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场发布会上，普京已批评过1918年《俄国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那是2019年12月的一个晚上，莫斯科演播室灯光冷白。

普京对着镜头，谈起列宁与苏联的终局。

他用了一个近乎法律人的口吻，语速并不快。

彼时，他把“联邦的松散性”归因为列宁的制度设计。

话锋一转，他点出“退出权”像一枚埋在体制里的“定时炸弹”。

这说法立刻在学界与媒体间引出争论。

时间向前拨到2016年1月21日。

在一场发布会上，普京已批评过1918年《俄国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据他解释，那部宪法允许民族共和国自愿加入、也可无条件退出。

再跳回2019年12月10日与19日。

普京在电视讲话中重复这一逻辑链条。

他把制度安排与1991年的解体连在一起。

对照是清晰的革命者的理想与统治者的顾虑。

列宁强调平等与自觉，倾向把广泛自治转化为独立权。

普京强调一体与秩序，主张中央对边缘保持“硬连接”。

转年到2022年2月的记者会，他语气更直白。

“这不是一般的错误，更糟。”他这样列宁的国家构想。

在俄罗斯国内，这种表述得到一部分共鸣，也遭到学术反驳。

更确切地他把苏联解体的主要诱因放在制度门槛上。

一方面是退出条款降低了分离的法律成本。

另一方面是自治权叠加经济困局，使地方出现“国中之国”的治理难题。

苏联的崩塌并非单因模型。

有研究认为，长期的经济停滞与改革操作失当同样关键。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政经松绑，多半加速了裂解。

此前的党内争论，提供了另一重参照。

斯大林更看重集中统一，倾向将加盟体制压实为“单一国家”。

列宁坚持平等的民族共和国并存，其后果在地图上留痕。

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的边界与归属问题，正是遗留线索之一。

学界资料显示，早期划分在历史与现实间多有错位。

普京在回顾时把它视为结构性隐患，语气克制但态度明确。

等到1991年冬天，红旗自克里姆林宫降下。

苏联宣布解体，分为15个独立国家。

俄罗斯承继主体疆域，乌克兰等国走向各自道路。

宏观局势由此改写，两极格局坍塌为一强独大。

美国的全球优势在90年代快速巩固。

这部分，国际关系研究大致认同。

普京的论述里，常见一个对照面。

他把中国作为参照案例，强调长期的中央集权传统。

据公开讲话，他认为高度一体化有助于跨区域治理与稳定。

中国的制度路径与俄国历史并不等同。

地理、民族分布与国家形成的时间线差异显著。

简单类比，容易忽略各自的政治经济条件。

回到列宁与普京的交叉点。

前者在1917年后重建政权，优先解决战乱、土地与工业国有问题。

制度试验在仓促与压力中进行，可供借鉴的样本有限。

后者则在苏联余绪中行使权力，重估边疆与中心的关系。

他在公开场合反复提及“退出权”的风险。

更像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对“制度阈值”的警惕。

据档案与记述，列宁与斯大林围绕“联邦还是并入”的争论颇为激烈。

前者力求以平等缓解民族矛盾，后者强调统一来压缩离心力。

两种逻辑各有得失，历史后果却并非由某一手笔单独决定。

经济层面不能回避。

70—80年代的增长停滞、油价波动与军费负担，削弱了财政筋骨。

再叠加官僚体系的惰性，改革的激进度与节奏出现错位。

社会层面的预期也在抬升。

媒体开放与言论松动，地方精英构建新的身份叙事。

在退出权作为“合法路径”存在的前提下，政治选择不再只是一纸宣言。

因此把全部因果归于1918年的一条条款，证据并不充足。

但把它视为关键触发器之一，仍有分析价值。

较为稳妥的说法，是制度设计与后期治理交互放大了风险。

普京在2019—2022年的连续表态，透露两层用意。

其一，重申中央与边疆的硬边界不可被随意切割。

其二，借历史争论校准现实政策空间。

有人称这是一种“以史为镜”的政治化叙事。

也有人指出，它帮助公众理解苏联终局的制度逻辑。

两种看法并行存在，证据强弱各异。

末了，再把镜头拉回那盏冷白灯。

“定时炸弹”三个字，在俄罗斯语境里已被反复引用。

它提醒人们，法律文本中的，可能在多年后启动复杂的连锁反应。

至于历史的最后评判，仍需时间。

研究会继续增补材料，争论也难以短期停息。

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与现实的磨合里，寻找可行的安全阈值。

来源：伍妹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