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知道自己要走了，但不知道，出卖他的人，就在几个月前，还跟他一起啃树皮、趟水沟，还被他当做最信得过的兄弟。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5年8月，江西南昌。

刑场上方志敏站得笔直，神情平静，目光很亮。

那天阳光很毒，地上的尘土被晒得发白。

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回头。

他知道自己要走了，但不知道，出卖他的人，就在几个月前，还跟他一起啃树皮、趟水沟，还被他当做最信得过的兄弟。

这事儿，说起来像一出戏。

但翻过历史档案，一点点拼起来看，却严丝合缝。

时间倒回到1934年底。

那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南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成了“困兽之斗”。

赣东北，山高林密，地势复杂，是游击区之一。

方志敏带着部队，就是在这里坚持。

那不是一般的艰苦。

白天敌军围剿，晚上缺粮少药。

红军战士靠野菜、树皮、甚至草根充饥。

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伤员用树叶包扎，走路都一瘸一拐。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还坚持写信给上级，汇报敌情，还鼓励战士们“信仰不能丢”。

他说：“我们现在吃的是草根，可我们心里装着的是整个中国。”

那会儿，他身边有个副官，姓陈，江西人。

年纪不大，说话不多，是从井冈山时期就留下来的老红军。

方志敏很信他，什么机密任务都交给他。

战士们也都服他，说他打仗不怕死，背着伤员走一夜山路都不喊累。

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会成了后来那场悲剧的关键。

1935年初，部队在怀玉山一带转移。

那地方山谷深，村子零散。

一次途中，陈副官认识了一个村里的女人，寡妇，三十岁不到，长得清秀，是靠给红军缝衣做饭换点吃食的。

她说话温柔，手脚麻利，很快就在部队里混了个脸熟。

那时候谁都缺感情上的慰藉，尤其是像陈副官这样，常年打仗、没个归处的人。

开始谁也没在意。

他们之间的来往也不算张扬。

可后来，有人发现他总在去那个村子的路上停留，时间还越来越久。

敌军的情报部门早就盯上了这一带。

国民党在地方上布了不少眼线，尤其是拿“女人”当突破口的手法，用得熟练。

而这名寡妇，不知是自己主动靠过去的，还是被威胁利诱，总之是成了突破口。

从档案里看，陈副官第一次泄露情报，是1935年1月中旬。

那天，他带着一张地图，从一个山头回来，晚上悄悄翻过山梁到了对面那个村子。

没几天，敌军就准确包围了红军一处临时驻地，连方志敏都说：“这次他们知道得太快。”

再之后，就是1月下旬那次大围剿。

怀玉山被封得死死的，红军突围失败，方志敏被俘。

那天他身上有伤，脚也冻坏了，但他还是坚持让战士们先走，自己留下掩护。

那之后，陈副官突然“失踪”。

有人说他在突围时牺牲了，有人说他被俘了。

可几十年后，一封未寄出的信从他老家的墙缝里被发现，信里写着：“她哭了，我心软了。

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

那封信没署名，但信封上有“1936年 江西玉山”的字样。

配合当年的内部通报，事情才慢慢拼出个轮廓。

方志敏被捕后，被关进南昌看守所。

那是个潮湿阴冷的地方，窗户只有拳头大，进风不进光。

他每天被审讯，敌人想从他嘴里撬出什么“大计划”，可他一句都没说。

反倒是在牢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章。

用的纸是从看守那儿求来的，有时候是旧报纸背面，有时候是破日历。

他用一根削尖的竹签蘸墨水写，一页页藏在棉衣夹层里。

看守说他有次写完一段话，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我写完这些，就可以去了。”

南昌行刑那天，天气闷热。

他穿着一件灰色旧中山装，脚步没有一丝迟疑。

路边有人偷偷掉泪，更多人低头不语。

士兵说：“他没喊冤，也没求饶。”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不足惜，只愿中国早日光明。”

陈副官后来的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一些史学者重新整理出来。

根据当地县志、口述资料和一份未公开的内部调查，他在战后被国民党安排了一个闲职，躲在江西南部某县粮站里，名字也换了。

几年后，因“精神恍惚，自言自语”被送到精神病院，1958年病故，终身未婚。

那个村里的寡妇，后来再没人见过。

有人说她被国民党带走了，也有人说她在战乱中死了。

没有确切记录。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第六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人物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南昌市档案馆藏，1935年1—8月《南昌看守所押解记录》。

吴运铎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来源：历史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