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摘要：中国传媒业发展，可以从国家（政治） —市场—专业三个维度互动关系加以解释，其中国家（政治）维度是决定传媒发展方向的核心要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市场要素的激活，让传媒产业迅速发展；而近十年来，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量，国家（政治）为媒体融合改革提供了压
作者简介：刘鹏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新闻记者》主编。
内容摘要：中国传媒业发展，可以从国家（政治） —市场—专业三个维度互动关系加以解释，其中国家（政治）维度是决定传媒发展方向的核心要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市场要素的激活，让传媒产业迅速发展；而近十年来，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量，国家（政治）为媒体融合改革提供了压力机制和财政动力。这构成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和起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主要是针对媒体融合改革中市场要素迟滞带来的传播效能不足的问题，未来将以用户市场评价为引擎，精简无效内容产品及生产，推动新闻生产传播机制变革；引入专业维度完善评价体系，提高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同时，落实“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商业模式缺失仍将是困扰主流媒体生存发展的最大问题，作为总体党政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仍需要对主流媒体实行财政预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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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驱动下的中国新闻业变革三十年
二、国家战略驱动下的“媒体融合”十年
三、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可能路径
（一）以评价体系为引擎促进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
（二）以新闻专业价值标准完善主流媒体内容评价体系
（三）以经济基础重构明确主流媒体在党政体制中的主流位置
四、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部署，主流媒体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综观既有讨论，大多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意义、对策路径展开，集中关注新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业的未来影响。除此之外，还需要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变革的历史实践，特别是从近十余年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逻辑脉络及现实特点出发，认识到系统性变革既是进一步深化媒体融合发展，实现主流媒体系统内变革（transformation in the system）的要求，也是扩展、深入整个社会系统中，重塑主流媒体关系位置的一场深刻变革。
正如丹尼尔·C.哈林（Daniel C. Hallin）与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所说，撇开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不谈，不了解国家性质、政党体制、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类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就不能理解新闻媒介。正是媒体组织外部环境的各种规范约束或激励机制，塑造了媒体微观的、具体的实践行动，并形成大体相似的运作模式。主要基于欧美媒介体制（media system）特点，哈林和曼奇尼提出媒介体制比较研究的几个主要维度，包括媒介市场的发展、媒介与政党的关系、国家干预媒介的程度等。他们概括了自由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三种主要模式。
哈林和曼奇尼的研究也为讨论我国的媒体制度变革确立了可供参考的框架。对中国传媒业来说，“党管媒体”“党媒姓党”是总体性政治要求，也成为中国传媒体制最根本的特点。我们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治）—市场—专业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毫无疑问，国家（政治）是形塑中国传媒业，影响市场、专业因素的根本性力量，但在承认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我们仍可以将市场、专业维度作为相对独立的制度要素展开分析。从专业方面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承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职责的同时，我国媒体也和世界其他主流媒体一样，以追求新闻真实作为共享的职业理念；从市场方面看，与欧美许多国家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不同，“国有制”和“许可制”构成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传媒管理制度，对传媒市场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媒体商业化可能造成内容低俗化则是普遍规律。
从媒体制度环境出发，近年来对媒体融合改革的研究中，尹连根、王海燕发现，单纯的新媒体技术因素已经不足以解释机构媒体的转型，只有将地方性行政力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放进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机构媒体的转型逻辑。袁鸣徽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考察，亦将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政作为理论视角，以解释主流媒体的运作逻辑。曾培伦、朱春阳认为技术、市场、政治是影响中国媒体十年融合发展的三重逻辑。本文先从国家（政治）—市场—专业制度环境的变化入手，讨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总趋势，然后对近十年来媒体融合发展的动因和成果作集中探讨。因为这构成了今天启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起点。最后，本文从三种制度维度的互动出发，讨论主流媒体系统变革的可能路径。
一、市场驱动下的中国新闻业变革三十年
1978年以前，我国所有新闻单位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政治因素几乎是决定新闻业的单一力量。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新闻业在规模、品种、经济效益等方面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党的机关报，新创办了大量面向特定领域受众的专业媒体、面向普通大众的都市类媒体；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激活了长期被忽视的新闻业本应具有的产业性质，市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广告收入成为媒体经济支柱。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绝大多数省级党委机关报和半数以上的地市级党委机关报都结束了吃“皇粮”的历史，新创办的大众化报纸“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自我发展”，许多报社获利丰厚。传媒业成为文化产业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被称为“朝阳产业”。这期间，国家也大力支持传媒产业发展，促进组建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传媒经济跨越式发展进程中，更具世俗化特质的都市类媒体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基于向海外媒体学习及市场竞争中对权威价值的追求，新闻专业意识逐渐增强，在党报的政治精英之外出现一批专业精英，他们注重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强调新闻真实客观、对公众利益的关怀等专业理念。但传媒商业化发展也不时挑战新闻专业原则，出现低俗、虚假等现象。
总之，宏观地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市场因素成为改变新闻业面貌的最大制度变量，传媒业在国家（政治）—市场—专业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中博弈调整、动态平衡。
传统媒体蓬勃发展的同时，互联网也在迅速兴起，2005年成为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我国上网用户总数突破1亿，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以博客为代表的Web2.0技术得到空前发展，标志互联网新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Web2.0技术的普及，意味着传统的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模式变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并存的融合传播模式，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给传播主体带来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并将成为网络内容生产的主要力量。
在哈林和曼奇尼撰写《比较媒介体制》的时候，互联网还刚刚起步，因此没涉及媒介技术，成为本书一个明显的“漏洞”。互联网技术彻底改变了新闻业生存环境，对国家（政治）—市场—专业各个维度都具有互构效应，改变了原有制度生态。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替代和挤出效应受到新闻界高度重视。也是在2005年，基于报纸广告增速放缓的现象，时任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作出“报业的冬天”即将到来的判断。他认为，政治维度的国家对媒体行业治理整顿和经济维度的宏观调控或经济紧缩并不能解释报业广告收入下滑，报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冲击下，媒体的生态环境和基本格局已经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传统媒体在新技术挑战下所形成的危机，可以有多重层面的理解，中国媒体人大多将这一爆发型的创新技术纳入市场维度来理解，因为正是互联网内容平台夺走了传统媒体受众，动摇了传统媒体原有的盈利模式。2005年，赴美访学的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将国外流行的“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概念引入国内。传统媒体必须转向互联网生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成为业界和学界的共识，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对传统媒体来说未尝不是一次市场机遇，传统报纸以脱胎换骨的面貌进行数字化变革，将焕发新的活力。
正是在适应或利用新兴技术市场思路的驱动下，传统媒体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报网互动”“报业转型”“媒体融合”的变革，包括办电子版、手机报、电子报、地方新闻网站，等等。但是，新闻业自发的融合改革到2012年前后陷入僵局：新媒体业务需要投入巨量资金，但是产出却极为有限，投入甚至有去无回，全部成为沉没成本。传媒业处于经济上升期的时候还敢于冒险、试错，但2012年连续多年增长的报业广告下降7.5%，进入一个被称为“断崖式”下滑的衰落通道。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传统媒体在新的融合发展决策上踟蹰不前。对此，业界自嘲：“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新闻业历史，是开启下一阶段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传媒业市场政策的调整，成为形塑新闻业最重要的力量。虽然互联网技术动摇了既有传播格局，但在新闻业变革中，互联网主要被视为市场挑战—机会因素，新闻业希望通过内容平移或新市场进入等“嫁接”方式占据一席之地，摆脱传统媒体市场失灵的困境。
二、国家战略驱动下的“媒体融合”十年
打破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困局的是来自中央的政治动力。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2014年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由此，媒体融合从自下而上的行业经营模式重建、传统媒体改革自救行动，上升为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战略，成为巩固舆论主导权的政治逻辑驱动下的一场针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组织架构和技术改造的系统性改革。
中国党政体制具有动员型政治、整合型政治、全控型政治等特点，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积极执行中央的政策，是地方对党中央忠诚的实践表现、行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在自上而下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政策引导下，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采取政策支持、财政扶持等措施，让因市场失灵在融合转型中停滞不前的主流媒体减轻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开手脚大胆探索。
2013年或者2014年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到2024年大约十年。在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全国主流媒体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分别采取多种改革路径，取得初步成果：全国形成了从中央到区县四级融合媒体+政务新媒体的总体结构，各媒体均在多个新媒体平台建设了自己的传播矩阵，一些发展较好的媒体集团通过传统媒体+自有客户端+平台矩阵组合打造了全媒体传播体系；绝大部分主流媒体以新媒体内容生产为首要业务形态，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传播渠道，以纸媒订阅+新媒体广告+其他相关业务收入为主要经营模式，基本达到了党中央提出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的要求。
在传统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国家也积极对互联网技术力量进行治理，包括打击各种互联网乱象，压实平台责任，规范信息传播秩序等。互联网商业平台为增强企业自身系统安全性，也通过引进传统媒体人才、购买主流媒体内容、与主流媒体合作以获取新闻信息发布资质等，形成“反向融合”发展。
十年融合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主流媒体生存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第一，不同领域媒体融合发展尚不平衡。由于各区域、各类型媒体具体情况不同，所依托的资源禀赋不同，融合转型的力度、效果也不同。从媒体形态看，由于报业广告收入下降较早，在融合转型上决心较大、启动较早，广电媒体相对慢了半拍；从四级媒体结构看，中央级、省级媒体资源相对充分，转型力度较大，2018年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逐步推进，地市级媒体结构位置相对尴尬，融合乏力；从地域分布看，由于观念、资金上的优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报竞争激烈、市场化运营相对成熟地区，媒体融合力度更大，出现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新媒体品牌，但是有更多传统主流媒体失去原有影响力，虽然采取了“轰轰烈烈”的媒体融合举措，实际上不少是应对上层政治压力的“姿态性融合”“面子工程”，新媒体产品运行情况堪忧。
第二，许多媒体尚未摸索出可复制的盈利模式。从全球新闻业的经营看，除了财经类媒体，其他媒体还未能探索出足以支撑采编成本的、可复制的盈利模式。国内传统媒体在市场运营方面各显神通，但整体趋势是，原来的市场化媒体遇到的经营困难比较大，党报因为有较稳定的发行收入，也更容易获得体制内资源的支持，反而困难小些。对于媒体机构来说，媒体融合的上层是政治任务，下层可能是市场机会。辜晓进等对国内堪称转型典范的10家报业集团（报社）的调研发现，中国媒体融合转型比较成功并获得经营效益的背后暗含一条主线，即用足体制优势。这方面包括内容生产的牌照优势，资本运营的官方背书，为政府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组织活动、代运营新媒体等。辜晓进等认为，用足体制优势既激发了传统媒体创新活力，也形成媒体融合转型的中国特色。而曾培伦、朱春阳认为，这种以体制内收入为主的“本地化”“内循环”的经营方式，在经济发达地区、在政府财政宽松时期可能有效，但靠的不是市场竞争力，不具备普适性和可持续性，且可能损害媒体市场经营能力。
第三，内容形式创新比较突出，新闻专业能力相对弱化。“内容为王”始终是新闻业融合转型的核心原则，但是,研究媒体融合的既有文献大多把政策、技术、市场作为形塑新闻业的主要因素，忽略了对专业维度的分析。这似乎不是学者们的失误，从整体来看，大多数媒体在转变话语体系、探索融合形式等方面有很大进步，但是在新闻专业的核心能力——真相发掘方面相对弱化。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随着传统媒体进入衰退期，大批专业精英离开新闻业，年轻融媒人才培养则更强调多模态传播技术的学习和运用，出现专业断层；其次，随着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算法分发的普及，用户更容易被短、频、快，以及情绪化、娱乐化的内容所吸引；最后，传统媒体在成本压力下有时也放弃了抵达现场、追问真相的职责。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家（政治）注意到技术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潜能，将互联网技术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大力推进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战略，政治逻辑成为融媒十年最关键的驱动力，使新闻媒体发生了一场颠覆性革命，但市场、专业等因素也被程度不同地吸纳进政治逻辑之中。
三、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可能路径
上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媒体融合十年中国新闻业的基本特点，这是当前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起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在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局势下，针对媒体融合尚未解决或新出现的问题，以传播效能为引领，实现主流媒体系统内、外双重变革的新的战略部署。
（一）以评价体系为引擎促进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
与媒体融合战略将市场维度吸纳进政治维度，国家（政治）作为融合改革财政托底者有所不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的要求，评价体系，也就是用户市场效果，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引擎。
响应系统性变革战略要求，以“流量”为关键指标的评价考核在主流媒体迅速推开。流量就像传统媒体时代的发行量、收视率，意味着在用户端的抵达，用户“用指尖投票”是检验媒体传播力、影响力最直观的标准。
但与发行量、收视率又有不同，大众传播时代的“唱片式”分发变成网络上的“单曲式”分发，流量不是一个媒体所有内容“打包”的计量，而是精确到每个内容单位的测量。在流量的标尺下，以前混杂在一张报纸、一档节目之中“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无效、低效报道必然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内容；在媒体融合大潮下某些机构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有端无客”的App，也可能面临被清理、整合的命运；大量成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基层融媒体、政务新媒体，也有回归信息公开、服务群众功能的必要。总之，“评价体系”的首要改革对象就是那些“姿态型”“任务型”“面子型”“跟风型”融媒项目，应以用户市场的投入产出比、效益成本比为标准“精兵简政”。
从用户市场看，由于数字传播的精准性、可测量性，“流量”包含了一系列传播效果数据，比如点击、点赞、转发、评论、完播、收藏、订阅，等等，能够多方位反馈用户偏好，并成为调整内容生产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流量考核并不是目的，以传播效果倒逼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提高传播效能，才是系统性变革更重要的目标指向。
从媒体融合十余年的探索来看，对互联网技术的制约性应有明确认知：绝大部分机构媒体打造成为传播平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引领技术革命更是无从谈起，内容生产才是自身最强的底色。顺应数字平台技术特点，过去一对多的大众传播已经变成用户个体与传播者点对点的连接。新一轮变革中，主流媒体需要打破大众传播模式，以用户个体为中心，通过对用户个人价值的高度关注和紧密联结，使内容生产和需求的高频互动成为可能。这种高频互动表面上看是内容生产的碎片化，更深层次则要求内容垂直化和生产者人格化。
可以说，在平台上，不垂直无内容，垂直不是狭义的知识类别的聚焦，而是反馈模式的下沉，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内容生产主体走向以IP为核心的生产模式的原因。内容IP的核心是创作者（有些是个人，更多是团队），这就必然要求用制度保障、资源支持和利益共享来激发创作者的创造能力。同时，内容团队也要形成生产—传播—价值反馈（商业或者其他价值反馈）的产品运营闭环，打造自己标志性的特征、语言和包装，有完整的影响力或者商业性目标，并通过内容资产重构、用户深度运营、跨界价值释放构建新的内容商业生态，反哺内容生产。
内容生产机制的重建，其实就是媒体编辑部内部的权力重构，只有完成资源向创作者流动、决策为创作者赋权、服务围绕创作者的系统重建，让创作者成为生态共建者，内容生产才能突破内卷，实现可持续繁荣。这是主流媒体系统内变革的关键。
（二）以新闻专业价值标准完善主流媒体内容评价体系
从整个社会信息系统来看，互联网的兴起，使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被网状传播模式取代，所有行动者、各种沟通模式被整合进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形成没有中心，或者说是互为中心，此起彼伏、前呼后应、无边无际的波浪式的涌动。在这个网络中，主流媒体和政务新媒体、自媒体、普通用户等一样，都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如果它们表现不佳，其他节点则会把它们的任务给接收过来。从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特点来考察，要求主流媒体真正占据传播网络节点的“主流”地位，这需要更强大的、独树一帜的信息处理能力。
优秀的报道必然有一定“流量”，但有“流量”的报道并不一定是优秀的报道。仅仅从内容产量和传播流量看，全国所有媒体加起来也比不上无尽海洋般的用户内容生产。短视频资讯固然能吸引不少流量，但大多是没有用户黏性的泛流量，无法形成媒体核心价值。主流媒体彰显“主流”地位，除了上文提到的垂直内容生产之外，还需要最具专业价值、最体现专业技能的高品质新闻，这些内容才能让主流媒体站到内容生态系统的顶端，与其他网络行动者形成差距，塑造主流媒体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所谓高品质新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到现场”的报道。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到场”“见证”是其获得专业合法性、权威性的基本原则。虽然新媒体技术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很多新闻是普通用户以亲身“见证”的方式率先流传的，但是，这种“见证式”用户新闻往往是碎片化的，5个W不齐全，更谈不上前因后果的调查、背景全景的展示。
在各种传播行动者中，记者抵达新闻事件现场，通过亲身“见证”（虽然更多是通过对相关人士采访重建“现场”）还原事实，揭示真相，这仍然是普通用户以及自媒体难以取代的职业行动，也是主流媒体记者增强“脚力”的根本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各种便捷的通信方式，但新闻生产中“到现场”的价值并不因此降低，因为到现场不仅能收集信息，还可以体验在地化的细节、氛围，捕捉面对面交流中的肢体语言、言外之意，从而有可能超越虚拟世界大量抽离语境的刻板叙事。
另外，人工智能的兴起引发主流媒体新一轮传媒技术追赶焦虑，很多媒体将其视作又一次技术市场机遇，采取了拥抱人工智能的创新举措。其实，人工智能的流行虽然方便了内容生产，但除了难以避免的“幻觉”外，再快捷的输出、再华丽的辞藻，也无法代替媒体人到现场采访，这才是新闻专业的立身之本。
二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调查性报道。
每天都有大量信息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发布，吸引了很多用户流量，但这些内容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或者温暖感人、娱乐搞笑的生活片段，甚至是自编自演的网络段子。主流媒体没必要为追逐流量而转发这些用户生产内容，甚至应该坚决拒绝这些5个W不齐全、无关公共性的内容，即便介入报道，也应该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避免猎奇、窥私式的跟风炒作。
而那些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突发事件，关涉公共利益，网络流传的消息往往又虚虚实实、支离破碎，这些才是需要主流媒体调查核实、全面深入报道的题材。调查性报道通常被认为是新闻专业最“硬核”的技能，深入的挖掘、复杂的背景、丰富的细节、多面的人性、专业的解释等，是对新闻专业能力的极大考验，也是证明新闻专业价值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三是舆论监督报道。
从2022年中国新闻奖增设“舆论监督”奖项看，国家对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在上级领导及民众中显示本地区的声誉或政绩，会致力于操纵信息，影响舆论，并避免舆论监督。负面事件发生时，很多部门习惯性地阻止媒体采访。不过，想在开放的社交平台上封杀社会舆论监督难度很大，阻止媒体调查报道反而让网上不满情绪积累、扩散，让负面事件扩大化、舆情化。
有时候上级部门会根据网络舆情启动调查，但上下级部门的职责同构关系使其缺乏严格追责动力，频繁提级调查更是对党的权威性的损耗。官方调查结果以“蓝底白字”的通告形式，将复杂的调查过程、交错的利益纠葛一带而过，不免被广大群众质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政治传播现代化问题应当被纳入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主流媒体作为值得信任的第三方，作为问题发现者、监督者，在负面事件中充任独立调查者，或者起码是“调查现场”的见证者，是政治传播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和改进网络生态治理，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扩大主流媒体报道空间，为主流媒体生产传播更多广大群众关注、具有重要公共价值的新闻提供制度支持。在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发生时，网络上非制度性话语实践已经形成风暴时，主流媒体不报道不表态，其功能就会被其他网络节点的行动者取代，这不但消解了主流媒体专业价值，也不利于良好网络生态建设。因此，在引导网络舆论的同时，也要鼓励媒体开展舆论监督。
总之，公共价值追求、事实真相发掘，是新闻专业性的重要方面，也是媒体融合改革中缺失的要素。完善评价体系需要加入新闻专业价值考核维度，不但是对流量指标的补充，也对流量考核可能出现的低俗、迎合等市场负面性有所纠正。比如，新闻报道是否5个W俱全，是否进行了现场采访，是否采访了不同利益方，题材是否具有公共价值，是否属于舆论监督报道，等等，支持鼓励主流媒体以专业能力重塑自身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主流地位。
（三）以经济基础重构明确主流媒体在党政体制中的主流位置
“流量”是标定用户市场的指针，但并不能直接带来商业收入。综观国内外，综合性媒体普遍未建立起有效的盈利模式。那么，缺乏足够的商业价值，是否意味着社会系统其实并不需要专业新闻机构呢？
新一轮改革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重构主流媒体在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流位置，是系统性变革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媒体经营业绩下滑，不但影响到媒体人职业稳定性，也在实质上使主流媒体在党政体系、社会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大批学子争相考公考编，学新闻专业却被嘲笑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认为，中国宏观政治的动态过程直接并决定性地影响着所有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生活机遇，无论他们的结构位置如何。相应地，职业分层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产权性质进行等级制度安排的，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与国家联系最紧密，享有更稳定的经济利益、更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更高的声望。这种制度安排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新闻专业成为“天坑专业”，主流媒体失去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反映了新闻业经济基础不稳，在上层建筑体系中位置偏移的现实，因此学者呼吁要加快重建新闻业经济基础。
对主流媒体经济结构重塑，有必要在观念上明确新闻业的公共属性，这也是世界主要国家制度安排的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质量均优的新闻与多元观点无法单独（或不再可能）透过商业机制产生或维系，迫切需要的是公共政策介入与公共资源挹注。在西方国家，传统上通过设置专门的公营广电媒体，或以市场竞争选择优质媒体作为公共电视台，由国家进行资助；近年来，则通过立法等手段，要求谷歌等数字平台为新闻使用付费，形成对新闻媒体的交叉补贴。无论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等制度设计以保障新闻业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国政治制度与西方不同，主流媒体除了是服务公众的新闻机构，也是党政体制结构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实施至今，面临如何重新激发制度活力的改革要求。系统性变革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各级各类媒体事业单位属性，将符合要求的媒体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并参考评价体系进行动态调整。经济结构上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使主流媒体重回党政体制主流位置。
另外，作为公共服务机构，西方公营媒体也要接受公众的严格监督。例如，BBC等每年都会将详细支出清单发到网上，商业活动收入来源及使用情况也明确公示。这方面的经验可供我国媒体体制改革借鉴。
四、结语
新闻媒体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中的，国家（政治）—市场—专业是塑造新闻业模式的主要制度环境。从这个分析框架出发，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媒体融合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新闻业的变革作了梳理。前三十年市场制度的调整是激发中国新闻业活力的最大变量，2014年前后国家出场作为缓解市场失灵问题的托底力量，并从意识形态安全出发推动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国家（政治）成为这一时期新闻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也相应地削弱了媒体专业和市场能力。这构成了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起点。
形塑新闻业的三个维度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互动中纠偏，有利于均衡调节各方面资源配置，促进新闻业健康发展。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针对上一轮媒体融合改革存在的问题，聚焦传播效能，以评价体系为引擎，推动建立适应新媒体技术要求的新闻生产传播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市场对媒体资源配置的作用被大大激发，不过，仍需要加大新闻专业价值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鼓励媒体提供高品质内容，对市场负面性纠偏，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
当前，商业模式仍是制约主流媒体生存发展不可回避的因素。制度具有稳定可持续性特点，并因此形成路径依赖。从主流媒体担负的公共价值及新闻舆论“主力军”定位出发，明确事业单位属性，实行稳定的国家财政预算保障，是解决新闻业市场失灵的主要手段，也是让主流媒体重回政治经济系统主流位置的关键。当然，细分的话，社会系统还可以有社会治理系统、文化产业系统，等等，与这些系统的融合变革，也带来延伸主流媒体功能定位、破解经营模式困局的无限可能。
GB/T 7714-2015刘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与路径[J].现代出版, 2025(8): 1-10.
CY/T 121-2015刘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与路径》，《现代出版》2025年第8期，第1页至10页。
MLA 刘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与路径." 现代出版.(8)2025: 1-10.
APA刘鹏.(2025).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与路径.现代出版,(8),1-10.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