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仝涛先生在今年6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后，由于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高度发展，立刻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现象级的反响。《光明日报》为此组织“学术争鸣”专版加以讨论，目前发表的争鸣文章已经有5

尕日塘秦石刻（仝涛拍摄）

仝涛先生在今年6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后，由于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高度发展，立刻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现象级的反响。《光明日报》为此组织“学术争鸣”专版加以讨论，目前发表的争鸣文章已经有58篇之多，其他报刊以及自媒体发表的关于昆仑刻石的文章及观点更是难以计数。何以一处仅37字石刻的发现却引起全社会普遍的反响，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

首先是话题的包容性：既可阳春白雪，谈论内容所涉及的秦代官职、交通、金属工具以及小篆字体的演化等等；又能下里巴人，说说石锈、字体风格、高寒天气对刻字行为的限制以及对字体的侵蚀等等。贴近性降低认知门槛，使公众更容易代入和参与讨论，这就是传播逻辑。知识型可以从知识角度加以论述，参与型也可以从印象上谈主观感受。好多人认为是“一眼假”或“大开门”，这个说法的后面是指不需要具有专门知识，门槛低，仅凭常识即可参与。其实没有常识也可以参与话题与讨论，如同西方伪史说一样，立场胜过常识，观点先于辩论。

网络自媒体时代的争讼往往都只是一个立场问题，而与知识结构、价值判断和道德衡量无关。将整个人群社会分成正反两方，这是自媒体自身发展所要求的。自媒体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流量，流量决定着每一个自媒体的生死存亡。流量的决定性因素是普通人们的关注，只有关注的人多了，流量才能上去。如何争取更多的人关注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将观众分成正反两方并进行争论的话题。所以在这种一切均被流量决定的网络自媒体时代，人们一定会分成正反两派。而之所以分成两派，并非观点的不同，而是立场的不同。

立场问题最终引出的是一个文化潮流与身份认同的问题。现代社会中人群之所以在争辩时更多关注立场而非论点本身的正确性，主要是由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价值体系的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夺舍”现象严重。算法推荐系统倾向于为用户推送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这导致人们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单一、片面，形成了所谓的“信息茧房”。有人只看到秦人字体与风格，而有人却只看到风雨的侵蚀程度，其他信息全部被夺舍了。“打死不同意……”“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等说法就是一个立场的选择和表达，是指有意识地选择非专门知识。

青海河源地区地广人稀，不仅海拔高、气候也寒冷，这里几乎没有发现过任何象征人类曾经活动过的文物遗址，有人也是古代游牧的羌戎人，按照《礼记·王制》说法，这里的羌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尤其是河源地区，那里的自然景观与游牧方式一直是都市人群所向往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本身就具有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的荒僻之地却发现了采药石刻，历史与神话的神秘性又进一步使其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

长生不老、求仙问药一直吸引着从王室到百姓所有的人，因为这除了其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神秘性外，这还是一个可以体现全民平等的话题。一个人的寿命不能因为你是贵族皇室而增长，也不能由于你是贩夫乞儿而减少。生命的质量可以不平等，但生命的长度是平等的，这就是《庄子·天地》所说的“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或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所表达的：“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冯梦龙在《孟子·公孙丑下》说得更加通俗明白：“唯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死生一时。”这种平等意识使普通百姓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与皇室贵胄是一样的，关心他们就是关心自己，秦皇汉武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尽管史书上曾记载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屡次外出巡幸求仙寻药，但毕竟只是传说，孰知司马迁等人不是在讲故事？而刻石的发现则证明了历史文献中所记述的事情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竟然是真的。而且作为东方泱泱第一庞大帝国的皇帝在遥远的河源地区寻求不死药，融汇了一般人最无法抗拒的浪漫、真实、神秘于一体，是缓释现代生活中刻板、沉闷与无聊的最佳话题。药与远方如同诗与远方一样，都是现代都市人的治愈良药。这种良药的疗效在于想象：越是神秘越有诱惑，越是遥远越有功效；越是有人说假的，越是有人相信是真的。

药与远方也是一种景观。是法国著名的理论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1967年出版的《景观社会》一书中提出“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这一概念，德波说“景观”并不是指单纯的视觉景象，而是指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性的物质重构，是一种通过图像和表象来组织和控制社会关系的方式。在这个社会里，人际关系主要通过图像的形式进行中介化处理，而不是直接的人际交往。这些图像可以是广告、电视节目、电影、新闻报道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看似客观但实际上服务于社会秩序维护的系统。

在景观社会中，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被商品化和异化为一系列图像，这种现象导致了个体与其自身行动之间的分离，人们更多的是消费这些由媒体制造出来的形象而非参与现实的社会活动。大众变成了旁观者，他们被动地接受着景观所提供的信息和价值观，而失去了主动创造和改变的能力。景观不仅是娱乐或消遣的形式，它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用来维持现状，并强化现有的分层或撕裂结构。昆仑刻石的“景观”由学者的争辩造成，而由整个社会消费。它所生成出来的“秦始皇”“采药”“昆仑”“真假”等一系列“景观”吸引着观景的看客。

最后还必须说说昆仑山采药石刻几次被“发现”以及前后的一系列状况，有意无意地增加了该发现的话题意识。正如侯光良先生和仝涛先生的文章里谈到的，该刻石早在2020年就已经被发现，而且于2023年也已纳入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的成果之中。不过这两次发现均未引起关注，因为侯光良先生认为这是元代的石刻，而第四次文物普查者未能辨识其时代，备注为时代未辨。最主要的是这两次发现均未辨识出“昆仑”二字，所以连文物部门都未引起重视。等至仝涛先生的《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发表并引起学术圈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后，首先是青海省各级文物部门顿时感到压力了，因为如此重要的石刻无论何时被发现或被破译都会招致社会上的非议：为何没有早点发现或早点破译？这种非议文物部门首当其冲，而且也是解释不清的。在仝涛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无论真假，青海省文物部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个具有国宝级文物潜在价值的石刻本体进行必要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青海无论是省上还是地方上的文物部门要做的只有三件事：上报等上级指示、对媒体沉默、对文物本体保护。所以6月25日当青海社科院组织的包括文字、考古（包括仝涛、侯光良二位先生）、岩画测年、地质、神话、民族、历史等多学科专家学者在内的昆仑文化考察团抵达扎陵湖畔拟对昆仑采药石刻进行现场考察时，竟然被当地的文物部门阻拦甚至未能接近石刻，原因是出于对石刻的保护。当地文物部门出于石刻保护的这一做法虽然有些绝对，但也无可厚非。只是这一做法旋被山铭伪作说者们作为口实，罪恶见不得阳光，真金不怕火炼，不让现场勘查岂非作假心虚？石刻的真假之辨又战争升级。

学术圈争执不下，社会上亟盼权威部门的结论，三个月后国家文物局才确认是秦刻石。三个月之内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针锋相对，《光明日报》也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尽管文物部门已经确认了石刻的真实性，但似乎争鸣还在继续，一时之间昆仑石刻似乎有可能演成与历史上《尚书》今古文之争或拉萨僧诤相媲美的文化大争辩。文化争辩最终导致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尚书》今古文之争促成了唐代科举、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的兴盛；拉萨僧诤导致了不同佛教学派在不同地区的流布与发达。同样，在这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而质疑着大学如历史等经典文科在AI时代存在的必要性时，昆仑采药石刻的发现却用千年沉默回击了AI的时代喧哗：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与进步是通过思想的碰撞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回答的。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