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破解反腐难题

摘要：今年6月，饿了么回应媒体称，经内部调查发现物流主管韩某涉嫌职务犯罪，并向公安机关主动报案。今年7月24日，上海警方正式通报，破获一起互联网大厂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一共抓获7名嫌疑人。嫌疑人中包括饿了么前高管韩某等3人，这3人在两年内涉嫌收受供应商贿赂4000余

本刊记者石青川郭志强

互联网大厂反腐，正成为“连续剧”。

今年6月，饿了么回应媒体称，经内部调查发现物流主管韩某涉嫌职务犯罪，并向公安机关主动报案。今年7月24日，上海警方正式通报，破获一起互联网大厂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一共抓获7名嫌疑人。嫌疑人中包括饿了么前高管韩某等3人，这3人在两年内涉嫌收受供应商贿赂4000余万元。

这只是互联网大厂贪腐情况的冰山一角。今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显示，2020年至2024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共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发生在互联网大厂，案件罪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这一系列案件，引发公众对科技巨头企业内部腐败问题的关注。

“大厂” 频频自揭 “家丑”

为加大内部反腐的惩戒威慑力度，互联网大厂频频自揭“家丑”。

2024年腾讯发布的反舞弊通报显示，全年查处案件百余起，超百人被解聘，其中20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此外，美团、抖音等平台企业也多次公开内部腐败案例，涉及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数据倒卖等行为。

今年3月10日，华为一则长达6500字的内部通报引发震动：72名正式员工及19名非雇员因招聘舞弊、出卖信息资产被严惩。这份措辞严厉的通报引发内外关注，在华为“心声社区”登上热搜第一。

7月2日，哔哩哔哩通报称，公司游戏合作部原总经理张某敏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行为，已被警方执行逮捕。

7月9日，唯品会内部发布反腐通报称，公司产品技术中心基础平台部运维总监马某长期收取供应商好处费，涉嫌职务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今年9月4日，字节跳动披露二季度员工违规处理情况显示，共有100名员工因触犯公司红线被辞退，其中18人因涉刑事犯罪、恶意损害公司利益等严重情节被实名通报，8人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司法机关，同步行业联盟并取消期权。

设专门机构紧盯违规行为

目前，不少大厂内部都有自己的“反腐”部门，字节跳动就有一个“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部门，会对一些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与通报。

据其员工向本刊记者透露，如果发现违规问题，可以主动向委员会提交证据与举报。

类似这样的部门几乎每个互联网大厂都有，但叫法各不相同，例如腾讯的反舞弊调查部、阿里巴巴的廉正合规部、美团的阳光委员会、京东的内控合规部等。

这些部门每一段时间都会进行内部廉洁道德文化等相关培训以及违规人员与案件通报。例如，字节跳动每一季度都会发布《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通报》，去年就曾通报过103人因违法违规被辞退，含外包及实习生；其中11人因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中就有互联网圈子里传播很广的“实习生破坏模型训练事件”。

冯进曾经是字节跳动一名内容质量评估人员，他告诉记者，在职期间，曾有不少外部人员私下找到他，希望可以通过他获得更多的流量推送力度。

“我们评估内容是随机分配的，他们想推送的内容不一定让我进行评估。同时账号会进行分级，流量越大的账号监控得越严格，上稿、下稿都有多轮流程报备，一旦账号出现不合理的高流量内容，所有记录都会被调出来。最快一周，最多三周，谁操作的，怎么操作的，一览无余。”冯进说，“所以冒这个风险完全不值。”

“小官巨贪” 现象背后

早在2023年11月，腾讯医疗资讯与服务部原负责人张猛被深圳检方起诉，被控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两宗罪。

针对张猛、刘运霆涉案之事，2024年2月2日，腾讯官方亦对外进行通报称，“张猛和刘运霆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公司资产，并为外部公司谋取利益，收取外部公司好处费，其行为触犯了‘腾讯高压线’，被列入黑名单，永不录用。同时，张猛和刘运霆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互联网大厂的违规行为并不比其他企业高级多少。”曾在多家大厂工作过的丁飞向记者谈起一桩旧案：北京某大厂食堂采购负责人因收受回扣被通报。“由于食堂采购量巨大，据通报，他在几年内贪腐的金额就接近3000万元。”

在互联网大厂里，“生活服务”是贪腐常见的业务线，丁飞说，手法就是收钱给流量倾斜，或者利用线下活动、采购服务，给关联企业更有优势的竞争地位。

他向记者透露，部分互联网大厂重点部门“小官巨贪”现象亦不容忽视，基层岗位腐败“爆雷”在大型互联网企业中尤其频繁。

7月24日，警方披露的一则典型案例，涉及饿了么前物流业务负责人韩某。

经查，韩某等3人在该企业中的职权涵盖了管理物流配送业务和确定供应商准入、清退、考评、补贴发放等方面。2023年7月以来，3人达成默契，互相勾结，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并借此大肆收取供应商刘某等4人的行贿款，甚至要求供应商根据利润情况按比例分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韩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30余次收受供应商行贿款物达4000余万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互联网大厂采购部门是腐败的高风险区。丁飞坦言：“常见的还有产研部门，产研部门掌握核心算法与资源设计框架，相当于互联网企业的‘命门’。尽管公司不会让某一个或者几个人全盘掌握这部分信息，但中间一些流量产生的逻辑，被透露出去一样能产生巨额利益。季度报告里，这类通报的涉案金额少的也有数百万。”

调查取证存难点

根据《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显示，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有诸多特点，从部门类型看，涵盖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业务部门贪腐问题更为突出；从人员身份看，被告人年龄中青年化、职级中层化；从案件类型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占比最大；从犯罪金额看，“数额巨大”案件占比高，职务侵占犯罪金额最大。

“普通员工违规获利在大厂里并不少见，他们普遍有侥幸想法，金额通常不大。我见过的最大一起通报有五十几万，是被人举报的，平常都是几万块几千块，比不上这些员工一个月工资多。最后的结果是开除岗位，然后返还违规所得。”丁飞说，与传统线下腐败不同，大厂腐败通常在网络空间发生，手段隐蔽、交易虚拟，多需举报才可发现。

丁飞举例称，骗补在大厂很常见，因为大部分这类违规隐蔽性强，需要员工自己遵守规定，除非有人拿证据举报。对这些行为的开除处罚，丁飞觉得合理，“不是大事，但是代表着这个人对财物的贪婪程度。不开除，在原岗位也很难再有成绩了。”

此类案件查实贪腐行为和调查取证难度较高。例如，骗房补是委员会通报中最常见的行为，几乎每一期通报都会有。“没有租房或者与人合租的，用伪造的租房合同拿全额的房补。或者已经搬离了可领房补的范围，继续领房补，因为涉及员工个人隐私，调查取证难度高。”

他说，字节跳动给房补的意图在于让员工住在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方便工作，因此租房在公司划定的范围内才可以领取房补，这中间就会有拿不到房补的人想办法把这笔钱套到手里。

如何加强内部监督，强化企业高层和关键岗位的反腐责任仍是互联网大厂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