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1月26日深夜，西郊玉泉山的灯光还亮着。聂荣臻刚从朝鲜回到北京，带着几只被血迹染黑的药瓶。他把瓶子往桌上一摆，只说了一句：“前线就靠这些救命。”毛主席瞥了一眼，沉默几秒，随后抬手把瓶子扫落，怒喝：“假药，奸商该杀！”

1952年1月26日深夜，西郊玉泉山的灯光还亮着。聂荣臻刚从朝鲜回到北京，带着几只被血迹染黑的药瓶。他把瓶子往桌上一摆，只说了一句：“前线就靠这些救命。”毛主席瞥了一眼，沉默几秒，随后抬手把瓶子扫落，怒喝：“假药，奸商该杀！”

这一夜的怒火并非偶然。半年多来，志愿军手里的消炎药时好时坏，战地医院甚至出现多名轻伤员因感染暴亡的怪事。医生对药粉做了粗检，赫然发现成分几乎都是玉米面。线索层层上报，最终落到聂荣臻肩头，他只能亲自护送问题药样回国求证。

朝鲜战场缺的不只是炮弹，还有看似不起眼的青霉素。美国在海上设封锁线，进口渠道几乎被切断，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上海——那时全国西药、玻璃器皿、棉纱布七成要从这里发出。正因为供不应求，投机客闻味而来，其中混入一个极其危险的名字：王康年。

这人1924年生于杭州，十七岁跑到上海电台做播音，半天就学会了两件事：行情消息值钱，谎话如果配合时髦腔调就更值钱。结婚后，他借岳父的巡捕身份盘下一间百货小铺，凭“让利三分”招牌聚拢生意，可利润薄得他心里发痒。1947年改行卖西药，大康西药行挂牌那天，他只凑出两成现金，却敢贴出“现货充足”海报。缺口怎么补？收订金、开栈单、把顾客的货先卖别家，再用涨价差补洞。战乱年代价格疯涨，他的窟窿越来越大，靠新债堵旧债成了惯性动作。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欠货的商家可以缓赔，王康年的生意因此起死回生。表面上他热心参加工商联座谈，背后却攀上了银行、质检、仓储几个关键环节的关系网，只要礼物送到位，发票、证明、批文都不是事。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代表到上海紧急采购一批消治龙药粉、氯霉素及外科急救包，王康年瞅准机会，一口应下三亿元旧币的巨单，承诺“十二月上旬前全部发齐”。

药行账面根本没货，他照样收款。员工提醒他药厂断供、价格上天，他却摆手：“货过不了海关也到不了前线，我只要把单做漂亮。”随后，他关起库房用玉米面压片、把旧纱布拆洗后重新缝合，甚至把鱼肝油兑进止咳糖浆当青霉素。质检关要怎么过？方法简单粗暴——行贿。几只瑞士表、十几条香烟，再加厚封信封，批条盖章即刻到手。

12月下旬，几车“特效药”在码头装箱。前线军医拆开一闻，全是玉米味，顿感不妙，可战伤等不起，仍抱着侥幸心理给轻伤员试用。两天后，七名战士伤口化脓扩散，其中两人败血症去世。军医猛拍桌子：“这哪是药？就是饲料！”一句话戳穿了骗局。

尸检报告随着寒风送到志愿军总部，聂荣臻听完，脸色铁青，说：“此事必须给主席交待。”于是才有了京城深夜那声怒吼。

毛主席下达命令，当晚电告陈毅：限时破案。陈毅拉起专案组，从药房查到质检所，又查到运输码头，却始终抓不到实证。关键线索来自银行：金城沪行账目里，大康西药行在短短三个月进出三亿元，而王康年此前负债累累，资金来源明显异常。专案组直扑景星里药行，职员滕仲年一见公章就腿软，供出真相：“老板让我们把玉米面磨细装瓶，还说‘吃不死人’。”另一名伙计更直白：“钱都用在打点和炒外汇了。”

王康年被带到讯问室，仍自辩：“药被人调包。”审讯员抬手摔下几十封质检人员的检举信，他见状嘴唇哆嗦，蹲在地上才挤出一句：“我认罪。”

《解放军报》随后公布案情：骗取军费、伪造药品、行贿八十五人、偷漏税款两亿余元，更列出21679名因缺医少药牺牲的战士数字，引发全国公愤。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宣判王康年死刑，当天执行。有人问他最后想说什么，他断断续续吐出四个字：“不该贪心。”

王康年伏法后，上海工商界震动。几乎同时，胡恒庆偷工减料军鞋、安景远与刘云生供应变质食品的案件接连曝光。“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偷盗国家经济情报这五条红线一步步被拉紧。许多商人这才意识到，新中国再也不是旧租界，赚昧心钱的日子到头了。

朝鲜战场依旧枪声不断，可后方供应链很快稳固。到1953年夏，前线平均每名轻伤员可分到四支青霉素，军鞋通过正规军需厂集中生产，干粮、罐头按热量标准配发。志愿军士气因此大增，多名军医在日记里只写了两个字：“放心。”

奸商伏诛，战士安魂。前线需要的不只是钢枪，同样需要干净可靠的药片与纱布。那一夜西山的怒拍桌声，至今仍是警钟。

来源：一枝青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