挑战。这导致了人们对行为科学结果的有效性和可推广性的担忧。可能导致可复制性问题的因素包括发表偏差、“P值黑客”、样本量小、统计方法的滥用以及研究参与者缺乏多样性。在保护环境中不加区分地使用行为科学研究,可能会导致使用不可复制的研究结果,从而导致无效的保护干预措施,甚至产生不正常的结果。保护行为改变应遵循开放科学原则,预先登记研究项目,使用开源统计建模软件,计算并报告除p值以外的效应大小,并尽可能使用大样本量。


摄影:Linda Wong ©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

研究要点概述

1. 人类行为是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所有主要威胁的症结所在,而影响人类行为是遏制当前生物灭绝危机的唯一途径。


2. 谈到威胁,气候变化是大多数研究的重点,而关于入侵物种、自然系统改变或运输等主要威胁的文献却少得令人吃惊,关于能源生产和采矿的文献几乎为零。


3. 行为变化研究关注的利益相关者种类繁多,但对特定群体的关注程度却大相径庭。与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威胁的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选民、传播者、竞选者和游说者)相比,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生产者和开采者)的研究较多。


4. 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干预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实施模式,从社会和大众传媒到物理环境的改变。有一些证据表明,广播和电视等较为成熟的媒体具有潜力,但数字渠道和亲临现场的传递模式仅具有初步的证据基础。


5. 本次审查的三个轴心的主导主题是缺乏有力的评估,这限制了该研究就成功减少威胁、利益相关方或交付渠道得出绝对和相对的全面结论的能力。其他挑战,如已评估的干预措施规模有限,进一步阻碍了进展。

未来待解决问题

1. 更有利于实现和长期保持行为改变的行为环境和干预类型。


2. 特定人类行为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当生物反应存在时滞时。


3. 行为干预措施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使有影响力的干预措施扩大到更大比例的目标受众。


4. 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如何以及何时能够帮助培养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同理心和对环境负责的行为。


5. 个人行动与系统行动之间的错误二分法,因为两者都是应对气候和生态紧急情况所必需的,以及如何在不减少对另一种行动的需求的情况下促进两者的发展。


6. 以更多数据为导向的方法来确定未来干预措施中每单位成本能产生最积极影响的行为并确定其优先次序。


7. 行为研究应超越西方受教育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富裕民主国家的人群,以确保干预措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仍具有相关性。


《别让他们只留在记忆里》。儿童画作,黄琳洛。图片来源:第六届国际少儿环保公益绘画大赛 【图文无关】

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见原文: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nviron-111522-103028


THE END

湿

编译 | Samantha

审核 | YJ

排版 | 绿叶


卡塔尔的红树林。©摄影:王敏幹(John MK Wong) | 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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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绿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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