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15岁才知道我原来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9-30 10:15 1

摘要:1976年11月17日晚,台北电视台插播一条“要犯判决”新闻,蒋经国在镜头前语速极快,宣布陈明忠“图谋武装叛乱”。屏幕另一侧,陌生观众只看到一个瘦削身影被警备队推上吉普车,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在“白色恐怖”的档案里出现了二十六年。第二天,《纽约时报》整版广告

1976年11月17日晚,台北电视台插播一条“要犯判决”新闻,蒋经国在镜头前语速极快,宣布陈明忠“图谋武装叛乱”。屏幕另一侧,陌生观众只看到一个瘦削身影被警备队推上吉普车,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在“白色恐怖”的档案里出现了二十六年。第二天,《纽约时报》整版广告横空而出,标题醒目——“Save Chen Ming-Chung”,1.6万美元的版面费来自海外保钓留学生,舆论才将绞索暂时松开。

镜头拉回到更早之前。1930年代,高雄冈山。课堂里挂着“皇民化训育纲要”,黑板左上角有一行粉笔字——“台湾人即日本人”。十二岁的陈明忠照本宣科背诵,却始终搞不懂,为何每当下课,日本同学会揪着他的衣领骂一声“清国奴”。困惑埋在心里,直到两年后,他在图书室里翻到一本日文版《三民主义》。那一晚风急雨骤,他捧着借来的书,反复默读“民族、民权、民生”几个汉字,心里第一次升起句子——“原来我是中国人”。

身份的震动并未就此停歇。1944年,他考入台中农业专门学校;隔年春天,日军强征“志愿兵”,操场上排列四队,连名字都改成片假名。走出兵站前,教官冷不丁丢下一句:“进去的是皇军,出来就是忠魂。”陈明忠握紧队列牌号,惊觉自己不过是殖民机器上的可替换螺丝。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雄街头到处是“庆祝光复”的红纸条。陈明忠退伍返校,迎着陆续抵台的国民政府官兵,胸口那股民族激动尚未降温,紧接着却碰上另一轮打击。1947年2月,二二八枪声响起,街头的庆祝横幅变成逃难行囊,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市民连射三天。陈明忠亲眼看见中学教师倒在邮局门口,血迹顺着台阶流入排水沟,那一幕让他彻底与国民党决裂。

1949年秋,一份“台中区地下工作名单”悄悄递到军统台北指挥所。名单上第七栏写着“陈明忠,农学院学生”。抓捕行动次日拂晓展开,陈明忠拒绝签认罪笔录,被送往屏东炼狱般的新店军法处审讯。十年刑期,起始日期标注为1950年3月。同期进入牢房的一千五百多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有一千一百余人再也没有走出监狱的大门。

第一段服刑里,囚室比教室更像夜校。月光透进铁栅,几张香烟纸写满《共产党宣言》摘要,在被窝间悄悄传递。有人谈工运,有人背《资本论》,也有人因恐惧而告密。陈明忠靠近墙角,每天划一道刻痕,十年后墙面留下三千六百五十三条白印,他却将姓名还保在胸口。

1970年代初,岛内政治气氛再度收紧,情治系统加大对“党外”群体的监控。1976年初冬,情报处认定陈明忠“往返东南亚筹措武器”,逮捕令第二次生效。这一次军法官直接开出死刑判决书,执行日期空白。面对威逼,警总审讯员冷笑:“两个阶段,你就会全部交代。”陈明忠轻声答了一句,“决定了死,就不再怕死。”对话像石子落水,审讯室竟一瞬静默。

就在行刑名单上报前夜,国际特赦组织与海外保钓团体完成那张轰动世界的整版广告;蒋经国迫于压力改判十五年。外界看热闹,狱中却无人敢大声庆祝——因为过早庆祝,往往意味着新一轮逼供。

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严。陈明忠获准“保外医治”,离开牢门时双手依然戴着手铐,脚步却稳。他发现,岛内媒体长期将统派与“匪谍”捆绑,社会氛围对统一议题近乎真空。陈明忠没有退场,加入劳工阵线、促统组织,一场又一场校际演讲,从身份记忆讲到经济互补,言辞尖锐却不乏数据。台大一位年轻学生听完后私下说:“老先生,您不怕被贴标签?”陈明忠回道:“标签贴久了,也就当成皮肤。”

1990年,他获准出境,先到东京,再赴纽约,向当年掏腰包买广告的陌生朋友致谢。席间有人提议合影留念,他笑着把衣袖挽起,露出手臂斑点与疤痕,“这些是台湾历史里很难翻过去的一页。”照片后来在多伦多学生活动中心展出,引来不少人驻足。

此后近三十年,陈明忠持续撰写回忆录、参与座谈、整理白色恐怖亲历者口述。他不避艰涩,常常用“资本外移”“岛屿经济半边缘化”作开场,但每次讲到两岸身份,总要停顿数秒,再低声补一句:“十五岁那年,如果那本书没塞进书包,我可能就成了另一种人。”

2019年11月。台北一处不起眼的公寓,陈明忠安静离世,享年九十岁。生前几乎没有官方褒扬,讣告由家属自行张贴。外界哄闹的选举声浪中,这则消息显得微弱。不过,白色恐怖史料中心的研究员当晚更新档案,把“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后面加了时间标注:1976—1980(改判)。

回看这条曲折路径,可以发现,他的传奇并不靠戏剧转折支撑,而是一次又一次对身份与信念的自我确认。殖民教育、战时征兵、二二八血腥镇压、白色恐怖审讯、海外救援,这些看似割裂的场景,被他一生串在同一条线索上——“我是中国人”。对于跨越殖民、内战、冷战的台湾社会,这八个字意味着什么,还远未盖棺。但毋庸置疑的是,陈明忠用二十一年铁窗与七十余年奔走证明,身份认同可以被剥夺,却也能在最黑暗处重新生长。

来源:实说历史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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