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 7 月，来自欧美的 8 位风险投资人走访中国，他们进入工厂，与本土投资人交流，并采访了多家企业的创始人。Kompas VC 合伙人、曾任高盛和巴克莱投行人士的 Talia Rafaeli 说，他们原本知道中国在电池和“能源相关的一切”上早已领先，但真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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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科技领域的风投们，开始把过去的直觉公开化：中国的主导地位，正在让西方的一些关键赛道变得“不可投资”。

今年 7 月，来自欧美的 8 位风险投资人走访中国，他们进入工厂，与本土投资人交流，并采访了多家企业的创始人。Kompas VC 合伙人、曾任高盛和巴克莱投行人士的 Talia Rafaeli 说，他们原本知道中国在电池和“能源相关的一切”上早已领先，但真正走一圈后，差距之大让人怀疑欧洲和北美的竞争者能否生存下去。她感慨道：“每个人都应该做这样一次旅行。”

随着纽约年度“气候周”的临近，这些金融从业者必须直面一个现实：中国——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源——正在成为推动世界低碳转型的最强动力。与此对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大幅撤销绿色政策，欧洲深陷监管僵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正悄然把不少关键转型赛道变成西方初创企业难以进入的“铜墙铁壁”。

这并非单一维度的领先，而是系统性优势叠加：低成本资本与更快的审批—落地—扩产节奏，完整且本地化的供应链与更稳定的能源获取，使单位产能的摊销成本不断下台阶；同时，规模效应与学习曲线（良率/良品率、设备稼动、材料利用率）在同一地理集群叠加复利。对比之下，欧美本土制造在高利率、分散供应、高能源价格与冗长许可周期的多重约束下，很难跑通单位经济，从而被许多机构直接列为“不可投”。

Planet A Ventures 的联合创始人 Nick de la Forge 表示，公司已决定不再投资西方的电池制造与回收、电解槽、太阳能和风电硬件。在出行前，他怀疑中国领先很远；回来之后，这些赛道被直接列为“严格禁止（strictly off the list）”。

Extantia Capital 合伙人 Yair Reem 直言，他们已停止投资西方电池电芯制造商，转而寻求与中国公司在供应链上的协作方式。“在电池制造上，西方已经彻底 Game Over。”

Energy Impact Partners 合伙人、前麦格理集团董事总经理 Ashwin Shashindranath 说，此行让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西方投资人关于中国的许多认知，其实是活在一个‘泡泡’里。

被划掉的多是重资产+强规模效应赛道：初始 CAPEX 高、折旧周期长、对上游材料/设备/电力价格高度敏感；一旦在成本曲线上落后半个台阶，就难以通过中期运营优化追回差距。更关键的是，出清节奏与政策可得性：西方补贴往往碎片化且周期短、审批长，导致企业很难获得“规模—现金流—信用”的正循环。于是，“不投看起来正确”—这并非悲观主义，而是对单位经济与资金时钟的尊重。

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主席——指出，中国在能源转型中的领先，正在促使“许多国家”考虑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称美国的退却是“悲剧”。

中国如今制造了全球约 80% 的太阳能组件、60% 的风机、70% 的电动车和 75% 的电池，而且成本普遍低于西方。在专利上，中国的清洁能源专利数量约占全球的75%；在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冶炼与供应链环节上，中国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尽管“996”（早 9—晚 9、每周 6 天）已被官方明令禁止，受访 VC 仍认为这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常态。

Systemiq Capital 负责人 Irena Spazzapan 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上的进展，源自其终极目标：能源独立。“中国把能源安全放在一切之上。”

当然，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与生产国。西方政界人士批评，中国是在以环境和人权为代价赢得清洁科技的领先。巴伐利亚公共政策学院气候与环境政策教席 Miranda Schreurs 指出，“确实有一些值得担心的理由”。但现实是，美国在气候科学与国际援助上的退却，正让中国填补了全球转型的真空。

如果要理解这种优势，可以把它概括为四条同向叠加的“曲线”：

1）成本曲线（资本、能源、材料、人工、折旧）；

2）速度曲线（规划—拿地—土建—设备—爬坡的压缩周期）；

3）供给曲线（本地化率、备品备件、工程服务密度）；

4）政策曲线（能源安全优先级、长期工业融资与产业规划的一致性）。

当四条曲线在同一时段同向改善，形成的是一种不可轻易复制的结构性竞争力。因此，单靠关税壁垒或短期补贴，很难在西方重建可持续的成本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清洁能源的全球主导，并不等同于高利润。北京方面逐步取消了包括上网电价在内的补贴机制，过剩产能则把价格压至盈亏线附近。Systemiq 的 Spazzapan 指出，中国模式“长期忽视股东利益”，过度产能和价格战正在不断侵蚀企业股权。这是一个“规模优先于盈利”的系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王丹（Dan Wang）认为，中国模式依赖“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庞大的消费者力量，但金融投资者受益有限。”哥伦比亚商学院气候经济学家 Gernot Wagner 补充说，中国允许大量企业倒下，带来了真实的社会成本，但这种机制确实造就了全球范围的产业霸主。Planet A Ventures 的 de la Forge 说，亲眼目睹这种“企业达尔文主义”是一次“启示”：只有最强者能生存。

这套“规模优先”体系，在社会层面带来更快的碳成本下降与更低的终端价格，加速绿色技术普及；但在资本层面，意味着高波动的盈利周期、更快的产品迭代报废与股权回报被压缩。对全球消费者与下游行业而言这是红利；对金融投资人而言，这要求更高的技术门槛与更严苛的入场定价，以及对周期与出清有足够心理准备。

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内生能力，也让西方投资人震撼。上海的 Marvel-Tech 创始人林刚介绍，他们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能找到本地供应商，而且供应商愿意调整工艺以配合企业需求。Marvel-Tech 正在研发可同时燃烧氢气、氨气和天然气的三燃料燃气轮机。不少受访企业也在通过扩大出口来摆脱国内价格战。例如协鑫钙钛矿正在开发下一代太阳能组件，董事长范滨直言，公司目标是“尽快全球化”。

西方 VC 注意到，中国初创公司的创新逻辑与西方不同：不是先颠覆，而是先做 市场易接受、可快速规模化的渐进式创新，然后再探索“疯狂的突破”。Extantia 的 Reem 说，这与西方路径“完全相反”。 他们在宁德参观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生产线，那里拥有最自动化、最先进的产线，12 条并行运转，规模远超西方。“当你看到那一幕，你会明白：追赶是徒劳的。”2150 基金合伙人 Jacob Bro 说。欧洲寄予厚望的电池巨头Northvolt已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并在瑞典也走上破产之路。Bro 直言：“如果今天还想在欧洲打造一个 Northvolt，你最好把中国人请过来，一起做。”

这种差距的背后，是中国清洁科技产业集群独有的“飞轮效应”。

速度：从设计定版到产线打样、爬坡量产，周期被系统性压缩；

密度：设备商、材料商、自动化与良率提升服务商紧密协同，共线开发降低不确定性；

弹性：供应商愿意共同迭代，形成“协同研发—规模放量—成本递减”的正反馈。

对希望回流本土制造的西方而言，单点补贴不足以重构这种飞轮，需要长期低成本工业融资、跨国供采的稳定长单与对需求侧可融资化（保底采购、容量市场、长期 PPA）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重塑单位经济。

这趟中国之行，让西方 VC 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现实：清洁能源的全球竞争，已不是“差一点”的问题，而是路径分叉。西方还在纠结政策与监管，而中国已在全链条规模化上跑出了闭环。对欧美初创企业而言，挑战不只是追不追得上，而是有没有资格入场。这就是为什么不少 VC 选择避开这些领域，甚至寻求与中国企业合作。

来源：

[1]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9-21/china-road-trip-exposes-list-of-uninvestable-assets-in-the-west?embedded-checkout=true

来源：Z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