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日头，毒得很。已经是下午了，赶集的人稀稀拉拉，我的三轮车旁边，那几匹鲜亮的花布在太阳底下有点蔫。

“大哥，这布咋卖？”

一个沙哑的声音把我从昏昏欲睡中拽了回来。

我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日头，毒得很。已经是下午了，赶集的人稀稀拉拉，我的三轮车旁边，那几匹鲜亮的花布在太阳底下有点蔫。

“看上哪块了？”我清了清嗓子，指着车上的布料，“棉的，的确良的，都有。价格不一样。”

问话的是个干瘦的汉子，皮肤晒得像山里的石头，他身边的婆娘怯生生地探头看了一眼，又赶紧缩了回去。

这就是我1987年的夏天，蹬着一辆破三轮，从县纺织厂里拿点处理的布头，走村串乡地卖。

算不上什么正经生意，就是混口饭吃。城里工作不好找，我脑子活络点，干起了这个。辛苦是辛苦，但一天下来，刨去吃喝，总能剩下几块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跟车轱辘一样，转得不快，但也一直没停。我觉得挺好，踏实。

那汉子挑了块蓝底白花的棉布，跟我磨了半天价，最后少了两毛钱，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重新坐回马扎上，拧开军用水壶喝了口水，水已经晒得温吞吞的，一股子铁锈味。

正当我准备再眯一会儿，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同志，请问……这布怎么卖？”

这个声音，跟周围嘈杂的乡音格格不-入，像一股清泉。

我抬起头，愣住了。

阳光底下站着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袖口都磨破了。她的脸颊因为赶路和日晒，泛着一层高原红，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扎了个辫子，几缕碎发被汗水粘在额角。

可就算是这样，也挡不住那张脸的底子。

那双眼睛，清亮得像秋天的湖水。那份气质，就算混在人群里，也像鹤立鸡群。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林晚秋。

我们中学的校花。

那时候，她是所有男生仰望的存在。成绩好，人长得漂亮，白衬衫蓝裙子，走在校园里就是一道风景。我呢，就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普通男生，座位离她十万八千里，只能在升旗仪式上，偷偷多看她两眼。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以这种方式，再见到她。

她显然也认出了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迅速被一种窘迫和慌乱取代。她的手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脸颊也比刚才更红了。

“赵……卫东？”她试探着叫我的名字。

“是我。”我站了起来，一时间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林晚-秋，你怎么在这儿？”

问完我就后悔了，这问题太冒失了。

她低下头，声音更小了，“我……嫁到这边村里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嫁到这山沟沟里了？我记得她家条件不错，父亲是县中学的老师，怎么会……

“哦，哦。”我干巴巴地应着，努力想找点话说，“挺好的，这儿山清水秀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话假得不行。

她的目光落在我车上的布料上，特别是那块粉色带小碎花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渴望。

“你想买布？”我赶紧接话，想打破这尴尬。

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明白了。

“随便看，看上哪块跟我说。”我把那匹粉色的布扯出来，在她面前展开，“这个料子软，给孩子做衣服正好。”

她的手轻轻抚过那块布，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我女儿……快两岁了，还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低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当年的天之骄女，现在连给孩子扯块布都这么为难。

“喜欢就扯几尺，算我送你的。”我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她的脸“刷”地一下白了，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抗拒和受伤。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急急地说，往后退了一步，好像我的话刺伤了她。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我这是在同情她，可对她这样骄傲的人来说，同情比什么都伤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赶紧解释，“咱们是老同学，好久不见，算我送同学孩子的见面礼，应该的。”

她还是摇头，咬着嘴唇，固执地看着我。

气氛僵住了。

我知道，我再坚持，就是对她的不尊重。

“那……你看看要多少吧。”我换了个口气，公事公办地说。

她松了口气，重新走上前，仔细地比量着。

“做一身小衣裳，再加条小裤子，大概……要这么多。”她用手比划了一个长度。

我拿出尺子量了，又多给她放了点富余。

“行了，一共是二十块钱。”我把布叠好，准备递给她。

二十块。

我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清楚地看到她的身体僵了一下。

1987年，二十块钱不是个小数目。一个壮劳力在工地上干一天，也就两三块钱。这山里人家，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个现钱。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血色褪尽。那双曾经清澈明亮的眼睛里，此刻全是挣扎和为难。

我知道，她拿不出这笔钱。

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我该怎么办？直接说不要钱了？那肯定会再次伤到她。可就这么看着她为难？我也做不到。

就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她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脸颊因为羞赧而涨得通红，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赵卫东，我现在……手头没有现钱。”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二十块钱的布，我先拿走。我会绣花，苏绣。我给你绣一个枕套，或者一方手帕，用来抵这布钱。我绣得很好，拿到城里去，肯定不止这个价。”

她说完，就那么紧张地看着我，手心攥出了汗，像一个等待审判的学生。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昔日的校花，如今为了二十块钱的布，要用自己的手艺来做交换。

我能感觉到她那份小心翼翼维护着的自尊。

“行。”我几乎没有犹豫，点了点头，“我相信你。”

我把包好的布递给她。

她接过布，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谢谢你，赵卫东。”她低着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我……我尽快绣好给你送来。”

“不急。”我说，“你先紧着孩子用。”

她没再说什么，抱着布，转身快步走进了人群，背影有些仓促，像是怕我反悔一样。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空落落的。

收摊的时候，我数了数今天的钱，比平时少了一大截。那二十块钱，是我两天的饭钱。

晚上回到镇上租的小旅馆，房间里一股潮湿的霉味。

旅馆老板娘王婶是个热心肠的碎嘴子，见我回来，端着个大搪瓷碗，里面是刚出锅的面条。

“小赵，又跑了一天，累坏了吧？快，吃碗面条垫垫。”

“谢谢王婶。”我接过碗，热乎乎的，心里也暖了点。

王婶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板凳上，扇着蒲扇，开始打听：“今天生意咋样啊？我看你回来得比平时晚。”

我一边吸溜着面条，一边含糊地应着：“还行，就那样。”

“我跟你说啊小赵，”王婶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跑，得多个心眼。尤其是咱们这儿，山里人看着老实，有些也精着呢。你可别被人骗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到了林晚秋。

“怎么了王婶？”

“还能怎么，”她一拍大腿，“今天下午，我可都听说了。你在集上，让人家用什么……绣花，换了你一大匹布？”

这消息传得可真快。

我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哎哟我的傻孩子！”王婶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你咋这么实在呢？绣花？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她要是真有那手艺，还能穷得连块布都买不起？这明摆着是看你脸嫩，骗你的！”

“她是我老同学。”我忍不住辩解了一句。

“老同学？”王婶撇了撇嘴，“老同学才好下手呢！知根知底的，知道你心软。我跟你说，你这二十块钱，算是打了水漂了。你等着吧，她肯定不会再来找你了。”

王婶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我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

她说她会绣花，可我没见过。她说绣品值钱，可在这山沟里，谁会花钱买那个？

万一……万一她只是找个借口，拿了布就再也不露面了呢？

我心里开始犯嘀咕。

那二十块钱，是我蹬着三轮车，一尺一尺布量出来的辛苦钱。

晚上躺在咯吱作响的木板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眼前一会儿是林晚秋当年在学校里穿着白衬衫的样子，一会儿是她今天穿着破旧衣服、满脸窘迫的样子。

还有王婶那句“你这二十块钱，算是打了水漂了”，像个苍蝇一样在我耳朵边嗡嗡响。

我心里乱糟糟的。

第二天，我照常出摊。

心里却总是不踏实，时不时地就往人群里瞅，希望能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可是一天下来，什么都没有。

第三天，还是没有。

第四天，依旧没有。

镇上的集市是三天一次，我连着赶了三个集，都没再见到林晚秋。

王婶看我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恨铁不成钢”，变成了“你看，我说的没错吧”的同情。

“小赵啊，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她叹着气跟我说，“以后眼睛放亮点。”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越来越沉。

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太傻了？因为一点点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就轻易相信了一个几乎十年未见的人？

那二十块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钱不多，但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很难受。

尤其欺骗我的，还是我曾经仰望过的“校花”。这种落差，让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我开始变得有点烦躁。

卖布的时候，有人讲价讲得狠了，我心里就冒火。晚上回到旅馆，听着王婶的唠叨，也觉得格外刺耳。

我甚至想过，干脆离开这个镇子，去下一个地方。眼不见心不烦。

可是，我又不甘心。

我不是不甘心那二十块钱，我是不甘心，我记忆里那个美好的林晚秋，变成了一个骗子。

我得去弄个明白。

这个念头像一棵小草，从我心里的石头缝里钻了出来，然后疯狂地生长。

我决定了，我要去找她。

我向王婶打听林晚秋嫁的那个村子。

“哟，你要去找她？”王婶一脸惊讶，“你还真不死心啊？我跟你说，那个村子叫‘石头村’，在山坳坳里，路可难走了，你这三轮车根本进不去。”

“我走路去。”我说。

王婶看我态度坚决，只好给我指了路。

“从镇上往西走，看到那棵大槐树，顺着山路一直往里走，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你可得早点去，天黑前赶不回来，山里有野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出发了。

我没骑车，把车和布都寄存在王婶那儿。身上就带了个水壶和两个馒头。

山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

全是碎石子路，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两边是茂密的树林，太阳都照不进来，显得有些阴森。

我走了快两个小时，腿肚子都开始打颤，才翻过第一个山头。

坐在山顶的石头上歇脚，啃着冰冷的馒头，我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为了二十块钱，至于吗？

可是一想到林晚秋那双眼睛，那份小心翼翼维护着的尊严，我又觉得，我必须去。

我不是去讨债的。

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她到底过得怎么样。想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骗了我。

歇够了，我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看到了王婶说的那个“石头村”。

村子不大，零零散散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用山里的石头和黄泥垒起来的，看着就透着一股子穷气。

村口有几个小孩在玩泥巴，看到我这个陌生人，都怯生生地躲到了大人身后。

我找了个正在纳鞋底的大娘，打听林晚秋的家。

“你找陈山家的那个知青媳妇？”大娘抬起头，眯着眼打量我，“你是她啥人？”

“我是她老同学。”

大娘的眼神里立刻多了几分戒备和审视。

“顺着这条路往里走，最里面那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树的，就是了。”她指了指。

我道了谢，顺着她指的方向走去。

越往里走，房子越破旧。

最里面那家，院墙都是用石头胡乱垒的，院门是用几根木头绑的，风一吹就晃。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

我该怎么说？说我是来拿枕套的？还是来要钱的？

好像怎么说都不对。

正当我迟疑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是一个孩子的。

紧接着，是林晚秋焦急的声音：“妞妞，快，把药喝了，喝了就不难受了。”

我心里一动，推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

院子很小，收拾得还算干净。角落里种着几棵青菜。

堂屋的门开着，我一眼就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林晚秋正半跪在床边，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哄着一个面色潮红的小女孩喝药。

小女孩大概两岁左右，病恹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就是不肯张嘴。

碗里是黑乎乎的草药，散发着一股苦味。

林晚秋的眼圈是红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妞妞乖，喝了药，病才能好啊。”

她好像完全没注意到我的到来。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屋里的一切，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了。

屋子很暗，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张旧木桌，两条长板凳，还有一个掉漆的木柜子。

床上铺的被子，洗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这就是她的家。

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连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小煤油灯被点亮了，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了桌子上放着一个绷子，上面是一块白色的布，布上已经绣出了一对色彩斑斓的鸳鸯，栩栩如生。

绷子旁边，放着一个针线笸箩，还有几根熬夜用的灯草。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酸了。

原来，她没有骗我。她一直在绣。

为了孩子，为了那二十块钱的布，她可能熬了好几个通宵。

我正想开口，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里屋走了出来。

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他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眉头就皱了起来，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你找谁？”他声音低沉，带着一股山里人的生硬。

他应该就是林晚秋的丈夫，陈山。

林晚秋听到声音，也回过头来。看到我，她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的碗一晃，药汁洒出来几滴。

“赵……卫东？你怎么来了？”她脸上的表情，是惊讶，是慌乱，更是无地自容的难堪。

她下意识地想把桌上的绣绷藏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是来要账的？”陈山往前站了一步，把我挡在外面，像一堵墙，把他老婆孩子护在身后。

他的眼神很冷，带着敌意。

“不是，我不是。”我赶紧摆手，“我就是路过，顺便来看看老同学。”

这个借口连我自己都觉得蹩脚。

陈山的眼神更冷了，“我们这山沟沟，有什么值得你一个城里人‘路过’的？你是不是看我们家晚秋好说话，就欺负她？”

“陈山，你别胡说！”林晚秋急了，站起来拉住他的胳膊，“卫东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我同学，他帮了我。”

“帮你？”陈山冷笑一声，指着桌上的绣绷，“用这个帮你？让你熬瞎了眼睛去换那几尺破布？我们山里人是穷，但还没到要靠女人卖艺换东西的地步！”

他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林晚秋的脸上，也抽在我的心上。

林晚秋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让自已哭出声。

“我没有……我就是想给妞妞做件新衣服……”她哽咽着说。

“新衣服？新衣服比孩子的命还重要吗？！”陈山的声音更大了，“你为了赶这个东西，几天没合眼了？妞妞发烧，你都不知道！要不是我今天回来得早，孩子烧坏了怎么办！”

我全明白了。

孩子病了，他把气都撒在了林晚秋身上，也撒在了我这个“债主”身上。

在他眼里，我就是那个逼得他老婆熬夜伤神，连孩子都顾不上的罪魁祸首。

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孩子的咳嗽声，女人的抽泣声，男人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

我站在这里，像个多余的人，一个闯入者，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我本以为自己是来寻求一个答案，甚至带着一丝“查明真相”的居高临下。

可现在，我看到的真相，却是这样一个破碎而艰难的家庭。

我的那点纠结，那二十块钱，在这沉重的生活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

“对不起。”我低声说，“我不知道孩子病了。我……我不是来催你的。”

我的道歉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陈山根本不听我解释，他一把抓起桌上的绣绷，就要往外扔。

“我们不要你的布！这东西我们也不绣了！”

“不要！”林晚秋尖叫着扑过去，死死地护住那个绣绷。

那是她最后的尊严。

“陈山，你放手！”她哭喊着，“这是我答应人家的，我不能言而无信！”

两人拉扯之间，林晚秋的手被绷子的木框划出了一道口子，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

我脑子“嗡”的一声。

我做错了。

我真的做错了。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不该自以为是地“帮忙”，不该让她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我的出现，非但没有帮助她，反而成了引爆他们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着，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心里被巨大的愧疚和无力感淹没。

我转身，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那个院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石头村的。

山路还是那条山路，但我感觉比来的时候要长得多，也难走得多。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全是刚才的画面。

林晚秋苍白的脸，她护着绣绷的绝望眼神，她手上的血。

还有陈山那充满敌意的目光，和他那句“我们山里人是穷，但还没到要靠女人卖艺换东西的地步”。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一直以为，我同意她用绣品抵账，是一种体谅，一种对她自尊的保护。

可我错了。

在陈山看来，在他这个朴素的山里汉子看来，这就是一种交易，一种让他妻子抛头露面、出卖手艺的“卖艺”行为。这触及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底线。

而我，那个来自“城里”的“老同学”，就成了破坏他家庭安宁的“外人”。

我坐在来时歇脚的那块大石头上，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山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

我从兜里掏出剩下的那个馒头，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来这一趟？

为了证明她不是骗子？

她不是。她为了守住信用，宁愿熬坏身体，甚至跟丈夫争吵。

那我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二十块钱？

现在想来，那二十块钱是多么的可笑。

我慢慢冷静下来，开始反思整件事。

从一开始，我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施予者”的位置上。

在集市上，我说“算我送你的”，这是施予。

后来，我同意她用绣品抵账，我心里想的是“我相信你”，这仍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我在“恩准”她用另一种方式来偿还。

我的善意，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不平等的视角。

我没有真正地站在她的立场上，去理解她的困境，去体会她那份在泥潭里挣扎着也要维护的尊严。

我以为我保护了她的自尊，实际上，我的出现，却让她在丈夫面前彻底失去了尊严。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我错在，我只看到了她的“穷”，却没有看到她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立场，没有看到她丈夫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和底线。

真正的帮助，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更不是自我感动的同情。

它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能够让对方有尊严地接受的方式。

我该怎么做？

就这么走了，把这一切当成一个教训？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把他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必须做点什么来弥补。

可我能做什么呢？

再回去道歉？只会被陈山当成虚情假意。

把钱硬塞给他们？那更是对他们尊严的践踏。

我看着远处连绵的群山，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绣品……对了，绣品。

林晚秋说，她的苏绣，拿到城里去，不止二十块钱。

陈山看不起的“卖艺”，在他眼里一文不值的“玩意儿”，会不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如果，我不是一个债主，而是一个商人呢？

如果，我不是来讨债，而是来谈生意的呢？

如果，我能证明她的手艺，不是没有价值的“玩意儿”，而是可以堂堂正正换来收入的“本事”呢？

这或许是唯一能解开这个死结的办法。

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激动起来。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不再犹豫，转身朝着石头村的方向，重新走了回去。

这一次，我的脚步比来时要坚定得多。

天色已经有些暗了。

我走到镇上唯一的小卖部，用身上仅剩的几块钱，买了两包给孩子退烧的药，还买了一斤红糖。

然后，我再次走上了那条山路。

等我重新站在那个小院门口时，天已经快黑透了。

屋子里点着那盏昏暗的煤油灯，能听到里面传来妞妞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但没有争吵了，只有一片沉寂。

我能想象屋里的气氛有多么压抑。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那扇破旧的木门。

“咚，咚，咚。”

屋里的声音停了。

过了一会儿，陈山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看到是我，眉头立刻又拧成了疙瘩。

“你又来干什么？”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

“我……我是来谈生意的。”我说。

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突兀。

陈山显然也愣住了，用一种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谈生意？我们家有什么生意好跟你谈的？”

我没有理会他的嘲讽，而是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去。

“这是给孩子的退烧药，镇上买的，比草药见效快点。这个红糖，给你爱人补补身子。”

陈山看着我手里的东西，没有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我们不要你的东西。”他生硬地说。

“这不是给你们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是……定金。”

“定金？”陈山更糊涂了。

“对，定金。”我点了点头，侧身往屋里看了一眼，提高了点声音，确保林晚秋也能听到。

“陈大哥，嫂子，我今天回去想了想，我觉得我之前那个想法不对。”

我换了个称呼，不再叫她林晚秋，而是叫“嫂子”，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平等的位置上。

“我不该让嫂子用绣品来抵布钱。这是两码事。”

我顿了顿，继续说：“我是个生意人，我看到了嫂子的手艺。说实话，那对鸳鸯枕套，绣得太好了。我走南闯北，见过不少绣品，但这么有灵气的，很少见。”

我说的是真心话。

“所以，我想跟你们谈一笔真正的生意。我出钱，收购嫂子绣的枕套、手帕、屏风，拿到县里，甚至省城去卖。卖出去的钱，我们分。你们出技术，我出渠道，这才是正经的合作，跟那二十块钱的布，没关系。”

屋子里一片寂静。

陈山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在消化我说的这番话。

我看到，林晚秋的身影，也悄悄地出现在了门后，她扶着门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至于那二十块钱的布，”我笑了笑，语气轻松地说，“那就是我这个生意伙伴，提前给未来老板的女儿准备的见面礼。生意还没开始，哪有让老板自己掏钱买原料的道理？是我之前糊涂，没算清这个账。”

我把所有的逻辑都重新梳理了一遍。

把“抵债”变成了“合作”。

把“同情”变成了“投资”。

把“施舍”变成了“定金”。

我把他们放在了“老板”和“技术方”的位置上，而我，只是一个寻求合作的“渠道商”。

这样一来，他们接受我的一切，就都变得顺理成章，不再有损尊严。

陈山沉默了很久，他粗糙的手指摩挲着门框，眼神闪烁不定。

他不是傻子，他能听出我话里的善意。

“你……说的是真的？”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当然是真的。”我把手里的药和红糖又往前递了递，“这就是我的诚意。你们可以先试试，绣一个枕套给我，我拿去卖。卖掉了，我把钱给你们送来。卖不掉，这药和红糖，就当我……就当我交个朋友，认了。”

我把话说得很实在。

屋里的林晚秋走了出来，她眼睛还是红的，但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绝望和难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光芒，有感激，有疑惑，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

“卫东……”她开口，声音沙哑。

“嫂子，你别说了。”我打断她，“你现在最要紧的，是照顾好妞妞，养好自己的身体。生意的事，不急于一时。等孩子好了，我们再慢慢谈。”

我说完，把东西硬塞到陈山怀里。

“我先回去了，镇上旅馆的王婶知道我住哪儿。你们什么时候绣好了，或者有什么事，可以去那儿找我。”

说完，我没再给他们拒绝的机会，转身就走。

走出几步，我听到身后传来陈山有些笨拙的声音。

“那……那药……多少钱？”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

“都说了是定金，记在账上！”

说完，我加快脚步，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镇上的旅馆，已经快半夜了。

王婶被我吵醒，看我一身疲惫，嘴里埋怨着，却还是去厨房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我心里暖洋洋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去赶集。

我留在旅馆里，一边帮王婶干点杂活，一边等着石头村的消息。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

我不知道我的那番话，他们到底信了没有。

我也不知道，林晚秋的绣品，是不是真的能卖出去。

这更像是一场赌博，我赌的是人心，赌的是那一线希望。

第五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帮王婶劈柴，旅馆门口来了一个人。

是陈山。

他换了一身干净点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用蓝布包裹着的东西，脸上带着几分局促和不自在。

“赵……同志。”他看到我，有些紧张地搓了搓手。

“陈大哥，你来了。”我放下斧子，笑着迎了上去，“快进来坐。”

我把他让到屋里，给他倒了杯水。

他把手里的布包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那个已经绣好的鸳鸯枕套。

在屋里明亮的光线下，那对鸳-鸯显得更加活灵活现，色彩鲜艳，针脚细密，简直就像要从布上飞出来一样。

“晚秋她……把它绣好了。”陈山低着头说，“她说，让你看看，行不行。”

“行，太行了！”我拿起枕套，由衷地赞叹道，“这手艺，绝了！”

陈山听我这么说，黝黑的脸上泛起一丝光亮，像是松了口气。

“妞妞的烧也退了，你的药……管用。”他补充了一句，声音很小。

“那就好，孩子没事就好。”我把枕套重新包好，“陈大哥，你放心，我一定给嫂子的手艺卖个好价钱。”

“嗯。”他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几张被汗浸得有些潮湿的毛票，放在桌上。

“这是……药钱。”

我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钱，心里一酸，又把钱推了回去。

“大哥，都说了是定金。等枕套卖了钱，从里面扣。”我态度坚决地说，“你要是现在给我钱，就是信不过我，这生意，咱们就没法做了。”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把钱收了回去。

“那……俺们等你的消息。”

“好。”

送走陈山，我拿着那个枕套，心里沉甸甸的。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枕套了，它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和尊严。

我不能失败。

第二天，我蹬上三轮车，带着我所有的布，还有那个枕套，直奔县城。

我没有去集市，而是直接去了县里最大的百货大楼。

我知道，这种地方，才是这些精美手工艺品该去的地方。

我找到了百货大楼的经理，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一开始，他根本没把我这个“倒爷”放在眼里。

当我把那个鸳鸯枕套在他面前展开时，他的眼睛亮了。

他拿起枕套，翻来覆去地看，又戴上老花镜，仔细研究那针脚。

“这绣工……是苏绣的路子，而且是高手。”他喃喃自语。

“经理，您看，这东西能卖多少钱？”我试探着问。

他沉吟了片刻，说：“东西是好东西。这样吧，我先放在我们柜台寄卖，卖出去了，给你八十块钱，你看怎么样？”

八十块！

我心里一阵狂喜。

这比我预想的还要高得多。

“行！就这么办！”我当即拍板。

办好寄卖手续，我揣着那张收据，感觉比我自己赚了一百块钱还高兴。

我没有立刻回镇上，而是在县城里转了转。

我去了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最新的刺绣图样，又去布店，挑了几种颜色鲜亮、质量上乘的丝线和绸布。

我想，既然是合作，我就得拿出我的诚意和投入。

当我带着这些东西和那张八十块钱的寄卖收据回到石头村时，陈山和林晚-秋都惊呆了。

当陈山看到那张盖着百货大楼红章的收据，看到上面“捌拾圆整”的字样时，他那双粗糙的大手，都有些颤抖。

八十块钱，可能是他们家一整年的收入。

他看向林晚秋的眼神，彻底变了。

那里面，有惊讶，有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骄傲。

他终于明白，他妻子的那双手，不是只能洗衣做饭，而是能创造出这么大价值的“金手指”。

林晚秋看着我买来的新图样和丝线，眼圈又红了。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和难堪，而是因为感动和希望。

“卫东，谢谢你。”她看着我，认真地说。

“嫂子，别这么说。”我笑着摆摆手，“我们是合作伙伴。你负责绣出最好的东西，我负责把它们卖出最好的价钱。咱们一起努力。”

从那天起，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林晚秋的手艺，加上我从城里带来的新图样，让她绣出来的东西，既有传统功底，又有新颖的设计。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石头村收一次货，然后带到县里，后来甚至跑到了省城。

她的绣品，从枕套到手帕，从屏风到挂画，每一样都卖得很好。

我们从一开始的分成，变成了我直接付给她计件的工钱，这样她能更快地拿到现钱，心里也更踏实。

石头村的人，看陈山家的眼光也变了。

没人再说他娶了个“吃闲饭的城里媳妇”，大家都羡慕他有个能干的巧手婆娘。

陈山也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充满戒备的山里汉子。他脸上的笑容多了，腰杆也挺得更直了。他会主动帮我把绣品打包，送我到村口，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赵同志，路上慢点。”

他们的家，也一点点地变了。

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屋里添了新家具，妞妞也穿上了妈妈亲手做的新衣服，脸上有了健康的红晕。

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只知道走村串乡卖布头的“倒爷”了。

我成了连接山村和城市的一座桥。

我的生意，从一开始的几匹布，慢慢地，变成了专门经营这些精美的手工绣品。

我不再为了一天能赚几块钱而奔波，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那个夏天，从一块二十块钱的花布开始，改变了林晚秋一家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后来，我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店，专门出售像林晚秋这样的手艺人的作品。

我和林晚秋一家，也从单纯的生意伙伴，变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炎热的下午，在尘土飞扬的集市上，她羞红了脸，对我说：“二十块布我绣花抵。”

我庆幸，我当时选择了相信。

我也明白，那份相信，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一种平等的尊重。

正是这份尊重，让我们都找到了更好的自己，也让我们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抓住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踏实和温暖。

来源：百闻知晓晓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