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是隋炀帝杨广主持开凿的，但其实在隋炀帝之前，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不少人工运河。早在西周时期，吴国为了灌溉农田、促进生产，也为了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就在苏州和无锡之间挖了一条运河，全长28公里。后来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又挖了一条从苏州出发，经过无锡、常州、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辉煌的城市，比如洛阳、开封、扬州、杭州等等。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城市的崛起和衰落，都和一条大河有关——那就是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杨广主持开凿的，但其实在隋炀帝之前，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不少人工运河。早在西周时期，吴国为了灌溉农田、促进生产，也为了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就在苏州和无锡之间挖了一条运河，全长28公里。后来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又挖了一条从苏州出发，经过无锡、常州、镇江进入长江，再沿江而上直达扬州的运河，全长170公里。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江南地区不断开挖新运河、疏浚旧河道，逐渐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水路运输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诸侯常年打仗，北方也在不断挖运河用来运输粮草和兵力。比如曹操就挖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曹丕代汉之后，重臣贾逵开了贾侯渠，邓艾开了广漕渠。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已经布满了人工运河。

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了真正实现全国一盘棋，也为了沟通河北、江南和关中的政治经济联系，隋炀帝从大业元年起，陆续征发数百万人，开通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运河，把近千年来挖掘的人工运河和自然水系连接起来，形成了运河版的“车同轨”。虽然隋朝和秦朝一样二世而亡，但隋朝留下的大运河却造福了中国一千多年，直接推动了中国南北的经济大发展。

长三角地区本就土地肥沃，经过吴越和六朝的开发治理，到隋唐时期经济已经相当发达。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更是直接把长三角和关中、河南、河北这些传统经济重心联系起来，让长三角有了持续吸纳资源的能力。结果就是长三角人口爆炸式增长——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淮南道和江南道的人口只有133.6万，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已经达到127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人口多了，劳动力就充沛。于是长三角出产大量粮食，在人口和粮食的双重加持下，纺织、木材、矿产、典当等行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相当繁荣的市场经济。这样发展了一百多年，长三角成为唐朝新崛起的经济重地。

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河北的钱粮物资，有大运河连接的长三角就成了唐朝的造血库，支撑唐朝又运转了一百五十多年。也因为大运河沟通南北，催生了一系列城市的崛起。

南方是杭州和扬州。杭州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城市，但随着大运河开通，作为运河最南端的它，很快成了“东南名都”“咽喉吴越”“四雄江海”的著名商业大城市。而扬州作为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占尽了地理优势，不仅是唐朝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外国商船进入唐朝的中转站。

北方则是洛阳和开封。洛阳是南北两段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河北和江南物资的集散地，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正因为这样，隋炀帝把洛阳定为东都，常年待在那里不愿回长安。唐高宗李治也把洛阳改为东都，经常和武则天去洛阳居住。武则天称帝后，更是把洛阳改为神都，直接作为武周的首都。

到了唐朝末年，由于河朔藩镇割据，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失去了运输功能，开封作为大运河南段通济渠的中转枢纽，地位就格外重要起来。于是开封成了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加上河南的农业基础和人才资源，它迅速从一个区域性城市成长为全国性大城市，甚至具备了做首都的资格。

宋朝时，赵匡胤本想迁都洛阳，再迁往长安，但大臣们不愿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封是大运河的中转枢纽，比长安、洛阳更容易获得江南的钱粮物资。赵匡胤知道众议难违，于是才有了那个“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东京汴梁。

但宋朝定都开封，也导致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和军事重心完全分离，冗兵冗费的问题不可避免。后来积贫积弱的宋朝灭亡，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把军事重心和政治中心合二为一，既能节制边境兵马，又能节省军费开支，算是修正了宋朝的bug。

为了沟通经济重心，原来流经河南的隋唐大运河被改道流经山东，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奠定了“北方是兵马，南方是钱粮”的中国历史第三阶段格局。随着大运河东移，一大批城市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

首先是大运河不再流经河南，洛阳和开封失去了物资集散地的经济功能，不可避免地衰落，从全国性大城市变回区域性城市。其次，大运河流经的东部城市开始崛起。比如山东聊城管辖的临清，因为紧邻大运河，成了华北最大的棉布和粮食集散地，据说常年定居人口超过百万，号称“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是不折不扣的全国性商业大城市。

再往南，“南北咽喉”“四百万漕船皆经其地”的济宁、“漕政通于七省”的淮安，都因为大运河发展成大型商业城市。尤其是淮安，一度和苏州、杭州、扬州并称“四大都会”，繁荣的经济还催生了风靡天下的淮扬菜。

大运河北段改造造成了北方城市的兴衰，而南段没有变动，长三角的城市依然繁荣。杭州作为大运河最南端，继续承担物资集散功能，整个浙江的钱粮物资都向这里汇聚，再经运河北上。因为发源于徽州的新安江在杭州与大运河汇合，杭州的特殊经济地位也吸引了徽州商人的目光。他们把木材、石料、纸张、徽墨等特产运到杭州，再沿运河销售，最终崛起为财力雄厚的徽商，杭州也成了徽商的老根据地。

如果说杭州成就了徽商，那扬州就成就了盐商。历朝历代，食盐都是紧缺商品，而长三角的淮盐产地就在淮安、盐城一带。盐商采购食盐后，总要找存放点、贸易点和资本安身之所。坐落于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点、自古繁华的扬州就成了最佳选择。于是扬州不仅享受大运河的贸易红利，还接收整个长江流域的贸易红利，更吸纳了两淮盐商的资本——这样的城市，不繁荣才怪。

此外，原本农业就发达的苏州，在大运河加持下一发不可收拾，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地位，与杭州并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不过万事有始有终。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从长三角到北京的漕运被迫中断。两年后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堵废弃。为了获取长三角的钱粮物资，清政府决定放弃漕运，改用海路运输。从那时起，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沿岸经济总量日渐萎缩，依赖运河的城市也走向衰落。

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崛起的城市是靠近海运、又能与欧美直接接触的东部沿海城市，比如上海、广州、天津等。除了苏州、杭州这样底蕴深厚的城市能够融入新进程之外，扬州、淮安、临清等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和洛阳、开封一样，变回了省内的区域性城市。

总的来说，隋唐之后的中国经济史，就是一部大运河的历史。大运河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复苏；大运河离开哪里，哪里就会衰落。一条看似普通的大运河，决定了数百座城市的兴衰，也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

这段历史也深刻说明了一个道理：要想富，先修路。有了顺畅的交通运输，货才能流进来，人才能走出去，货币才能周转起来，然后才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就业岗位，大多数人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