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温水杯递到她嘴边，她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嘴巴微微张着，像个等待喂食的雏鸟。

“妈，喝水。”

我把温水杯递到她嘴边，她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嘴巴微微张着，像个等待喂食的雏鸟。

这动作，我重复了快三十年了。

从我二十出头，到如今两鬓斑白，五十岁的人了，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我妈。

她叫赵淑云，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但在我的记忆里，她只是“我妈”，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自己吃饭，大部分时间都认不出我的病人。

阿尔茨海मर病，三十年，足以把一个鲜活的人，慢慢地、彻底地抹去，只剩下一个躯壳。

妻子张岚在厨房里洗碗，水流声哗哗地响，盖过了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女儿在房间里上网课，偶尔传来几句含混不清的英语。

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傍晚，和我过去一万多个傍晚一样，平静，规律，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闷。

我用勺子把碗里最后一点蛋羹喂给她，然后用温毛巾给她擦了擦嘴。她的皮肤很薄，像一层脆弱的纸，我不敢用力。

“好了，妈，吃完了。咱们准备睡觉了。”

她没什么反应，只是喉咙里发出一声无意义的咕哝。

我扶着她，一步一步挪回房间。她的身体很轻，几乎没什么重量，但我总觉得背上沉甸甸的。

安顿好她，盖好被子，我回到客厅，一屁股陷进沙发里。张岚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今天还行？”她问。

“老样子。”我拿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不甜，有点涩。

“小区里的王阿姨，今天又劝我，说送妈去专门的护理院吧，你们也该歇歇了。”张岚一边看电视，一边状似无意地提起。

我的心沉了一下。

这话不是第一次听了。亲戚、朋友、邻居，都这么说。他们说我孝顺，但也说我太傻，把自己的人生都搭进去了。

“再说吧。”我含糊地应付。

我知道张岚没有恶意，她也跟着我伺候了妈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我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我爸走得早，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她生病前，是个特别要强、特别爱干净的女人。我总觉得，把她送到那个全是陌生人的地方，是对她的背弃。

哪怕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隔壁房间很安静，只有母亲平稳的呼吸声。

我习惯了这种声音，它像一个钟摆，告诉我，这个家还在运转。

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隔壁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立刻清醒了，以为她要起夜，便披上衣服过去看看。

推开门，月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母亲身上。她竟然坐起来了，没有看我，而是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清明。

“妈？你怎么了？要上厕所吗？”我轻声问。

她缓缓地转过头，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感觉她好像认出我了。

她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沙哑，像生了锈的合页。

“阿伟……”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有十几年没叫过我的名字了。平时她只会叫我“哎”，或者叫我我爸的名字。

“哎，妈，我在。”我赶紧走过去，握住她冰凉的手。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混沌，取而代DE是急切。

“阿伟，我们的厂子……在南京……金陵纺织厂……”

她的话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说得很吃力。

我愣住了。什么厂子？南京？我只知道我们家祖籍是南京的，但那都是爷爷辈的事情了。

“妈，你说什么呢？什么厂子？”

“金陵纺织厂……”她重复着，抓着我的手越来越紧，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了，“账……账不对……要去看看……”

说完这几句，她眼里的光彩迅速褪去，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空洞的眼神。她松开我的手，缓缓躺下，闭上眼睛，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

我站在床边，手背上还留着她指甲的印子，心里翻江倒海。

是幻觉吗？是病人的胡话吗？

可她刚才的眼神，她叫我名字的语气，那么真实。

我回到自己房间，张岚被我吵醒了，揉着眼睛问：“怎么了？”

“妈刚才……好像清醒了一下。”我把刚才发生的事跟她说了一遍。

张岚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哎呀，你别想太多了。医生不是说了吗？这叫‘回光返照’，有时候病人会突然清醒一小会儿，说些以前的事。你妈都病了三十年了，脑子里记得的东西早都乱了。快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她说得有道理。

理智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偶然，一个毫无意义的插曲。

可“金陵纺织厂”这六个字，像一颗钉子，钉在了我的脑子里。

第二天，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在图书馆整理旧报纸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在电脑上输入了“金陵纺织厂”几个字。

搜索结果寥寥无几，都是些地方志的零散记载。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有过一批民营的小纺织厂，后来随着国企改革和市场冲击，大多都倒闭或者被兼并了。

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我自嘲地笑了笑，觉得自己真是魔怔了。

晚上回家，母亲又恢复了老样子，安安静静地坐在轮椅上，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

我给她喂饭的时候，忍不住试探着问：“妈，你还记得……金陵纺织厂吗？”

她毫无反应。

看来，昨晚真的只是一场梦。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努力把那晚的插曲从脑子里赶出去，专心上班，回家照顾母亲。

可越是想忘记，那几个字就越是清晰。

一个周末，我大扫除，整理母亲房间里那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那是她生病前用过的，里面都是些老物件。

我本来只是想擦擦灰，可手一碰到箱子，就想起了那晚的事。

我打开了箱子。

里面是些旧衣服，散发着樟脑丸和时光混合的味道。衣服下面，是一些信件和本子。

我爸的信，我小时候的奖状，还有一本……红皮的笔记本。

我翻开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是我母亲清秀的字迹。

不是日记，像是一本工作笔记。上面记录着一些布料的种类、进货价、出货量……还有一些人名和电话号码。

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行字。

“金陵纺织厂，股份协议，壹式贰份。”

下面，是我母亲赵淑云的名字，还有一个叫“王建国”的名字。

我的手开始微微发抖。

这不是梦。

我把笔记本拿到客厅，张岚正在看电视。

“你看这个。”我把本子递给她。

她看了半天，皱着眉说：“这能说明什么？就是个旧本子。说不定是你妈年轻时在哪儿上过班，记着玩的。”

“可她那天晚上，说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名字。”

“李伟，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张岚把本子还给我，语气里有些担忧，“妈病了这么多年，你心里有执念，我理解。但你不能把她一句胡话当真啊。为了这个，你班也不好好上了，觉也睡不好了，值得吗？”

“我没不好好上班。”我有些烦躁，“我就是想弄清楚。”

“弄清楚什么？弄清楚了又怎么样？就算真有这个厂子，三十年过去了，还能怎么样？南京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你去哪儿找？”

张岚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是啊，就算有，又怎么样呢？

我拿着那本笔记，坐在沙发上，一夜没睡。

我看着窗外从漆黑变成鱼肚白，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算了吧，别折腾了，安安稳稳过日子，照顾好眼前的妈，比什么都强。

另一个说，你不好奇吗？你不想知道你母亲在被疾病夺走记忆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那不仅仅是一个厂子，那是她的人生啊。

第二天是周一，我破天荒地跟单位请了假。

我对张岚说：“我还是想去一趟南京。”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我给你卡里转点钱。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我心里一暖，又有些愧疚。

我知道，她不是不支持我，她只是怕我白跑一趟，空欢喜一场。

我简单收拾了行李，带上了那本笔记，坐上了去南京的高铁。

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我的心却越来越沉。

我甚至不知道到了南京之后，该从哪里开始。笔记上没有地址，只有一个模糊的厂名，和一个叫“王建国”的人。

三十年了，南京城都变了多少轮了，人海茫茫，我去哪里找？

到了南京，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然后就对着那本笔记发呆。

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先去了工商局的档案室。我想，既然是厂子，总该有注册信息吧。

工作人员是个很耐心的大姐，听了我的来意，帮我用电脑查了半天。

“金陵纺织厂？八十年代的？太多了。”大姐指着屏幕说，“那时候政策放开，叫这个名字的，或者名字里带这几个字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你得有更具体的信息，比如地址，或者法人代表的名字。”

法人代表……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名字。

“王建国，您能查查这个名字吗？”

大姐又是一通操作，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太普遍了。光是叫王建国的法人代表，八十年代注册的，就有二十多个。而且很多厂子早就注销了，信息都封存了，查起来很麻烦。”

我道了谢，心里一片茫然。

走出工商局，站在南京陌生的街头，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力。

也许张岚是对的，我就是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傻事。

我在旅馆里待了两天，每天就是翻着那本笔记，希望能从字里行间再找出一点线索。

笔记上记录的那些电话号码，早就变成了空号。

我甚至按照上面的几个模糊的地址，坐着公交车去找过。无一例外，那些地方早就拆迁了，变成了高楼大厦或者宽阔的马路。

第三天晚上，我准备买票回家了。

我给张岚打电话，说：“我明天就回去了。你说的对，什么都查不到。”

电话那头，张岚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回来就好。就当是出去散散心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空落落的。

我收拾着行李，把那本红皮笔记塞进包里。就在这时，一张夹在笔记本里的纸片掉了出来。

那是一张很小的、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站在一个挂着“金陵纺织厂”牌匾的大门前。

女的，是我母亲。

照片里的她，梳着两条大辫子，穿着当时流行的确良衬衫，笑得灿烂又自信。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神采飞扬的母亲。

而她身边站着的那个男人，高高瘦瘦，戴着一副眼镜，显得很斯文。

他应该就是王建国吧。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一九八四年，秋，摄于白鹭洲旁。”

白鹭洲！

我的心猛地一跳。这是一个地名！

我立刻用手机地图搜索“白鹭洲”。地图显示，那是南京城南的一个公园。

我的希望瞬间被重新点燃了。

第二天，我没有去火车站，而是直奔白鹭洲。

八十年代的厂子，应该会建在当时的城郊。白鹭洲附近，会不会还保留着一些老街区？

我绕着白鹭洲公园，一圈一圈地走，专门往那些看起来老旧的巷子里钻。

问了无数个上了年纪的居民，他们大多都摇头，说不记得有什么纺织厂。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在一个小茶馆里，一个正在下棋的老大爷听了我的问题，抬起头来。

“纺织厂？哦……你说的是不是那个‘赵家厂’？”

“赵家厂？”

“是啊，就在前面那条街，后来拆了盖楼了。厂长是个女的，姓赵，可厉害了。我们都叫她‘赵厂长’。”

我的心跳得厉害：“那您还记不记得，厂里是不是有个叫王建国的人？”

“王建国？”大爷想了想，“哦，想起来了。赵厂长的丈夫，好像就叫这个名字。不对，不是丈夫，是合伙人。对，合伙人。那个男的，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管技术的。”

信息，全都对上了！

我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连连给大爷递烟道谢。

“大爷，那您知道这个王建国，后来去哪儿了吗？”

“这我哪知道。厂子没了，人就散了呗。不过……他好像有个弟弟，叫王建军，以前就住在这附近，是个泥瓦匠。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大爷给我指了条路。

我顺着那条路，在一条即将拆迁的老巷子里，挨家挨户地打听。

终于，在一个破旧的院门口，我找到了王建军。

他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了，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听了我的来意，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你找我哥？你是……赵厂长的儿子？”

他竟然还记得我母亲。

我点点头，心情复杂。

王建军把我让进屋，给我倒了杯水。屋子很小，光线昏暗。

“我哥他……唉，十年前就走了。”王建军叹了口气。

我的心一沉。最后的线索，也断了。

“不过，我嫂子还在。我哥走了以后，她就跟着儿子去广州了。”

“那您有她的联系方式吗？”我急切地问。

王建军找了半天，从一个抽屉底翻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抄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

“我也不确定还能不能打通，你好几年没联系了。”

我拿着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手心里全是汗。

我走到院子里，平复了一下心情，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一个苍老的女声传来：“喂，哪位？”

“您好，请问是王建国的家人吗？”

“我是他爱人，你有什么事？”对方的语气很警惕。

“阿姨您好，我姓李，我叫李伟。我母亲叫赵淑云，是……是金陵纺织厂的……”

我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一种很复杂的语气说：“赵淑云……我记得。你们……还有事？”

我把母亲的情况，和这次来南京的缘由，简单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最后，她说：“你来广州吧。有些事，当面说比较清楚。”

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订了去广州的机票。

在飞机上，我看着窗外的云层，心里五味杂陈。

我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可我却越来越不安。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在广州一个普通的小区里，我见到了王建国的妻子，陈阿姨。

她比我想象的要苍老，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她把我让进屋，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她一个人。

她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就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

“你……长得真像你妈妈。”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鼻子有点发酸。

“陈阿姨，我……”

她摆了摆手，打断了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关于厂子的事，建国他临走前，都跟我说了。他心里……一直有愧。”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陈阿姨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了一个我从未知道过的，关于我父母的故事。

金陵纺织厂，确实是我母亲和王建国合伙开的。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我母亲在国营厂里当会计，觉得没什么前景。她很有头脑，也很有魄力，就说服了当时还是技术员的王建国，两个人辞职下海，凑钱办了这么个小厂。

我母亲负责跑市场、管财务，王建国负责技术和生产。两个人配合得很好，厂子办得红红火火。

照片上的他们，正是厂子最兴旺的时候拍的。

“你妈妈那个人，真是个女强人。”陈阿姨回忆道，“那时候，一个女人出来办厂，要受多少白眼，吃多少苦。可她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厂里几十号工人，都服她。”

我静静地听着，脑海里努力勾勒着那个陌生的、意气风发的母亲形象。

“那后来……厂子怎么没了？”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陈阿姨的眼神黯淡下来。

“都怪你爸爸。”

我愣住了。

我爸？我爸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老实本分的工人，这件事怎么会跟他有关系？

“你爸爸那个人，心眼好，就是耳根子软，总想走捷径发大财。”陈阿姨叹了口气，“八十年代末，不是流行‘倒爷’吗？你爸看人家倒腾东西赚钱，也动了心。”

“他劝你妈，说厂子来钱太慢，不如把厂里的流动资金拿出来，跟他去做一笔‘大生意’，从南方倒腾一批录音机到北方去，转手就能翻一倍。”

“你妈不同意。她说厂子刚走上正轨，资金链很紧张，这笔钱是给工人发工资、买原料的救命钱，动不得。两个人为了这事，吵了好几次。”

“后来呢？”我的心揪了起来。

“后来，你爸爸……他偷偷地，把你妈放在家里的公章，给拿走了。”

我如遭雷击。

“他拿着公章，去银行，把厂子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提了出来。那时候银行管理也不严，他又是你妈的丈夫，就让他得手了。”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带着钱，跟着那帮人去北方了。”

“结果……那是个骗局。货是假的，人也跑了。你爸血本无归，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还是我们凑钱把他接回来的。”

陈阿姨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能听出那平静下面压抑的波澜。

“厂子一下子就瘫了。没钱买原料，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催债的天天上门，你妈一个人扛着。那段时间，她肉眼可见地瘦下去，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我哥，就是建国，他当时也慌了。他就是个搞技术的，没见过这场面。厂里有些股东，也是我们的亲戚，天天来家里闹，说你妈和你爸合起伙来骗他们的钱。”

“为了平息众怒，也为了……保住你爸爸，不让他去坐牢。你妈妈……她做了一个决定。”

陈阿姨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同情。

“她把厂子里所有的股份，都转给了其他股东，用来抵债。她自己，一分钱没要，净身出户。而且，她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她跟所有人说，是她决策失误，才导致了这一切。”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无法理解。

“为了你爸爸的名声，也为了这个家。”陈阿姨说，“她跟我说，阿伟还小，不能让孩子有个坐过牢的爹。”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原来，这就是真相。

我一直以为，我爸是个老实人，我妈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事情。我更不知道，我母亲曾经那样辉煌过，也曾经那样悲壮过。

“那……我妈说的‘账不对’，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件事啊。”陈阿姨说，“厂子倒了之后，你妈精神就垮了。她总是一个人发呆，嘴里念叨着‘账不对，账不对’。我们都明白，她不是说钱的账不对，她说的是人生的这笔账，算错了，算得她心里不平啊。”

“后来，你们就搬家了。再后来，就听说她病了，越来越严重。建国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妈。他总说，要是当初他能再坚定一点，陪着你妈一起扛过去，或许就不是这个结局了。”

陈阿姨从房间里拿出一个小木盒子，递给我。

“这是建国让我交给你的。他说，如果有一天，你来找他，就把这个给你。”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厚厚的、已经发脆的纸。

最上面一张，是金陵纺织厂的股权转让协议。

在最后的签字栏里，我母亲“赵淑云”三个字，写得力透纸背。

下面，还有一本完整的账本。

账本的最后一页，是我母亲用红笔写的一行字：

“货款已清，人心难平。赵淑云，绝笔。”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灯下，我母亲写下这行字时，该是怎样的心情。

我拿着那个盒子，向陈阿姨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语言在这样的真相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回程的路上，我什么都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只是反复看着那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母亲，笑得那么明亮，那么无畏。

我终于明白，她那天晚上的清醒，不是胡话，也不是什么“回光返照”。

那是她被禁锢在混沌大脑深处的灵魂，在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发出不甘的呐喊。

她不是要讨回一个厂子，她是要告诉我，她的人生，不该是这样一笔糊涂账。

她想为自己正名。

回到家，张岚看到我通红的眼睛，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给我端来一碗热汤。

我把在广州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她。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走过来，抱了抱我。

“这些年，你和你妈，都辛苦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立刻去母亲的房间。

我先回到了自己的书房，把我父亲的遗像拿了出来。

照片上的他，还是那么老实巴交地笑着。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怨恨，只有一声叹息。

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谁又能说得清呢？

然后，我走进了母亲的房间。

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平稳。月光照在她苍老的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

我坐在她的床边，就像三十年前，她生病之初，我陪着她一样。

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干枯而温暖。

我把那张黑白照片，放在她的枕边。

然后，我凑到她耳边，用我这辈子最轻、最柔的声音说：

“妈，南京的事，我都知道了。”

“账，没有不对。您算得很清楚。”

“您做得对，您一直都对。”

“您不是失败者，您是我心里最了不起的人。”

“厂子没了，没关系。家还在，我还在。”

“辛苦您了，妈。真的，辛苦您了。”

我说完，母亲的眼角，好像动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

也许听见了，也许没有。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终于读懂了她。

从那天起，一切好像都没变，但一切又都变了。

我还是每天给母亲喂饭、擦身、推她出去晒太阳。

但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

我不再觉得那是一种负担，一种日复一日的消耗。

每一次给她梳头，我都会想起照片里她那两条乌黑的辫子。

每一次给她喂饭，我都会想起陈阿姨口中那个在酒桌上为了一笔订单和男人拼酒的“赵厂长”。

每一次看着她空洞的眼神，我都会在心里告诉她：“妈，我知道您是谁。”

我的照顾，不再仅仅是出于责任和习惯，而是出于一种全新的、深刻的理解和敬意。

我是在照顾一个被时光掩埋的英雄。

女儿放假回来，我把母亲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了她听。

她听完，抱着我，哭了很久。

从那以后，她也会主动地去陪奶奶说话，虽然奶奶并不会回应她。她会给奶奶读诗，讲学校里的趣事。

她说：“我要让奶奶知道，她的故事，有人记得。”

一个周末的午后，阳光很好。

我推着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

她靠在轮椅上，眯着眼睛，很安静。

我把那本红皮笔记，放在她的腿上，然后翻开那张黑白照片，举到她眼前。

“妈，您看，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多好看。”

她没什么反应。

我也不失望，只是自顾自地说着。

“您看，这是王叔叔。陈阿姨说，他走之前，还念着您呢。”

“您那时候，真厉害。一个人撑起一个厂子。”

我说着说着，突然，母亲的手指动了一下。

她缓缓地抬起手，颤颤巍巍地，伸向那张照片。

她的指尖，轻轻地、轻轻地，落在了照片里那个梳着大辫子、笑得灿烂的年轻姑娘的脸上。

然后，她转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依然有些混沌，但那混沌的深处，好像有一丝微光。

她的嘴角，向上牵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个极其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那一刻，阳光洒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我觉得，她美得像个天使。

我知道，那个真正的、完整的赵淑云，她从来没有离开过。

她只是迷路了。

而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牵住了她的手。

这就够了。

来源：真诚星球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