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宁夏引黄灌区历史渠道众多，通过对秦、汉、汉延、唐徕4条具有代表性的古渠道渠名的演变过程进行考证，明确了古渠道的实际演变脉络，探讨了古渠道渠名沿革的历史意义。首先，古渠道渠名的沿革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再者，古渠道的开挖及重修历史体现了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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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宁夏引黄灌区历史渠道众多，通过对秦、汉、汉延、唐徕4条具有代表性的古渠道渠名的演变过程进行考证，明确了古渠道的实际演变脉络，探讨了古渠道渠名沿革的历史意义。首先，古渠道渠名的沿革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再者，古渠道的开挖及重修历史体现了宁夏引黄灌区的开发建设历程；最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渠道渠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渠名不单是辨别渠道的称呼，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意识或社会情感的深刻表达，寄托着彼时地方民众、各级官员甚至最高统治者的愿景。
关键词：宁夏引黄灌区；渠名；沿革
宁夏引黄灌区位于自治区中北部，地域范围南至中卫南山台子，东接鄂尔多斯台地，西倚贺兰山，北达石嘴山。行政区划包括中卫市、吴忠市、银川市和石嘴山市。灌区南北长320余公里，东西最宽40公里，整体沿黄河流向呈一狭长地带，面积约为6600平方公里。青铜峡屹立中间，将灌区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称卫宁灌区，北称青铜峡灌区，其中青铜峡灌区又分为河东、河西灌区。宁夏引黄灌区历史渠道众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艾山渠和古高渠，隋唐时期有七级渠、光禄渠、御史渠、尚书渠，西夏时期有秦家渠、汉延渠、唐徕渠，明清时期则有美利、七星、汉伯、惠农、大清等渠道。本文以宁夏引黄灌区历史时期沿用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古渠道为例，基于地方文献的梳理，对古渠道渠名的演变过程进行考证，探讨古渠道渠名沿革的历史意义，希冀弥补宁夏引黄灌区古渠道渠名考证相关学术研究的不足；同时，对当前社会及学界存在的一些古渠道渠名误解及误用现象进行厘清，重新明确古渠道渠名的实际演变脉络。
一、宁夏引黄灌区现状及古渠道的选择
宁夏引黄灌区地处西北干旱地带，自然降水无法满足农作物生育期内对水分的基本需求。因此，兴修水利灌溉工程便成为农业开发的先决条件。秦汉以来，宁夏引黄灌区各族劳动人民付出艰辛劳动，创开秦、汉、唐徕、七星、惠农等引黄主干渠道，“将干旱少雨的荒漠草原变为塞上江南”，同时开挖红花、果子、良田、官四、满达剌、仁义等支渠，终至清代形成较为完善的自流引黄灌溉系统雏形。康熙亲征噶尔丹驻跸宁夏期间，有感宁夏引黄灌区开渠引水灌溉农田的欣荣景象，发出“缘边千余里，土壤跷瘠，惟宁夏洪流灌输，诸渠环匝，巡览所至，甚惬朕怀”的感叹。清代“宁夏处于特殊的时空区域节点，清廷提升了对此区域的重视程度，试图通过发展水利，加快宁夏农业经济开发的程度，进而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因此清朝最高统治者大都对宁夏水利的开发给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并就宁夏开渠兴水的举措作出赞誉。雍正曾上谕：“宁夏为甘省要地，渠工乃水利攸关万姓资生之策，莫先于此。是以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员等开浚惠农、昌润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汉、唐三渠，以溥万民之利。”乾隆称赞宁夏引黄灌区：“开水利以益农功，实美事也。”光绪朱批：“兴修水利实有益于国计民生，著即认真经理。”至嘉庆年间，宁夏引黄渠道达25条之多，支渠多不胜数。
遍览诸史及地方志书，多有记载不同历史时期宁夏引黄灌区各渠道事宜，尤以明清宁夏地方志书记录最具全面和翔实，憾于明前宁夏地方志书轶失，彼时相关渠道具体情形已不可考。《魏书》《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宋史》《元史》《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传世历史文献间有艾山渠、尚书渠、七级渠、光禄渠、薄骨律渠、特进渠、秦家渠、汉伯渠、汉延渠、唐徕渠等古渠不同历史时期的零星记载。因其渠名具有时代局限性，或不同时期的渠道存在因承沿革关系，笔者通过对现存宁夏引黄灌区14条古渠存续状态进行初步梳理，发现有的渠道名为重修合并后更换的名称，有的则为仍然长期使用的渠道但不同历史时期渠名并不相同。因宁夏引黄灌区各古渠道渠名的复杂性和因承沿革的不确定性，以及借用部分历史古渠道进行重修或将多条古渠道合并扩建使用的历代渠道开浚特点，致使部分古渠道原状难以保持或留存，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古渠道的完整性和原真性，无法将其作为一般意义上活态化的古渠进行考证。因此，通过严格的筛查比较，在确保存续古渠形态完整性的前提下，笔者参考古渠道运行年代，结合地方史料文献记载，最终确定以秦渠、汉渠、汉延渠、唐徕渠开展相关渠名研究工作。
宁夏引黄灌区现存14条古渠存续状态一览表
二、秦、汉、汉延、唐徕四渠渠名沿革考
秦、汉、汉延和唐徕四条渠道是目前宁夏引黄灌区尚存且仍然在用的、历史年代悠久的古渠道。经由现存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上述古渠道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时间跨越千载，历代志书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且秦渠和汉渠位于青铜峡河东灌区，唐徕和汉延两条渠道则位于青铜峡河西灌区，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清代所开大清、惠农等引黄主干渠道，虽然地方志书记载翔实，但因开凿年代较晚，只存于清朝，不具有开展研究的典型性。笔者现依据传世历史文献和官修宁夏地方志书等相关史料，对秦、汉、汉延、唐徕四渠渠名历史沿革展开考证。
（一）秦渠
秦渠，现为河东灌区最大最早的干渠，经历年整修改建，现干渠全长51.45公里，渠首由河东总干渠余家桥分水闸引水，灌溉面积40万亩。秦渠之名，始见于乾隆元年（1736）刊印的《甘肃通志》一书，其卷15《水利》载：“秦渠：在灵州，一曰秦家渠······引黄河水南入渠口，设闸二空，曰秦闸，沿长一百五十里，溉田一千三百顷零，渠尾泄水者曰黑渠闸。”秦渠又名秦家渠，此渠名最早出现于元代，《元史》卷148载董俊之子董文用于至元元年（1264）任职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期间，“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明代以降，沿用秦家渠之渠名，其渠道长度和灌田面积基本保持一致，未有较大出入，反映出明代宁夏引黄灌区秦家渠日常运行维护的及时性和稳定性。明朝初年正统《宁夏志》载：“秦家渠，黄河东。自闸口至渠尾，长七十五里，支水灌田八百九十二顷三十五亩。”明中期弘治《宁夏新志》载：“秦家渠，古渠名也，自黄河开闸口，长七十五里，灌田九百余顷。”明后期嘉靖《宁夏新志》则照引弘治《宁夏新志》有关秦家渠之记载。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书的《宁夏府志》载：“秦渠：自州属青铜峡开口，至州城北门外泄入涝河，延长一百二十里。正闸二空，曰秦闸。尾闸曰黑渠闸。大支渠一十二道，灌民田一十一万七百亩零。”1927年刊印的《朔方道志》则载：“秦渠，一曰秦家渠······自灵州属青铜峡开口，今属金积，至州北门外泄入滂河，渠口上下闸二座，上口一墩二空，下口二墩三空，沿长一百五十里，新采访长一百二十里。支渠十二道，溉田一十一万七百亩零，新采访溉田七百余顷。”
综上所述，今秦渠原名秦家渠，元朝初年已有此条渠道，秦家渠渠名持续使用，至清朝初年改称为秦渠，后一直沿用至今，再未有变。秦渠此条渠道实于西夏时期便已存在，元代董文用、郭守敬任职宁夏期间，为尽快恢复宁夏引黄灌区农田水利事宜，主要采取疏浚旧渠的办法，对西夏时期的渠道重新进行修浚，未有开挖新渠之举，“二人者因旧迹加之疏浚耳”，元代从“元世祖以后，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以维修为主”，终元一代，宁夏引黄灌区所运行的渠道皆沿用西夏遗留下来的古渠道，仅将其重新进行修复而已。
关于秦渠成渠年代，因史料的佚失和相关出土文物的缺乏，目前难以准确考证，汪一鸣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唐宋时七级渠地理位置与元明以后秦家渠流经路线大体一致，从汉语音韵学的角度提出，明代“秦家渠”渠名或为唐代“七级渠”渠名转音而来，实质是为同一条渠道。即唐代七级渠或为今之秦渠前身，两者间存在因承沿革关系，杨新才亦认同这种说法。然而其都未更进一步从汉语音韵学的角度详细进行考证和论述，其观点尚需科学严谨的论证，但可视为秦渠早至唐代便已存在的一种理论假设。目前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秦渠开凿于秦代，清初撰修《甘肃通志》第一次提出，“相传创始于秦”，但因没有具体史料佐证，仅以“相传”而述，清及以后宁夏地方志书皆援引此论，以致目前学界部分著作及学术研究成果中广泛采用这种说法。现在来看，这种说法实属无稽之谈，是“望文生义”想当然的附会而已。
（二）汉渠
汉渠，现为河东灌区重要的干渠，由河东总干渠余家桥分水闸引水，全长41公里，灌溉面积20万亩。汉渠之名，初见于乾隆《甘肃通志》，其载：“汉渠：在灵州，一曰汉伯渠······其渠口即在秦渠上流青铜峡之麓，沿长八十里，溉田一千三百顷，入渠口亦设闸二空，曰汉闸。”汉渠又称汉伯渠，此渠名最早出现于明初，正统《宁夏志》载：“汉伯渠，黄河东。自闸口至渠尾，长九十五里，支水灌田七百二十九顷四十三亩。”弘治《宁夏新志》载：“汉伯渠，自黄河开闸口，长九十五里。洪武初浚立，灌田七百三十余顷。”乾隆《宁夏府志》载：“汉渠：自青铜峡秦渠上流开口，至胡家堡泄入涝河，延长一百里。正闸二空，曰汉闸······大支渠九道，灌田一十二万五千八百亩零。”《朔方道志》载：“汉渠，一曰汉伯渠······在金积县，渠口在青铜峡之麓······按新采访汉渠一曰汉伯渠，旧属灵州······渠沿长一百里，现溉田一千余顷，旧志原额田一十二万五千八百亩零。”
综上所述，今汉渠原称为汉伯渠，明初开浚，汉伯渠渠名用于明代，至清初改称为汉渠并沿用至今，渠名历史沿革脉络清晰。明代汉伯渠渠道长度及灌溉面积基本保持一致，殆至清代其渠道长度和灌溉面积大幅度提升。以灌溉面积而论，由明前期的灌田约730顷增加至清中期的125800亩左右，反映出清代宁夏水利事业的兴盛。汉伯渠开浚于明洪武初年，彼时明朝政权初始建立，百废待兴，地方尚无力新开长达95里之巨的汉伯渠，当是在元代旧有渠道之上重新疏浚扩展而成的新渠道，被新命名为汉伯渠。前文已有论述，元代宁夏引黄灌区未有新开引黄主干渠道，代之以疏浚维修为主，所用诸渠道皆为西夏遗留，即以汉伯渠命名的这条渠道最早可追溯至西夏时期，其时渠名或别于明代之汉伯渠。
明代宁夏引黄灌区汉伯渠灌域置有汉伯渠堡，是唯一以渠道名命名的堡寨，弘治年间灵州守御千户所辖寨堡有“枣园堡、吴忠堡、会安堡、汉伯渠堡”，汉伯渠堡位于今吴忠市马莲渠乡汉伯堡村，属今汉渠灌域。明嘉靖《宁夏新志》照引弘治《宁夏新志》有关汉伯渠的记载，所辖堡寨则增加至13个，“领屯堡一十三，枣园堡、吴忠堡、惠安堡、汉伯渠堡”。渠道重浚之后，引水稳定，招徕贫民垦种，附近大量荒田辟为沃壤，民众不断聚集，形成新的生活据点，遂以汉伯渠命名新的堡寨名，反映出渠道之于民众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引黄渠道已成为当地民众赖以为生和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汉渠成渠年代同秦渠一样，尚难准确考证，杨新才根据现汉渠地理位置及渠线走向，通过对历史时期河东灌区渠道运行数量的考证，认为唐“光禄渠”为今之“汉渠”的前身，两者之间存在承袭关系。其主要依据清人顾祖禹的考证推断而出，然顾氏所考史料既无详载，今存清代文献也无相关史料佐证，因此，杨氏所提观点当为断定汉渠早至唐代或已存在的一种假说，还需更多史料文献的印证。目前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汉渠开凿于汉代，其依据最早来源于乾隆《甘肃通志》，其载汉渠“相传创始于汉”，同理前文秦渠有关论述，汉渠始开于汉代尚无确切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物佐证。
（三）汉延渠
汉延渠，现为河西灌区重要干渠，位于唐徕、惠农两渠之间，由唐徕渠头闸引水，流经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兴庆区、贺兰县，尾水入第四排水沟，全长1015公里，灌溉面积57万亩。汉延渠之名最早可追溯至西夏时期，西夏成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5中多次出现汉延渠之名，“唐徕、汉延及诸大渠等上”“沿唐徕、汉延、新渠、诸大渠等至千步，当明其界”。《元史》载董文用在宁夏期间，“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同书卷164载郭守敬随同张文谦于至元元年行省西夏，发现“古渠在中兴者······一名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长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万余顷”，然自“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即自蒙古军队征讨西夏以来，西夏属地宁夏引黄灌区灌溉渠系遭受重创，基本处于废弃状态，“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西夏灭亡至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的38年中，宁夏平原农业生产停顿，也未进行过水利建设，郭守敬所见的12条正渠和68条支渠全部是西夏时运行的渠道”。由此可以明确西夏时期已有汉延渠这条渠道，且为西夏重要的引黄渠道，至明代一直沿用此渠名。正统《宁夏志》载：“汉延渠，黄河西。自闸口至渠尾，长二百五十里，支水灌田四千八百七十六顷。”弘治《宁夏新志》载，“汉延渠，拓跋氏据西夏已有此渠，资其富疆。元郭守敬从张文谦开省宁夏，浚淤浅，立闸堰。洪武间立宁夏卫，因之。自城西南峡口之东凿引黄河，绕城东北而流，余波入黄河。长二百五十里，支流陡口三百六十九处，灌宁、左、前三卫之田。每年春，发军丁修治之，所费不赀。四月初，开水北流。其分灌之法，自下流而上，官为封禁”，详细记录了汉延渠开口位置、渠线走向、渠道长度、灌溉范围、岁修事宜以及灌溉之法。清乾隆《甘肃通志》载：“汉延渠，一名汉渠，在宁朔县东南。引黄河水入渠，绕城自东而北，流十二里至汉坝堡。设石闸四空，正闸外又设退水石闸三道，水小则闭各闸，使水皆入渠，水大则开闸以泄之。渠长二百三十里，经宁朔、宁夏东界而北，溉田三千八百九十余顷。”汉延渠又名汉渠，《元和郡县图志》灵武县条载：“汉渠，在县南五十里。从汉渠北流四十余里始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余顷。”灵武县，西汉始置，隋灵武县原设置在秦浑怀障故址，后迁至黄河西、北魏之胡城，唐因之，属灵州，治今青铜峡市邵岗镇西。唐灵武县位于今青铜峡河西地方，则唐代汉渠亦属河西灌区，与今汉延渠所处地域、渠线走向及灌域范围大体是相同的，体现出汉延渠这条古渠道的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清初汉延渠又被称作汉渠，在清代宁夏地方公文及民间广泛使用，顺治年间宁夏巡抚黄图安在《条议宁夏积弊疏》一折中，奏请朝廷建议对宁夏引黄灌区引黄古渠道进行疏浚治理，便以汉渠代汉延渠而奏称，“宁镇唐、汉两渠，受黄河水利，灌溉阖镇地亩，最为军民命脉所系”。乾隆《宁夏府志》继用《甘肃通志》有关记载，将汉延渠称作汉渠，“汉渠，口开宁朔县陈俊堡二道河，经府城东，而北至宁夏县王澄堡，归入西河，长一百九十五里八分。大小陡口共四百七十一，浇灌宁夏、宁朔二县田五千六百九十分”。1927年刊印的《朔方道志》则又将汉渠称为汉延渠，“汉延渠，在河西，现溉宁夏、宁朔二县田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五十四亩三分四厘”。此后，汉延渠之名沿用至今。宁夏引黄灌区因黄河而存在，故引黄渠道开挖疏浚具有特殊性。随着黄河引水量的增加，渠道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存在由小变大，由短变长的情形；同时或因引水量的不足，导致渠道萎缩变小或被废弃不用，“宁夏之渠，岁需修浚，民间所输物料率数十万，工夫率数万。然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岁所浚，且不能敌一岁所淤”，黄河宁夏段河水含沙量大，导致渠道须勤于疏浚，方可无碍。因战乱或疏于岁修，则渠道必定淤塞严重，无法引水灌溉从而废弃；遗至后世，社会稳定，出于农田开发的需要，重新开浚或扩建延伸形成新的渠道。因此对于考证渠道具体成渠年代而言，甚为艰难和不易。根据现存史料，迟至唐中期便已有汉延渠这条渠道，其或开凿于唐初亦或唐朝以前，有待更多史料文献或考古材料的发现。清雍正年间曾任宁夏道的钮廷彩在《钦命大修汉渠碑记》中写道“汉之有斯渠，殆元封太初间”。元封、太初为西汉武帝年号，钮氏所言则汉渠即现在的汉延渠大略开凿于西汉，目前尚不知钮氏如何认定汉渠开凿于西汉武帝时期。单就传世历史文献的丰富程度而论，清代留存下来的宁夏地方史料文献是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如果钮氏翻阅了有关历史文献才有此说，则相关历史文献是完全可以保存下来的，亦或有相关佐证资料留存，但时至今日，尚未发现清代关于汉延渠具体开凿年代的史料文献。因而今天部分学者单依《钦命大修汉渠碑记》及相关记载而认定汉延渠开凿于西汉，是极不严谨与科学的。
（四）唐徕渠
唐徕渠，是宁夏引黄灌区河西灌区最大的一条渠道，现由河西总干渠引水，流经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平罗五市县，尾水入第三排水沟，全长314公里，实灌面积120多万亩。唐徕渠之名最早出现于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亦多次出现唐徕渠之名，“唐徕、汉延及诸大渠等上”“沿唐徕、汉延、新渠、诸大渠等至千步，当明其界”。其同秦家、汉延等古渠一样，亦为西夏时期留存下来的渠道，是西夏时期宁夏引黄灌区重要的引黄主干渠道。殆至元初，则称“唐来渠”，《元史》载董文用至元元年“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同年郭守敬行省西夏，发现“古渠在中兴者，一名唐来，其长四百里”。元至明代则一直沿用唐来渠此渠名，明正统《宁夏志》载“唐来渠，黄河西。自闸口至渠尾，长四百里，支水灌田四千七百一十八顷七十三亩”，弘治《宁夏新志》继载：“唐来渠，在城西南汉渠口之西，凿引黄河，绕城西北而流，余波入黄河。长四百里，支流陡口三百八处，灌左、右、前中屯四卫之田。”嘉靖《宁夏新志》、万历《朔方新志》则照引弘治《宁夏新志》关于唐来渠相关记载。清乾隆《甘肃通志》载：“唐来渠，一名唐渠，在宁朔县西，据汉延渠之上三十里。黄河出青铜峡东北，流渠口，即于峡之尽处开凿引水，绕城自西而北······渠长三百二十里，经宁朔、宁夏、平罗县界，溉田四千八百余顷零。”唐来渠又称唐渠，乾隆《宁夏府志》载：“唐渠，口开宁朔县大坝堡青铜峡，经府城西，而北至平罗县上宝闸堡，归入西河，长三百二十里七分一十三丈。大小陡口共四百四十六，浇灌宁夏、宁朔、平罗三县田五千七百六十三分。”道光《平罗记略》亦载：“唐渠口开宁朔县大坝堡青铜峡······长三百二十里七分一十三丈。”清雍正年间，通智奉旨修浚唐来渠、大清渠等渠道，其在疏浚唐来渠过程中亦将其称作唐渠，“臣等钦奉上谕，详勘确估，三渠工程难以并举，奏请先修唐渠”。同一时期，朝廷官员上报的有关宁夏地方水利奏折中也以唐渠相称，雍正初年翰林院检讨栗尔璋奏称“宁夏地多碱卤，赖有唐、汉、清三渠引河水而注之，田间有高阜之处，仿南方水车行之，亦可使之自下而上，虽岁或亢旱亦不成灾，是一方可行，凡近水之处皆可行也”。再者，清代宁夏地方文人所作水利诗词中也多以唐渠而称，如诗作《唐渠口迎水堤告成》“唐汉新渠次第安”“唐汉平分万里流”等。《朔方道志》在援引乾隆《宁夏府志》有关唐渠内容的基础上，将其正式称作唐徕渠，“唐徕渠，在河西现溉夏朔、平罗三县田一十七万九千三亩八分八厘”，并将实地采访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按新采访唐徕渠俗呼唐渠，在汉延渠之上，距汉渠二十五里，由宁朔县西大坝堡青铜峡口直接黄流，天然渠口也”。综上所述，迟至西夏就已有这条古渠道，唐来渠渠名则从元代一直沿用到明末，殆至清朝初年又称为“唐渠”，清人相习，直至民国初年才又正式称为唐徕渠，自此再未有变。从元朝郭守敬行省西夏所见，到1927年《朔方道志》实地采访情况来看，今唐徕渠自西夏时期以来一直是青铜峡灌区第一大干渠，历代宁夏地方志书记载中，渠道长度和灌溉面积一直保持高位，明清时期，其灌溉面积持续增加，至清代达到高峰，灌溉面积接近57万亩。乾隆《甘肃通志》载“唐渠意亦即汉故渠而复修之者”，提出唐渠之名由汉代故渠重新复浚而来，即今唐徕渠这条古渠道最早或开凿于汉代，乾隆《宁夏府志》则引用唐光禄渠开凿于汉代的相关论述，以证唐渠亦或始开于汉，时复浚于唐，“唐渠不见开凿由始。《唐书》：‘李听为灵州大都督长史，于境内复故光禄废渠以溉田。’宁夏在唐时为怀远县，隶灵州。凡唐书所言灵州，皆兼宁夏。五原有光禄塞，汉光禄勋徐自为所筑，渠名光禄，意亦自为所开。然则今之唐渠，或亦汉旧渠而复浚于唐耳”。此说缺乏相关史料尤其是唐及唐以前历史文献的有力佐证，不足为凭，但亦说明唐徕渠开凿年代久远，寄托了时人对开凿唐渠这条古老渠道的感恩怀念之情。
三、宁夏引黄灌区古渠道渠名沿革的历史意义
上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秦渠、汉渠、汉延渠和唐徕渠渠名历史沿革的系统考证，厘清了上述古渠道渠名演变的历史脉络，明确了古渠道历史沿革及现状，通过地方历史文献的全面考证，尝试对各古渠道的具体成渠年代进行论证，便于今后开展相关宁夏引黄古渠道的研究工作。同时对目前社会及学界层面较为流行的部分缺乏科学论证的观点进行了辩驳。通过对秦、汉、汉延、唐徕4条古渠道渠名历史沿革的考证，笔者发现渠名演变有着深刻的时代及社会背景，古渠道渠名的变化反映出历史时期宁夏引黄灌区社会发展的现状。渠道是农田水利建设中重要的基础设施，组成农业灌溉系统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土地”与“水利”形成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两者之间或以“土地”或以“水利”为核心重组构成古代地方农业经济系统，渠道则成为连接“土地”和“水利”的显在纽带。古代社会“土地”和“水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一定时期的持续性，但受制于战乱、改朝换代、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连接两者的渠道则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介入而破坏，从而导致“土地”和“水利”难以形成合力，出现区域农业经济的衰退或萎缩。正是认识到渠道的重要性，历代统治阶级都极为重视渠道的开挖，自西汉武帝瓠子堵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此后，开挖渠道引水灌田，成为古代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形成冲淤积平原，河面稍低于地面，在黄河上开口即可直接引水灌田，具有得天独厚的引黄灌溉优势，“故自汉唐以至明清，开渠引黄河之水灌溉农田，成为宁夏水利事业的重要内容”。并在持续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的历史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河渠为宁夏生民命脉，其事最要”，开渠引黄河水灌溉，遂成为历代宁夏地方政府为政第一要务，“兴水利以尽地利，亦为政之要也”。宁夏引黄灌区有史可考开挖渠道引水灌田的历史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初年，刁雍就任薄骨律镇镇将期间新开艾山渠、恢复古高渠，此后宁夏引黄灌区代有开挖引黄渠道记载。首先，通过秦、汉、汉延、唐徕4条古渠道不同历史时期的渠名变化，笔者发现新建政权在重新疏浚开挖前朝留存渠道的基础上，大多取之以新的渠道名，凸显彼时朝廷和宁夏地方政府对民生的重视，希望运用全新的渠道名称，消除前朝政权不利影响，重新唤起民心，凝聚民力，进而有效巩固统治。因此，古渠道渠名的沿革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每有腐朽没落王朝即将灭亡之际，宁夏引黄灌区呈现渠废田荒、民不聊生的衰败景象，继任政权建立之后，则必依靠宁夏黄河段的水利优势和肥沃土壤，重新于宁夏引黄灌区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主要举措为对前朝引黄渠道的疏浚及开挖新渠。再者，通过对古渠道渠名历史沿革的考证，明确宁夏引黄灌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古渠道的开挖及重修历史体现了宁夏引黄灌区的开发建设历程。围绕古渠道历代维修疏浚的过程，则又衍生创造出丰富的黄河水文化载体，如水利诗词碑刻、灌溉管理制度、治水管水技术等。它们是黄河文化的典型代表，宁夏引黄灌区古渠道渠名的变迁深刻诠释和演绎了宁夏版本的黄河故事，是黄河文化的生动体现。
结语
通过对宁夏引黄灌区秦、汉、汉延、唐徕4条具有代表性古渠道渠名开展的考证研究，笔者发现不同时期的渠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渠名不单是辨别渠道的称呼，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意识或者社会情感的深刻表达，寄托着彼时地方民众、各级官员甚至最高统治者的愿景。如卫宁灌区美利渠，元代称为“蜘蛛渠”，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巡抚毛鹏令中卫文武职官带本卫丁夫，在旧口之西六里，开凿新口，建进退水闸各一座，渠成之后改名为美利渠，取“乾始美利之义”，寄托着民众的美好期望；清初宁夏监收同知王全臣在汉延、唐来二渠之间新开渠一道，长六十余里，以补两渠之不及，因彼时清朝于宁夏引黄灌区未曾开挖大渠，“是以将此渠名为大清渠”，以国号命名渠道是国家意志的外在体现，彰显清廷重视宁夏水利开发；雍正年间钦差大臣通智等奉旨于宁夏引黄灌区新开两条引黄主干渠道，渠成奏请雍正钦赐渠名，“内阁交出插汉拖护地方新开大渠钦定惠农渠，六羊改渠钦定昌润渠”，则反映出雍正高度关注宁夏水利事业，希冀新开渠道可以惠及民众、造福民生，期望宁夏引黄灌区农业繁荣昌盛。
来源：中国地名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