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3年，日军进犯华北地区长城各关口，逼近平津。从1933年1月—5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山海关、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重要长城关口，都留下了中华儿女的卫国热血。这次二十多万军队对日作战主要围绕长城一线重要关口要塞的争夺展开，故称“长城抗战”
1933年，日军进犯华北地区长城各关口，逼近平津。从1933年1月—5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山海关、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重要长城关口，都留下了中华儿女的卫国热血。这次二十多万军队对日作战主要围绕长城一线重要关口要塞的争夺展开，故称“长城抗战”。
巨大的国力和武器差距，让中国军队作出了惨烈的牺牲。山海关浴血3日，586名中国守军壮烈牺牲。《长城抗战档案汇编》记载，参战中国军队总伤亡达40744人，其中阵亡16725人。
《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都在此背景中创作流传。“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觉醒，为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作出重要铺垫。
9月30日被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天津广播记者重走长城抗战的足迹，缅怀英烈，聆听民族觉醒的声音。
山海关下，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如今是旅游胜地，记者几乎找不到当年鏖战的痕迹。但在古城东南角，伫立着一座纪念碑，主碑高8米，呈“八”字形，两翼长1.4米，中间悬铜板，刻有“榆关抗战纪念碑”七个大字。
工作日上午，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政协文史研究员刘学勤来到现场，仰望榆关抗战纪念碑，告诉记者，“这座纪念碑是山海关区人民政府在1988年设立的，为了纪念在榆关抗战中牺牲的守城将士。”
▲刘学勤在榆关抗战纪念碑前
在榆关抗战纪念碑的身后，就是巍峨雄伟的“天下第一关”。92年前，这里的城墙曾被炮火撕裂，纪念碑的碑文中，记录着那段历史。
“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味屈辱忍让，对内则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围剿。
山海关，古称榆关、临渝关，为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是军事重地。但在当时的中国，北京、天津直到山海关沿路的战略要地，都被迫允许英、法、意、俄等外国军队驻扎。日本守备队在这里驻扎近300人。
驻防在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这支部队总数不足万人，榆关旅部仅有两个营的兵力。
1933年1月1日，日本山海关守备队在火车站里制造事端，要求中国守军撤出南关，嚣张地宣告“城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否则即以武力夺取。”
傍晚时分，时任东北军独立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了《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
1933年1月1日晚22：50分，榆关之战正式打响。
古城墙上，浴血奋战三昼夜
刘学勤自小在山海关下长大，常听祖辈们说起那场战斗，“打仗的时候老百姓都躲着不敢出来，但是能听见外面的枪炮一直响了三天，连城墙都被炸出了好大的豁口！”
《长城抗战》一书中，记录了那场激烈的战斗——
“日军用炮兵火力及铁甲车、兵舰重炮同时向山海关南门城楼、鼓楼、东南角楼等处以猛烈炮火攻击，并由飞机向我军阵地及城内各处轰炸。守军626团1营的士兵在安德馨营长的指挥下，个个手持大刀，腰挂手榴弹，在城墙上严阵以待。日军嚣张地爬梯登城，狂妄至极！根据以往占领东北的经验，根本没想到中国军队可能还击。当敌人凶神恶煞地爬上城墙，随着一声令下，中国守军的石块雨点般猛烈砸向爬城的日军，打得日军措手不及，纷纷掉下云梯。随之，中国守军拉响手榴弹投入混乱的敌群，只听‘轰轰’一阵爆炸，日军的第一次攻击被打败了！”
▲榆关抗战中与日军战斗的中国军人 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驻守长城的中国军人还没来得及品味胜利的喜悦，更严峻考验就接踵而来。
很快，日军又组织了多次进攻，均被中国守军击退。进攻的受阻使日军更加疯狂，2日凌晨，关东军第8师团的3辆铁甲车，载步炮兵2000余名，开到山海关车站。
“1月2日一整天，枪炮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由于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兵力兵器也得不到新的补充，中国守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但前面倒下一批，后面立即顶上去，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到了1月3日，日军继续向山海关车站增加兵力，南海面开来军舰两艘，海陆空军向榆关总攻。敌炮30余门，齐轰东南城角，守军无法及时修复，日军趁此机会，以坦克开路，步兵跟进，向城里冲来。此时，守军人数已无多，营长安德馨以下，2连连长刘虞宸、3连连长关景全、4连连长王宏元、5连连长谢振藩等人，尽皆战死，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直到下午2时，山海关四门均被日军突破，我守城官兵只有十几人在团长率领下，由南水门退出，山海关失陷。”这些年来，刘学勤一直在收集、整理榆关之战的历史资料，也跟很多人讲述过那场堪称惨烈的战斗。
一边是日军的重装备和空地、步炮协同的战术。一边是中国守军残缺的武器和以肉相搏的牺牲精神。“当时安德馨营只有步枪、手榴弹，最好的武器就是轻机枪，有的当兵的连枪都没有，就拿大刀御敌。何柱国的第九旅其实是有炮的，但是没有部署在这个地方。”
回顾那段历史，刘学勤深深地叹了口气，“在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守卫山海关的将士们坚持了三天，内无弹药外无援兵，确实是以血肉之躯在抗击敌人。”
日寇进城后，老百姓就遭了殃。那段岁月，也是刘学勤的祖辈们不愿回忆的伤痛。
“那时候日本人经常到家里边抢东西，我姥姥就把一些小米跟草根，泥土掺在一块儿，压成砖码在炕上。实在没有吃的了，到了深夜爬起来，把砖泡水里，把土洗掉了，洗出一小捧粮食，熬一锅粥，一家人就吃上一顿饭。等到早晨开门出去看看，邻居家也出来人了，这是又活了一天。”
九十二年，以史为鉴向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榆关抗战和山海关沦陷，在刘学勤的心中都是一段不忍闻说的屈辱历史。直到2020年后，他成为山海关区政协文史研究员，开始系统收集整理山海关抗战的历史资料。
其中的一些发现，让他感触颇深。
“山海关守军626团1营营长安德馨，是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位回族军官。”在阅读长城抗战的史料时，刘学勤看到了有关安德馨牺牲的详细记载。
“1月3日的战斗到了尾声，山海关城墙被炸出豁口，日军的坦克冲了过来。安德馨看着日军的坦克进了城，自己却没有打坦克的武器。无奈之下，他带领着几个士兵抱着炸药包和手榴弹冲上去，想炸毁坦克，但是被敌军的子弹击中，倒在了战场上。”
在搜集整理榆关抗战的历史资料时，刘学勤也深刻感受到了当时的山海关民众，对于抗日英雄的敬意。“安德馨牺牲后，山海关的回民群众躲过了日寇的监视，把他的遗体抢回来，送回他的家乡保定安葬。”
▲在山海关牺牲的安德馨营长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榆关抗战，何柱国曾做出如此回顾，“‘天下第一关’这个天险，沦于敌手，我固引为终身遗憾。在临渝失陷之后，我并没有进行反攻，只是指挥外围零星战争，按预定计划，严阵以待，准备与敌人做殊死拼搏，以保卫平津。”
1933年1月16日，何柱国任第五十七军军长，继续参加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后，何柱国先后率部在晋西北、皖北等地区，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柱国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85年9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何柱国 图片来源网络
92年硝烟散尽，在榆关抗战纪念碑上，留下了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安德馨营长，以及四位连长的名字，其余将士都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可供后人祭奠的烈士公墓。
“战斗结束后，榆关沦陷，日军进城了，在战争中死亡的中国军人、中国老百姓的遗体就地掩埋在战场附近的山野之中了。”说到这里，刘学勤又一次深深叹息。
▲今日山海关 图片来源网络
秋高气爽的时节，“天下第一关”的城墙下是一座开放式公园，一些老年人在这里休闲健身，打太极、下象棋，目之所及皆是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但榆关抗战纪念碑，长城抗战雕塑，以及刚刚落成的长城博物馆都在提醒，这里曾有586名中国守军壮烈牺牲。
来源：天津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