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的第一天，妈妈苏灵扬生了我，好胖啊，整整八磅三，全院都出了名。当时，爸妈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每天都是极紧张地活着。我呢，是妈妈极好的掩护者，有时妈妈去公园接头，就用小车推我去，这样不易引起别人注意。

1939 年，周密在延安安塞

周密于家中留影

1936年的第一天，妈妈苏灵扬生了我，好胖啊，整整八磅三，全院都出了名。当时，爸妈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每天都是极紧张地活着。我呢，是妈妈极好的掩护者，有时妈妈去公园接头，就用小车推我去，这样不易引起别人注意。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爸爸周扬所在的党组织被破坏，我们一家就和一些同志奔赴延安。一路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环境又乱，过着极不舒服的生活，可是不到两岁的我倒无所谓，夜里由爸妈轮流地照护，白天又有叔叔伯伯们轮流抱我。我最喜欢的是舒群叔叔，当时我叫他“黑伯伯”。

我在延安一直生活到日本投降。我记事很早，最早的记忆是从延安安塞开始，当时大约三四岁。那时，爸爸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妈妈先后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党校学习，很少回来，所以平时我和爸爸在一起生活。我们住在一个黑乎乎的窑洞里，我的床—一只柳条箱的盖子靠在大人们的床边。每次我爬过大床躺到自己的“窝”里去，都感到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有次爸爸在屋里生火，可能是因为柴火湿或灶难烧，搞得满屋是烟，满地柴草木片。他的头发上沾着几根草，眼睛被熏得通红，几次叫我到院子里去，可我赖着不走。后来，大概是屋里的火没生着，他的肝火上升，一把把我抱出门外，我又坚决地跑进去，于是他把我提到院中间一条长凳上，按住狠狠揍了几下屁股才算了事。我自小顽皮，脾气又倔，挨妈妈打是家常便饭。可爸爸这辈子只打过我这一次，我倒记得清清楚楚。

1940年以后，爸爸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院长。我四岁时，我们家搬到桥儿沟东山坡的鲁艺。我和爸爸住在一个窑洞里，妈妈去生弟弟了，临走留给爸爸八只鸡，让他好好养。爸爸成天忙得很，没时间垒鸡窝，碰巧我们窑洞旁有个洞，我就出了个主意，把鸡养在里面。隔了几天，全不见有鸡出来，后来才知道那是个蛇洞，于是我们搬离了那个窑洞。

鲁艺有一群小孩，其中有名导演章泯的儿子克宁、克朗，戏剧家于伶的儿女力平、力凡，冼星海的女儿妮娜等等。他们的父亲都不在延安，由各自的妈妈带着。也有不少和父母在一起的，如李大钊烈士的外孙贾森林，画家蔡若虹的女儿小青等等。这些孩子中后来不少成为专家、官员，也有些过早凋谢了。

孩子六七岁时便上学去了，留下的全是幼儿园年龄的娃娃。大人们白天去工作，娃娃们就在院子里山坡边自己玩。这群娃娃中我和力凡最大，是孩子头，走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大串，最小的还蹒跚学步。为小弟弟小妹妹们擦鼻涕、解裤子、擦屁股是大孩子的义务。没有玩具，我们就拿柴棍、土块、瓦片过家家玩，手绢两边一卷，折过来，中间拴根线便是个“小人儿”，所以我一直想要个洋娃娃。

小青的妈妈夏蕾阿姨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有一天，她居然缝了个洋娃娃送给我—一个画着眼睛嘴巴、穿着花裙子的布娃娃！在延安，花布都难见到，何况穿在布娃娃身上呢。小伙伴们都羡慕得睁大了眼睛，轮流拿在手上摸一摸。我更是喜欢极了，天天拿着不离手，睡觉也搁在枕边。

1938 年，周扬（右）与舒群在安塞

谁知好景不长，有天我上茅厕，不慎把布娃娃掉进粪坑了。桥儿沟的厕所，就是一个坑上搭几条木板。好在是冬天，坑底都冻结实了。我实在舍不得我的布娃娃，就缘着木板爬下厕坑拾了上来。然后，抱着沾着屎尿的布娃娃，一边哭一边朝自家的窑洞走去。小伙伴们早就把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开了，爸爸也从窑洞里出来站在门口，老远他就一面摇手一面喊：“走走走，别进来！”我能往哪儿去呢？只能站在院里大哭。这时，颜一烟阿姨端着一大木盆水过来，给我洗了脸和手，又用湿布擦净了棉裤棉鞋，好言好语劝慰我，答应请夏蕾阿姨再给我缝个新娃娃，我这才十分不舍地把那个布娃娃交给她处理了。那个布娃娃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玩具。20世纪90年代，我去看望蔡若虹叔叔和夏蕾阿姨，他们仍是那般温和慈祥。我那时才知道小青就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蔡晓晴。颜一烟阿姨后来成了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在电视中见过她一次。她们大概不知道，她们曾在我的童年留下过那么深刻的记忆。

大约是1940年的一天，我经过冼星海家窑洞门口，看见他的夫人钱韵玲阿姨躺在床上大声呻吟。见到我，钱阿姨大叫：“咪咪，快去叫你妈妈来呀！”我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即撒腿跑去找妈妈。傍晚，听说钱阿姨生了个女儿。1977年，我去上海出差，妈妈叫我顺便去杭州看看钱阿姨，那次，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冼妮娜。尽管沧桑岁月已在我们脸上刻下了抹不掉的痕迹，她还和小时候一样热情爽朗。我们彻夜畅谈，竹筒倒豆子般地相互倾诉了三十多年来的酸甜苦辣。我才知道，钱阿姨这辈子活得非常苦。

桥儿沟时代，我最好的朋友是力凡，她比我大一岁左右。我们住的地方紧挨着美术系，我和力凡常常到华君武叔叔、江丰叔叔那儿去玩。江丰叔叔给我们一人几支画笔，是用山上的黄土粉、红土粉或木炭的黑心磨成粉，和水捏成的笔。华君武叔叔随手给我画了两个小人，我就拿回家照着画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画画，墙上、门上、地上都画满了，直搞得满头大汗，浑身是土才满意。以后我常常跑到叔叔们那儿去磨咕，养成了喜欢画画的习惯。

我和力凡是娃娃头儿，也是鲁艺秧歌队最小的演员。每次总是秧歌队打开场子，大家坐成一圈后，我俩便出场了。《小放牛》《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目，都是她扮男，我演女。不记得有谁专门教过我们，大人们排练时我们就跟在后面学。我的这些“传统剧目”从1943年演到1948年，从延安演到张家口、石家庄，只是后来换了几次搭档。日本投降后，力凡随母亲王季愚去了东北。

1942年，我六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一般孩子都送到保安小学或干部子弟小学寄宿学习，但我父母决定让我上桥儿沟民办小学。这个小学有三孔窑洞，两个老师。一二年级占孔窑。除了我和力凡，还有十几个老乡的男娃娃，都比我俩大几岁。学习内容主要是识字，纸很少，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就拿个小棍子在院子里的地上进行默写，写不出来就会被老师打手板。那些男娃常被老师骂：“看人家两个公家女娃，比你们来得晚，书念得好，你们臊不臊？”两个学期，我和力凡包揽了第一、第二名，奖品是两支粉笔和一支铅笔，我们美滋滋地拿回家给妈妈们看。

尽管这些男娃常挨骂，但他们对我和力凡都很友好，常给我们带些好吃的东西：酸枣、杜梨、杏、甘草，还有些自家做的馍饼之类。我最喜爱有点酸甜的小米面饼，那是他们的午饭，可他们常常把大半块分给我们，自己吃一小块。此外，他们还向我们传授了不少“生活知识”：比如怎样找甘草和挖甘草；若是山里迷了路，就用白灰在地上画个大圆圈，自己站在中间，狼就不敢进去吃你了；路上看见送殡丢下的草灰堆，千万别踩上，要不鬼就会来拉你的腿……放学或放假时，我们就把老乡娃讲的这些再向那些还没上学的鲁艺娃娃们宣讲一番，他们个个瞠目结舌，听得津津有味。这是孩子们谈天说地的内容，大人们是不关心和不了解的。

1998年我参加延大60周年校庆活动，第一次回到阔别56年的桥儿沟，除了山下的天主教堂，其他方位在记忆中全模糊不清了。冼妮娜、我以及几个同行人爬上东山坡，探寻我们住过的窑洞，结果没人知道。后来当地人说找一个叫猴娃的老汉来带路指引，兴许他能记得一些。我一听这名字，有点耳熟，果然这位满头白发、黝黑精瘦的老农一见北京来的人，就声称他是周密、王力凡的同学，大家都惊呆了，不期而遇，自然是又惊又喜。他说，“文化大革命”时老乡们都特别担心我们一家和鲁艺人，有机会就四处打听，后来听说王力凡已过世，所以只要有北京人来，他们就问周密的消息。他甚至还记得我爱吃小米面饼的事。他领我们看了我家住过的窑洞和我们的小学，现在都住上老百姓了，窑洞略有修缮，院子里盖了平房。小时候觉得很大的空间，现在看来又狭小又破烂。几乎家家一堆孩子，比起我去过的其他农村落后。猴娃属猴，大名叫高存信，这年已66岁，只念完了小学四年级，他的第二、三代合起来已有二十余人，大部分务农或打工。

1941 年5 月，周密和弟弟周苏苏在延安桥儿沟鲁艺

我和力凡各有一个弟弟，是桥儿沟时代走到哪儿也甩不掉的两个“尾巴”。我的弟弟周苏苏，聪明善良，四五岁时就能背好多首唐诗。1946年张家口撤退的行军途中翻车摔死了，当时才六岁，葬在阜平县城南庄一个小山坡上。力凡的弟弟王力平，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在延安一块玩时，他还是个拖鼻涕、学走路的小娃娃。1977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我们都已是40岁上下的人了，他失姐我失弟，几十年坎坷，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文化大革命”后，许多延安老同志来看望我父母，言谈中称颂了我妈妈的许多美德，我才知道妈妈那时在鲁艺做过指导员、宣传科长，当过妇女模范、模范党员等等。她这一辈子的生活准则是：革命工作第一，关心他人胜于自己。从我四五岁起，她就叫我学着帮助别人。记得有几次萧坤阿姨（诗人萧三的妹妹）出门办事，家里只有二三岁的克朗（后来北影的导演萧朗）一人，五六岁的我被借去陪住。夜里克朗要撒尿了，我就爬起来点上灯，他自己会踩着床下一个凳子爬下床去，屋角有个小便盆。现在的孩子和家长们，很难想象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的独立生活能力。

1943年，我家搬到延安大学，在当时的新市场附近，算是到了镇上。二年级下学期，我就转到延安完小。这个小学可大多了，有个大院子当操场，还有好几排教室，我家就在学校斜上方一排窑洞中。从我们住的院子边上可以看见学校的操场，每天早上预备铃一响，我便顺着山坡往下跑。因为爱睡懒觉，常常迟到。学校里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我演秧歌剧的搭档，有杜西京（烈士的女儿）、蒋祖慧（丁玲的女儿）、田文起（田方的儿子）等等。常在一块玩的有同院的王琛，上一排窑洞住的郝东平、郝东晋（郝氏姐弟的父亲郝人初是后来晋察冀边区联中的校长），我们后面则跟着几个两到四岁的小弟弟们：周苏苏、郝东勤、张太行等等。学校安排的演戏任务不断，星期天我们也常要到学校排练。有时排练结束晚了，回家时延大大门已关，我就从大门下面的缝隙中爬进去。现在想来，当时延安治安很好，因为不记得妈妈为我很晚回家担心。不过因为排节目常常耽误上课，二三年级我的学习名次就开始后退，落到中上等水平，妈妈不太满意。

这时我的性格也慢慢强了。有一次，妈妈在院子里洗衣服，王琛家的警卫员抓了一条小蛇，挂在一个树枝上，叫我拿过去给妈妈看，妈妈吓得扔下湿衣服就跑，我在后面追，满院子的人笑得弯了腰，我却很得意。又一次，全院子的人都有事去了，我正在屋里烧枣吃，忽然听见隔壁弟弟在哭，跑去一看，弟弟的鼻子直往外流血，满襟都是，隔壁的小孩三胖子（即张太行）站着发呆。我连忙给弟弟擦血，弄得满手都是，他说是三胖子用砖头打的，我一听火立时上来了，上去就把三胖子一耳光打倒在地，他满脸是血，坐在地上嚎起来。妈妈回来，不由分说把我揍了一顿。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跟着许多大人孩子一起到新市场开庆祝会。妈妈把我们几个小孩安排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商店门口的台阶上，以免挨挤。很快就是人山人海，欢笑声、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人们从各个山沟中向这一地带汇集。一会儿，听见人群又高声欢呼起来，说是鲁艺的秧歌队到了，只见一溜火把进入人群，领头的刘炽手擎一个巨大的火炬在前面开路，他那时大概只有二十来岁，是鲁艺秧歌队的领队，后来听说他们是一路小跑从桥儿沟赶过来的。刘炽手中的火把换了几次，不少是跟随秧歌队的老乡们递给他的，一次竟是半个点燃了的竹笼屉。当时那种热闹场面特别壮观，所有人都为了胜利而热烈欢腾，大人小孩全沉浸在欢欣鼓舞之中。

过了不久，周恩来副主席来到我们院子，和爸爸他们谈了话。那时，就连我们这些孩子也能预感到快要离开延安了。

1945年秋，我们全家随延大的队伍离开延安到华北。因为路途遥远，我和弟弟坐骡轿，个别行军路线有时离敌占区很近，不少人中途不得不把小小孩留在老乡家里。那些被寄养的孩子，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找回来。在转移途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日眼前摆动着的骡子屁股，每当它尾巴一撅，我便忙说“臭，臭”，拉着弟弟向骡轿内缩进去一些。一路上尽管平平淡淡，但对我来讲，还有两三件永生难忘的小事。

陕北气候干旱，大队人马行军，自然是灰土漫漫，所以妈妈给我们都准备了大口罩。但水又奇缺，每晚宿营时，常常是一盆水全家洗完脸再洗洗脚，泼到院里时已是一盆泥汤了。一次，妈妈居然发现炕下灶旁有小半铜盆清水，喜出望外，便洗了我们的口罩。过后她问是谁打来的水，没人知道。待问及刚从外面跑进屋的我时，回答说是我和弟弟撒的尿，她笑得蹲在地上，说：“我说怎么有点味儿呢！”但是也不可能找水清洗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带上用自己的尿洗的口罩，也没觉得什么不好。

到绥德时，当地请吃了一顿饭，算是陕北方面的送别宴。我平生第一次和大人们坐在大圆桌上吃饭。事先妈妈叮嘱我要懂规矩，并说会有鱼吃。我一岁多到延安，从没吃过鱼，妈妈生于江南鱼米之乡，老对我讲鱼多么好吃，把我馋得要命。端上来一看，是一盘咸鱼，尝一小块，又臭又咸。妈妈大概多年没尝过鱼腥味了，还吃得津津有味。这时桌下有只大狗钻来钻去，我害怕得不时缩起双腿，败了吃饭的胃口。这次“宴会”叫我非常失望扫兴。

经过约一个月的行军，我们到了张家口，住了没多久，说要去东北。1946年元旦出发，我坐在堆满行李的卡车上，行到宣化，街上正在放鞭炮、扭秧歌，很是红火。不知为什么，车队停了，向后转又回到了张家口。

1946年春天，我就进了张家口第一完小读四年级。这里唯一的老同学就是蒋祖慧了，我们又一起被编进宣传队。我在鲁艺时就开始演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现在又唱到了张家口街头，只是搭档换了。我因演出常常缺课，又因睡懒觉常常迟到，所以上课的时间很少。

1946 年，周密一家于张家口合影

延安大学到张家口后改为华北联大。在张家口，我的玩伴主要是联大教授林子明之女：汝为、君为、子为。她们是从北平来的，比我多一些城市生活经验，常给我讲些这方面的知识。林汝为比我们大几岁，讲故事特别生动，叫我十分崇拜。她嗓音甜美，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富于表情，后来成了名导演，执导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便衣警察》等。

在张家口住了不到一年，最大的感受是没有安全感，我无比怀念延安那种愉快自在的农村生活。第一是听说街上有“拍花子”的，一拍小孩的脑门，小孩便不自觉地跟着走，大一点的孩子被搞成残废，到街上耍把戏，小小孩被挖掉内脏，装上大烟土去卖。所以，我上学走在街上总是十分小心，决不让我怀疑的人走得离我太近。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很久。第二是怕夜里土匪打黑枪。当时联大校部在东山坡下的几排日式平房里，山背后常有特务土匪出没，一到夜晚就翻过山来骚扰，我方哨兵被暗杀的事常有发生。那时爸爸基本上在北平，妈妈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天一黑，我和弟弟就缩到榻榻米壁橱里等妈妈，心中又害怕又担心。屋内亮着灯时，我们经过窗户总是弯下腰走，不敢把影子落到窗户上，以免被黑枪击中。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50年代初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才慢慢遗忘。

在市立第一完小念了一个学期，1946年夏天，我们就和联大家属队一块撤出张家口了。头几个月，我们在山西北部一带转来转去，在广灵、灵邱、五寨、涞源都待过，少则十来天，多则个把月。回到农村，我们摆脱了在张家口整日担惊受怕的生活，又不用上学，每天都可以和小伙伴们自由自在地玩耍。我们常爱去的地方是城墙。那时山西的很多县城都有城墙，还有城门，城墙下有城门洞。城墙就是两米多宽的土墙，大概就是毛主席著作中提到的“土围子”吧。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孩子，半天就能在城墙上跑半圈。

记得有个城隍庙里摆着供品，有几个点着红点的小圆馒头，虽然已经干了，我们剥剥皮，吃着还不错。城隍爷两旁泥塑将军们手中的大刀和长枪，我们偷着卸下来，是小弟弟们最好的玩具。有一次碰见一个当地老乡，说我们犯纪律，不像小八路，还扬言要向领导报告，吓得我们一溜烟跑下城楼，再也不敢去了。

我们还喜欢听山西妇女吵架，有一次，有个妇女搬一块砧板拿把菜刀站在一家门口，剁一刀骂几句，那流利悦耳的山西话骂起人来比快书还好听。我在围观的人群中听得来劲，被恰好路过的妈妈看见，她一把将我拽回家，叫我站在院当中，骂我不学好，用一条木板打我的手心，令我承认错误，引得周围好多老乡小孩来围观，我弟弟则飞快跑出去叫“救兵”。我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又不明白怎么叫“不学好”，究竟错在哪里，所以忍着痛一声不吭。妈妈气急败坏，对着我的大腿屁股乱打起来。幸而这时弟弟请的“救兵”已到，几位阿姨、叔叔把我妈妈拉开，姐弟俩才一起抱着痛哭一场。

要说这几个月完全没上过学也不尽然，可能是在广灵县，我们在一个小学堂上了几天学。教室是一间光线很暗的房子，中间有几排长木板搭成的桌椅。一至四年级学生排成四列坐在里面，由一个老师同时教。他先教一二年级背《百家姓》《三字经》。老师是个瘦老头，据说是前清的私塾先生，留着清末剪掉辫子后的齐肩发，现在的人只能从电影中见到这种发式了，那时在农村中还偶然碰到。他念一句，叫大家跟一句，后来则叫大家自读自念，教室里顿时嗡嗡一片。

在山西的最后一站是涞源，离开那儿已是1946年深秋。在晋冀交界处的大山中，夜行军的路上，我们所乘坐的车子出了事故，我失去了唯一的弟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回想起这段悲伤的经历时仍心痛如绞、泪眼婆娑，儿时姐弟的友爱情景记忆犹新。出事后，父母那悲痛欲绝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我恨不得替弟弟去死的心情现仍有感觉……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留下童年愉快有趣的回忆，让我的笔跳过这最凄惨的一段吧。

事故之后，我们家在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迤逶而行，走了几天，终于到了华北军区司令部和中央局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其间，妈妈和我，还有一位为救我们也跟着跳下悬崖摔折了腿的警卫战士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这时，父亲已离开联大，调到华北局任宣传部长。我们全家被暂时安排到离城南庄不远的小山村—汤沿口，住在一个老大娘家。她有个17岁的姑娘，叫小春，教我做针线、编草帽、包饺子、推碾子等，我教她认字。妈妈伤重，腰、腿、肋骨都摔坏了，过了好久才能下地走动。但她对自己要求很严，任何情况下都不忘工作。在那儿不到半年的休养期间，她居然在村里组织秧歌队、识字班，她躺在炕上或拄着双拐做指导，由我来当教员，教村里的孩子们识字、唱歌、扭秧歌。1947年春节，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娃娃秧歌队的霸王鞭还在本村和邻村“巡回演出”了一番。房东大娘腿上长了好多脓疮，妈妈用磺胺粉给她治好了。不久，村里许多长疮的人听说后，都来我家看病。妈妈就让人从机关医务室弄了些外伤药品，指导我来干。

记得有个小男孩屁股上长了个大疖子，他爸爸把他横放在腿上让我“动手术”。我切开脓头，挤出好些脓血，撒上消炎粉，然后把一条浸满凡士林膏的纱布塞进伤口中去。可一动伤口，小孩便杀猪般地哭叫踢腿，我拿镊子的手直抖，纱布半天也塞不进去。那孩子的父亲鼓励我：“别怕，闺女，使劲塞吧！”到“手术”结束时，我自己也满头大汗，但看到妈妈赞许的微笑，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年，我才不过12岁。

离开汤沿口后，我有时也回房东大娘家去。见我来，大娘总是煮一大碗面，上面卧两个荷包蛋，洒点香油。她把面放在院里石磨上，我坐在磨架上享受着世界上最美味的“大餐”。大娘就坐在对面静静地看着，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临走时，她总给我装一口袋零食，如核桃、枣、柿饼、花生等。1948年秋，我随大部队回到阜平城南庄，又去过几次大娘家。平津战役打响前不久，学校通知一律不许外出，个人物品都要打点好，随时准备出发转移。那天我匆匆吃完饭，带了一只海碗和一条新的白毛巾，偷偷跑到汤沿口村和大娘告别。大娘又要煮面，但时间来不及，我俩都哭了。她小脚一瘸一拐地送我到山坡边上，抹着眼泪看我走远。没想到这次竟成了我和大娘的永别。我们进北平后，大娘也把她的小女儿托付给了组织。之后没多久，大娘就去世了。

1947年初春，妈妈身体康复，我们搬到了机关所在地—新房村。新房村是专门为中央局机关盖的公家房。新中国成立前夕，公家搬走，老百姓住进去。我弟弟就被埋葬在新房村边的小山坡上。我们搬去时，记得徐特立老人、刘澜涛、黄敬、吴德、李葆华等都住在那儿，每家有一两间房子。徐老那时已有六十多岁，院里的父辈们对他都十分敬重。他身体很好，每天在河滩上快走一两个小时，叫散步。我也跟着走过几次。徐老自己没有孙辈，却很喜欢孩子，常给我讲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有次说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问我杭州是哪个省的，我始答浙江，又改江苏，看着他的眼神改变答案。他说这不好，永远不要看着别人的表情回答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周末和假期我回新房村，和吴德的女儿吴铁梅一起玩的时间最多，她在政府系统办的小学—光明小学上学。她的继母身体不好，她就住在黄敬家的外屋。和继母冲突时，黄敬就哄着她。黄敬叔叔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人之一，他说话诙谐有趣，没有长辈架子，胖乎乎的脸上总挂着笑容。我记得范谨阿姨（黄敬夫人）那时刚生了小孩，我和铁梅在边上参观他们给孩子换尿布，问她为什么婴儿屎是绿色的。

从1946年夏到1947年春末，我玩了近一年，妈妈说野马该上笼套了，5月初我进荣臻小学六年级。小学离新房村约六里路。我们班一共六个人，四男两女，李丽（即聂力—聂荣臻之女）是班长。那年暑期，从延安来了一大批人。一天，司令部招待看电影，陈毅、罗瑞卿、萧克几位叔叔问这帮孩子们的考试名次，李丽是第一，受到夸奖。问到我，是第六名。他们说，也不错嘛！我说，我们班一共六个人。大人们哄然大笑，聂荣臻伯伯笑着拍拍我的头说：“这个傻大姐！”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第二学期，班上又加了一名女生—唐婉文，我可高兴了，因为李丽比我大五六岁，当时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我对她敬畏，却玩不到一起。婉文年纪和我相仿，又聪明伶俐，学习优秀，所以我们形影不离。在当时，荣臻小学在华北解放区里算是生活条件最好的了，但毕竟艰苦，我们又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所以每天都琢磨着弄点什么吃的最好。一天，我和婉文经过伙房，正赶上有人送来一担胡萝卜，炊事员给了我们一根，婉文兴高采烈地把萝卜放进衣袋，我跑去找一把小刀，俩人爬到半山坡上打算享用一下。可她一摸衣袋，萝卜没了，原来口袋上有个洞，我俩沿原路返回寻找，竟然在小路尽头发现了一个啃完的萝卜头。她懊悔得快哭了，两人只好悻悻然回到宿舍。

我们班主任姓徐，是位慈祥文静的阿姨。她教语文很注重讲文字的精美，教我们读过几篇散文和现代诗，但像我这样没心没肺的“傻大姐”，总体会不出其中滋味，所以她说我“写文章像说白话一样”。我们还有位音乐老师，当时才十七八岁，人长得漂亮，嗓音也甜美，我特别喜欢她。她组织了一台集体朗诵、独唱、合唱的庆祝新年广播剧，1948年新年，我们到华北解放区电台做了表演。还有位管生活的张老师，四十多岁，一二年级小同学的生活全靠她来照顾。每个月我们集体到附近的温泉洗一次澡，张老师就坐在水里给小女生们洗头擦身。现在回想起来，她又小又瘦，还缠过脚，几小时下来，真够累的，那时的老师都像大姐、妈妈一样。我们班是荣臻小学第一期毕业班，现在北京八一中学的校史陈列馆中还有我们七人和徐老师的合影。

1948年春节过后，我告别了小学，告别了父母和朋友，踏上了去晋察冀边区联中的路程。自此，我也告别了童年，参加到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中了。

来源：近代史飙车的小号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