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穿深青色官袍的人站在未完工的轮船边，看着船身上的铆钉发呆。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夜里，安庆城的风有点大。

江边的内军械所灯火还没熄，几名工匠披着棉衣正往厂房里搬钢材。

一个穿深青色官袍的人站在未完工的轮船边，看着船身上的铆钉发呆。

那是黄鹄号，清朝第一艘自制轮船。

站在那儿的人，是曾国藩。

说实话，没人想到他会亲自跑来盯这个事儿。

毕竟，那时候他已经是直隶总督，手里管着一大片地，也不是缺人干活。

可他就是来了，还一声不吭地待了半个时辰。

有人后来回忆他说，那天他眼神特别冷静，也特别累，像是刚从什么赌局里出来。

这事儿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1852年，太平天国的军队一路打到长沙，清廷急得团团转。

那会儿的中央军，八旗和绿营，战斗力几乎为零。

朝里也没几个能打仗的，文官们一看局势不妙，全把目光投向了曾国藩。

这个人那时候刚从礼部转去办团练，说白了，就是地方自卫武装。

可曾国藩那会儿，从没带过兵。

人倒是稳，但性子慢。

按理说，打仗这事儿他真不是首选。

可就是这么个看起来不靠谱的文官，几年后，硬是把湘军办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咸丰四年，他亲手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胜负不在兵器，而在于人心。”

不过，这人心哪儿来的？他靠的不是金银，是笼络，是制度，是教化。

他让士兵每天读书写字，哪怕在前线，也不许懈怠。

士兵犯错，罚得不轻；将领贪污，立马撤换。

他对自己也狠，有次军中爆发疫病，他硬是亲自下火线视察，还让人把他的床铺让给重病兵睡。

可别以为他一直这么顺。

早年的曾国藩，几次科举都没考中。

最惨的一次，是他写的文章被钉在乡试公示墙上，当成“反面教材”。

那年他才二十出头，这种羞辱放别人身上早就躺平了。

他没躺。

他回老家闭门读书，一读就是半年，饭都自己煮，书自己抄。

家里人都说这孩子是疯了，连邻居都劝：“别读了，去种田吧。”

他没听。

21岁那年，他终于中了秀才。

第二年，又中了举人。

再三年，进了翰林。

速度不算快，但稳。

而且他特别能扛事儿。

有人说他“生性木讷”，可就是这股子不急不躁的劲儿，让他能在最乱的年代站稳脚跟。

说起来，他和左宗棠那点事儿，也挺让人琢磨的。

左宗棠当年在湖南做事，曾国藩看中了他，想推荐他上位。

可左宗棠脾气大，嘴也硬。

后来两人政见不同，左宗棠甚至在军机处当面批评曾国藩，说他处理战俘太残忍，打仗又墨守成规。

换别人早就翻脸了。

可曾国藩一声不吭，写信回去只说：“左公所言，虽有偏激，亦不无益处。”就这样，两人虽不再亲近，却始终没有撕破脸。

这种气度，在当时的官场里，算是极少见的。

不过，曾国藩最让人意外的，还不是打仗，也不是忍让，而是他对“变”的执着。

那会儿大清基本上还靠帆船，西洋的蒸汽轮船已经开进黄浦江了。

很多人觉得这是妖术，不能学。

他不这么看。

他在安庆设立军械所，造炮造船，还写信建议设“幼童出洋计划”，送小孩去美国学技术——这年头听着挺正常，在那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跟幕僚说：“国家必将变，不变则亡。”这话没什么花头，但背后，是他多年来对中国现状的深刻反思。

他不是西化派，也不是顽固派，他要的是“可行之法”。

可惜，再务实的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

他一手创立的湘军，后来被他的弟弟和亲信掌控，逐渐变了味儿。

地方武装开始坐大，朝廷反而更依赖他们。

等他晚年回京述职，朝中很多年轻官员已经不再听他的。

就连他自己，也在日记里写过一句：“天下之大，非我所能独安。”

那年冬天，他在北京病倒。

次年三月去世，年五十九。

治丧简陋，遗命不设祭典、不建祠堂。

棺木从北京抬回湖南，路上没有鼓乐，也没有仪仗，只有几名弟子低头随行。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曾涤生。

参考资料：

李鸿章等，《曾文正公家书》，中华书局，1986年。

唐浩明，《曾国藩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树民，《晚清湘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来源：难有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