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曾筹组孙文主义学会并担任黄埔同学会书记长，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长期主掌国民政府情治系统，被称为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

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曾筹组孙文主义学会并担任黄埔同学会书记长，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长期主掌国民政府情治系统，被称为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1950年于台湾接任“交通部长”，1954年辞职，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去世。本刊分两期刊登贺衷寒之子、美籍华人贺一平先生《我所知道的父亲贺衷寒》一文。

我父亲贺衷寒原名衷汉，字君山，是湖南省岳阳县鹿角镇牛皋村贺耕九人，生于1900年1月5日，1972年5月10日去世。

湖南岳阳君山岛是父亲别号“君山”的由来。父亲少年时曾来到君山岛，知道秦始皇也曾到过君山，他是统一天下的一代帝王，当时军阀割据，父亲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所以把自己的别号取名“君山”

父亲喜欢钓鱼，在闲暇的时候就会花上一天的时间垂钓，通常清晨就出发，我放假的时候也会陪他一起去。我们乘汽车去各个地方钓鱼，通常会去台北市近郊的淡水河出海口，七堵山中的湖边，内湖，或者家附近的河边。有的时候可以满载而归，有的时候收获很少，我记得七堵山中有一个养殖湖，里面鱼很多，尤其鲫鱼多不胜数。先父的鱼竿有两个钩子，一勾就可以钓到两条鱼上来，然后父亲就想何不多增加几个钩子在鱼竿上，钓更多的鱼上来，所以他就自己设计，让鱼竿挂了五个钩子，但是这样浮标承不起重就会沉到水里，于是父亲用乒乓球代替浮标，果然可行，一勾就可以钓到三四条鱼上来，收获量大增，我那时就觉得父亲是一个喜欢发明、研究、改进，不墨守成规的人。

贺裹寒

他平日生活都很忙碌，偶尔有闲暇的时候又要会客。由于我父亲字写得特别好，常常有朋友向我父亲求字。我父亲就会欣然答应，写好后免费送给朋友。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收了钱，大概是在1960年代，当时“驻越南大使”陈大庆对我父亲说有一位华侨想求字，父亲让陈大庆转交给那位华侨，不料华侨却让他带给我父亲五千美金作为答谢。由于陈大庆不再回越南，距离又太远的缘故，父亲就收下了这笔钱，仅此一次，其他朋友的求字，我从没看他收过一分钱。记得是1952年，他在“交通部长”任内，父亲曾经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礼运大同篇”，是以魏碑体书写的，后来就作为我二哥和我写大字的字帖，至今我都一直保留着。

父亲除了写字外，还经常阅读报纸、书籍，自学英语。在我印象中，他每天至少念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英语报纸。他可以读俄语、日语、德语、英语四种外国语言，中文底子更是深厚。据父亲告诉我，他刚开始学习俄文时，一天可以记住五百个俄文单词，三个礼拜后便可以读俄文报纸，我感叹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还喜欢静坐，锻炼身体，练习瑜伽术，直到七十岁时，还能够把双腿盘到颈上，形成圆形，叫做蛇盘蛋势，当然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做到的。可看出他的毅力非常人所能及。他的字体是学的魏碑，此外还会写双钩字。所谓双钩字是以草书的格式，但中间是空的，只钩在外面，一笔成一字。至今我只看到他一人会写此种字体。他还曾和我说过他小时候可以用脚握笔写字，乃怪才也！

父亲闲暇时喜欢下象棋，和我母亲下的时候，让她一个车还能胜过母亲。在父亲朋友里象棋下得最好的是萧赞育伯伯，但萧伯伯天天在研读棋谱，而我父亲从不读，所以棋艺比我父亲略高一筹。我大哥贺正平的棋艺很好，曾经是台湾航业界象棋比赛的冠军，所以萧伯伯要和我父亲挑战象棋时，我父亲就会说：“先和我儿子下，赢了我儿子再来和我下。”

家里有厨子、佣人和司机，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先父个人的生活还是十分俭朴的。请客摆宴，父亲会让厨子做得丰富点，除此之外，日常吃得都非常简单。父亲经常要出席婚礼给新人当证婚人，或者做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譬如，赵聚钰的伯父赵恒惖去世后，赵聚钰本来请蒋经国做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是蒋经国授意他应找他家乡的前辈贺衷寒主持。父亲很多时间都被占用了，所以自己个人的时间是少之又少。父亲给新人当证婚人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婚前人可以自由自在，婚后人的自由就只剩下一半了，不能再为所欲为”。他认为人的自由是有范围的，要顾及到别人的自由。他和朋友闲谈，或者学生到家中请教的时候，最喜欢谈的就是中国为什么会改朝换代，常常引用《资治通鉴》上的警示，他说中国朝代的更换大多是因为前朝宦官和外戚专权所致，这恰巧印证各朝代的灭亡，似乎成理。我想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因素也不乏外戚专权这一项原因。

我父亲写过一本书，叫《后期革命之号角》，后在台湾书名改为《中国的病根》，其要旨是劝中国的读书人不要只想着做官。他认为中国社会过去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就是科举制度，中国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以做官为光宗耀祖的唯一出路，这些人对国家的生产没有任何贡献，还要用搜刮老百姓去养一大群自己的家族，这就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只要有年轻人去拜访父亲，他就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这些话。忧国忧民的心，溢于言表。

父亲六十岁之前曾抽烟喝酒，但是喝酒只是参加宴会的时候喝，平时在家从不喝酒，抽烟也只是抽两口就摆在那不抽了。父亲六十岁时，曾有一段时间长期泻肚子不止，人变得很瘦弱，请了很多名医都治不好，后来家里来了一个男工，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是魏孝元，从未读过书，大字不识几个，他说他会治这个病，他到郊外采了一些药草，煮水给我父亲喝，没有多久，父亲的病就好了。于是从那时起，父亲就再也不抽烟喝酒了，并天天打坐又勤练瑜伽术以保重身体。

1962年左右，有一天我父亲到阳明山公园练习把钓鱼的线甩远的动作，巧遇了张学良，过没几天，父亲就收到了张学良的电话，说要来看他，我听到父亲在电话里喊着张学良的别号汉卿，语气非常高兴。后来张学良来拜访我父亲时，在客厅聊天，聊得非常愉快。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听太清楚他们说什么，只听时有笑语声，他旁边还跟着一个人。他对我父亲说他的耳朵不太好，需要有人复述给他听才能听懂。其实那个时候张学良是被软禁的，那个人应是跟随和监护他的。这次张学良的来访让我相信西安事变时，我父亲曾对张学良的放蒋起过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曾打电报给张学良要张“负荆自缚，请罪京门”，后来张学良果然陪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这封电文有没有起到作用，只有张学良本人知道。当时我父亲拥护何应钦起兵讨伐张杨，国民党中央军给张杨以军事压力应该也是促成张杨未与蒋签订书面协议，提早释放蒋介石的原因之一。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陶希圣先生，当时也被关押在西安，他在我父亲去世后，曾写一悼词，中间有“以政治为军事先驱……大功不赏，大谋秘勿……”，“大功不赏”就是指西安事变的事，至于为何大功不赏，我想是国民党认为张学良放蒋介石是因为张看了蒋的日记感到蒋确有抗日的计划，他后悔兵谏了，加之宋美龄到西安劝说张学良放人，国民党以此为蒋被释放的原因，所以不便重赏何应钦和主张讨伐张杨的黄埔将领。事实上，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杨虎城在潼关的守将就已被黄埔将领策反投奔中央。西安已经是无险可守了。所以中央军的压力以及共产党对张杨的劝说都起到了让张杨释放蒋的作用。现在有些历史记载说我父亲西安事变后因在拥护何应钦讨伐张杨事件上被蒋介石怀疑有二心，因而仕途滑坡，是不确实的。事实上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决定将八路军编制为正规军，最早国民党方的协商代表是我父亲，在洛阳和周恩来讨论合作事宜，后来蒋改派张冲，因为蒋希望做好抗战准备，蒋派我父亲到德国，想找出德国当时很快变为强大的原因和方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又立刻召我父亲返国另派新职，后又任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厅长。由此看来，我父亲并无仕途滑坡一说。

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不久，蒋经国就来到了我家，我猜想大概是他父亲蒋介石让他来的，他们在客厅里说话声音很小，我在别的房间听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句话我听得特别真切，因为我父亲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很多。我听到父亲说“和有和的办法，打有打的办法”。我猜想是小蒋奉老蒋之命来问计于我父亲。现在我有些后悔没有把他们的话听清楚。不然记录下来可以作为写历史的材料。先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时蒋经国曾多次到我家来，有一次我出门时正好碰到他，发现他没坐轿车到我家门口，而是自己走巷子进来的。他为何如此做，原因不得而知，但我对他的干劲和努力以及对台湾的贡献是肯定的。

有一次，父亲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刘咏垚被特务机关拘留，我那时年纪还小，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后来听说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写了一些不当言论在街头散发，二是听说他收了大陆程潜托人带的一封信没有上报国民党当局。刘咏垚的太太到我家在客厅里和我父亲讲述此事，并且痛哭流涕。我在房间听到父亲大声说:“你不要再去找别人了，我要亲自去找蒋校长，问一问到底刘哲之（刘咏垚别号）犯了什么罪？”后来刘咏垚经过黄埔一期同学包括我父亲、萧赞育、袁守谦等人的共同努力，被释放出来了，还给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职位，还有轿车和司机。

1966年在张礼宁的婚礼中蒋经国与贺衷寒（前右）推让上台讲话

1963年，那时我上高三，上劳作课（大陆称手工课），我跟老师说我要制作电话。所谓做电话，我只是做了个壳子，话筒和听话筒均是采用家里现成的两具军用电话设备，这两个军用电话是直通总统府的，一具装在客厅，一具装在父母的卧室，平常很少使用。在我印象中，只用过两次，一次是我父亲打到“总统府”，还有一次是“总统府”打电话过来，说蒋“总统”要召见我父亲。我父亲从“总统府”回来后，我母亲就问我父亲什么事，父亲说是蒋“总统”问他为什么最近变得那么瘦呢？那个时候正好是父亲长期泻肚子的时候。因为我对电学知识稍有一些研究，所以我在拆话筒和听话筒时，没有把听话筒壳拿起来，电话电源未通，应该没人知道我动了电话。我上午拆，下午交完劳作作业，得了九十分。放学后，我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准备重新把拆的东西装回去时，居然看到“总统府”派的电工来修电话，碰巧被我看到，我不禁产生怀疑。于是等电工走后，我就拿起这个我从未用过的电话仔细看了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后我才发现当我在对话筒说话的时候，我自己在话筒的声音也会从听筒里传出来，我马上认定这不仅仅是电话，也是强力的窃听器，也就是说我父亲，我全家在整个家里所说的话，“总统府”都可以听到。这两具电话已经在我家十几年，也就是说我们被偷听了十几年。我感到非常愤怒，我对着电话大吼：“不要脸，偷听人说话。”过不多久，这两具电话就被拆走了。我父亲忠于国民党，忠于领袖蒋“总统”，尚未得到蒋的信任并且还不放心地监视我父亲，我觉得这种行为可耻，可笑，我不禁为我父亲惋惜。当我把此情况告诉父亲时，他只是对我笑一笑，好像并不介意，我感觉好像他早已知道那是窃听器了。

在台湾时，有一次蒋夫人在士林“总统官邸”宴请各部会首长的太太，蒋“总统”也出来向大家打招呼，母亲和我说蒋“总统”和所有的太太都握了手，蒋“总统”跟母亲握手时，旁边有人说这是方鼎英的女儿，蒋“总统”听到后，紧紧抓住母亲的手，久久不放，用眼睛注视母亲很久。外祖父方鼎英曾任黄埔军校四期到六期的教育长兼代校长，虽然外祖父因为在清党和抗日问题上和蒋意见不合而离开蒋，但蒋对外祖父印象很深刻并且是非常尊敬的。

蒋介石曾经送父亲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一般别人拿到照片一定会如获至宝，挂在客厅，引以为荣，而我父亲却把它放在卧房里，正对着他的床，他用双盘腿打坐时，正面对着蒋的照片打坐，我想应该是表示对蒋问心无愧的意思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父亲应该是打坐时也同时在那三省吾身吧。

台湾至今用的都是繁体字，而我父亲赞成用简体字，他说：“中国的文字历来都是在不断地进化，简化文字应该也是趋势才对。”蒋介石曾经考虑过让我父亲任职文教方面的要职，也派人问过父亲对于简体字的看法，我父亲赞成简体字，所以蒋就没有让我父亲担任那个职务。父亲主张简体字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为我们兄弟三个起的名字，我大哥名字正平，正字是5笔，二哥名字允平，允字是4笔，我的原名是乂平，乂字是2笔，笔画越来越少，父亲对我说：“如果你名字太多笔画，就会让你一生写名字麻烦。”可是很多人都以为我的名字是仁义的“义”，很多人都叫我贺义平，由于繁体字的“义”有13笔之多，所以我父亲不同意我名字用这个字。而乂字没有几人认识，给我更多麻烦，我就对父亲说：“何不改成 ‘一’字，读音相同，笔画还更少。”父亲就同意了。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后，就改为贺一平。

大概在1960年左右，外界有传闻说我父亲在搞小组织，这种纯属是谣言，传到了蒋“总统”的耳中，父亲的朋友就劝父亲去跟蒋说清楚，父亲坚信蒋“总统”不可能相信，后来果然这谣言不攻自破了。蒋也从没有怪罪我父亲。蒋对我父亲的信任也惠及到了儿子。1965年，我大学二年级暑假参加当时所有大专学生都需要受的暑期军训，在受训时，我上课时坐在前排，教官们的讲习我都听得很清楚，心无旁骛，后来我考试成绩优异，在万名学生中侥幸以第五名的成绩结业暑期军训。在结业典礼上，蒋“总统”亲临主持结业典礼，班主任王洁点名让我上台献效忠书给蒋“总统”，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蒋看过我的自传，亲自选我上台献效忠书的。第二天，《青年战士报》还以头版报道说“学生代表贺义平向蒋‘总统’呈献效忠书”，让我大出风头。

我常听及我父亲谈用人的准则和方法，他常常会提到曾国藩说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不过他看人还有一套方法，则不是一般人能学到的。大概在1965年，我那时念大学，我有一次参加了小学同学会，和一个从来没有来往的小学同学碰面了。同学会后没几天，他就来我家找我借照相机，我毫不犹豫地将我家当时的名牌相机借给了他，他站在大门那里，大门口正对着我父亲的房间，我看到我父亲在窗子里面对着我们望了望，我让我同学进屋里坐一会，他拒绝了。等他走之后，我父亲就出来对我说：“你这个相机是拿不回来了。”后来我同学果然没有还给我相机，不仅如此，他还借了其他两位同学的相机，全部都送到当铺里去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怎么看出来那个同学的意图的。我问过我父亲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看那人的样子就知道了。还有一次他看人也很准，这是父亲的乡亲徐克黄亲口告诉我的，他在战役中负伤，伤愈后，腿有些瘸了，他向老蒋请求安排工作，蒋介石就下手令让他去找我父亲贺衷寒。他见我父亲时，我父亲正要去开会，我父亲跟他照了面后就说请他等一会儿就去开会了。当时天很热，他满头大汗，坐着一动也不动。大约一个小时开完会后，我父亲出来看着他还是一动也不动，于是父亲就立即给他安排管理财务的工作，他也做得很好，把财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后来他又孤身一人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每逢端午，中秋及除夕时，我父亲必定会请他到家里一起吃饭团聚，并奉为上宾。我父亲看人的确很准，据我父亲说，他用了和提拔了很多人，那些人后来都成为对国家效忠的人。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香港的侨生，他有一本英国人写的看手相的书，名字是《手相学》，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将社会各个阶层人的手相做了一个综合整理和调查的一本书。这本书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把书借来仔细看完了，后来又陆陆续续读了很多中国和其他国家写的关于手相的书，对手相稍微有了些了解。一般说来，人的手纹分为智慧纹、情感纹、生命纹、事业纹、财富和名誉纹等条纹。1971年，我在美国拿到了硕士学位后回到台湾，跟父亲相处了三个月。有一天，我给他看了一次手相，我发现他有两条智慧线，线纹长且深。上面一条横越手掌，下面一条直达月丘，两条线像尺子打的一样笔直。根据西洋手相学所说，这就是天才的手相。他的事业线也是像尺子打的一样笔直，直立手中；名誉线在无名指下，既深且长，手掌中很少有乱纹和杂纹，这是非常好的手相。他的手相也符合中国的手相书上所记载平章政事的人才的手相。我曾经看过超过百人以上的手相，都比不上父亲的手相好。我父亲一生都相信科学，不信邪，他对我解说他的手相听得很仔细，但是不发表任何意见，他问我看自己的手相如何，我告诉了他，可见他还是比较好奇的。这件事过没几天，父亲特别过来对我说：“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一定的，我三十几岁就当了中将，到现在还是中将。”好像他的意思是说难道这不是命定的吗？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他就去世了。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台北市近郊的一个寺庙游玩，他抽了一根签，拿给我看，我忘记签上具体是什么内容，但是我还记得签的含义，我当时对他说：“这是问国家大事。”我父亲听后点点头。我知道他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放在他心里面的。到庙里抽签问的也是国事而不是私事。

1946年初贺衷寒夫妇与孩子合影，前坐者为作者

陈赓大将早年在黄埔军校时，有一次在蒋的办公室给蒋介石做事，发现蒋介石的桌子上有一本黄埔军校学生的花名册。里面把所有共产党学生的名字都用笔勾了出来，并且在旁边注明“不准带兵”。我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后又留学苏联，毕业于伏龙芝陆军大学，军事应是他的专业，但是在我父亲这一生中，蒋介石任用他做政治工作、政训工作、政工工作、国民党党务的工作，到台湾后又担任“交通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但是从来没让我父亲带过兵，是不是与父亲早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关，答案就不得而知了。蒋介石没有让我父亲统率大军，独当一面，空负其才，实在是很可惜啊。

我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曾和我父母、萧赞育、邓文仪夫妇还有他小儿子邓元义一起去台湾的横贯公路游玩，大家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同一桌吃饭，聊天，很是愉快。有一次我在父亲旁边听到父亲和萧伯伯聊天，我父亲认为中国的很多字其实都是来源于一个字，后来演化成很多不同的字的。举例子说：尖、前、沿、檐、巅、偏、边、天、先，这些字的发音都很相似，并且也都有边缘的意思。父亲就认为这些字有可能都是从一个字慢慢演化而来的，萧伯伯说知道我父亲书读得很多，对很多事情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没想到对文字也这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表示佩服。

1959年，有一位在台湾的乡亲来我家说故乡已经通电了，我父亲当时予以否定，认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并做预言说如果他们的家乡一个那么偏僻的地方都能通上电，中国就了不得了。他的预言果然正确，我2015年返乡时询问故乡的乡亲，他们告诉我故乡是于1969年通上电的，第二年中国的人造卫星就已成功发射，仅晚了美苏不到12年而已，并是世界上第五个靠自己能力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且这一个卫星重量超过其他四个国家第一个卫星重量的总和。这项成就震动了美国。1972年，就有了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中国的成就更是惊人，这一年中国发射人造卫星成功，第一架自主研制的超音速喷射战斗机试飞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成功。这些都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有了基础才能造成的成果，而且都是家乡通电的后一年，也就是1970年，父亲说得很对，故乡通上电后，中国真的了不得了。

父亲到台湾住进浦城街那房子不久，就有人送了一大缸从大陆运台的正宗绍兴黄酒，父亲一直舍不得喝。1963年父亲决定拿出来请朋友喝，他宴请了袁守谦伯伯，也邀请了蒋经国，但由于蒋有事就没有出席。袁伯伯是著名的品酒专家，酒开缸后，袁伯伯首先品尝了，他认为这个酒已经坏了，但是大家都舍不得扔掉，还是把酒热了喝了。宴会结束后，还剩下很多酒，父亲就自己留着又喝了好久。这些从大陆到台湾的人，即使离开了家乡，还是对家乡有浓浓的乡情，酒坏了，也舍不得丢掉，还要继续喝完。

胡宗南跟我父亲私交甚好。我父亲当时投考黄埔军校时，准备要搭乘去黄埔岛的船，但是我父亲赶到时，船已经开了，父亲只好乘小艇去追船。当时喝令停船并将我父亲拉上大船的人就是胡宗南。他们认识后，发现彼此志趣相投，无话不谈，后来成了莫逆之交。我的大哥贺正平小时候比较调皮，也不太听父亲的话，胡宗南就跟我父亲说何不将正平交给他带到西北去？后来我大哥进了西北农学院，读书期间受到胡伯伯亲切的照顾，学有所长，大哥对胡伯伯感恩戴德，终身不忘。到台湾后我家和胡伯伯家斜对门隔街相望，我家住在台北市浦城街22巷7号，胡伯伯家住在浦城街22巷6号，当时我们两家都有小轿车，如果他和我父亲同时出门，胡伯伯就会让我父亲的车先走。我们当时的房子都是台湾省政府给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官员的家属新建的，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级别，甲等房子院子最大，丁等最小。我家住的是丙等，胡伯伯选的是丁等。可见胡伯伯和我父亲都是很清廉刻苦的人。我父亲没事的时候喜欢去北投的一个招待所休闲，有一次父亲就邀请了胡伯伯、胡伯母一起去北投打桥牌，我就在旁边观看。胡伯母牌技比较高，就会经常对胡伯伯指点。胡伯伯在战场上可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啊，怎么能受得了呢，有一次他生气了，把牌丢在桌子上，不打了。我父母只好笑着送他们回去了。胡伯伯本来有个副官，是胡伯伯得力忠心的助手，后来那个副官买爱国奖券中了第一特奖，就不再为胡伯伯做事，离开胡伯伯了。胡宗南于1962年去世，大哥知道后先跑到胡伯伯家见了胡伯母，后又跑回家中，见到父亲后痛哭流涕，父亲就不断地安慰他。我在房间里听得很清楚，觉得大哥对胡伯伯有着深厚的感情。胡伯伯和家父都是非常清廉，也很会做人的人。

我家里有一个司机叫蔡金池，是台湾人，他开车技术很好，为人也很忠诚，为我父亲开车20多年。有一次他家有丧事，向我父亲请了两个礼拜的假，于是就有一个代班的司机来给我父亲开车。这个代理司机后来还想继续给父亲开车，不想离开父亲，但是自己又不好和父亲说，于是就让蔡司机来和我父亲说他想让代理司机继续为父亲开车。父亲就问蔡司机要辞职去做什么，老蔡就说要去开计程车，父亲只得同意，就在蔡司机转身要走的刹那，父亲突然察觉到了什么，马上就让他停了下来，问他：“你真的不想做了吗？”老蔡说：“代理司机想继续做下去。”父亲听后，就请老蔡带话给代理司机说:“不仅仅只会开车就好了，我还要经常走亲串友、钓鱼，老蔡都很熟悉，我不能换人。”

我家的厨子叫李先珍，四川人，他十五岁就到我家来做工，是在抗日战争时的重庆，开始只是来挑水的，后来他很勤奋，自己学会了做菜，就一直给我们家做饭了。他做菜非常好吃，可以做酒席菜。1969年在台湾，有一次父亲请驻美“大使”邵毓麟在家中吃饭，他觉得菜很好吃，就让老李出来，和他说希望他可以到台湾驻美国“大使馆”里为他们做饭，老李很高兴，去了“外交部”，也通过了考试，于是就被派送到美国“大使馆”做厨子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在我家30年了。父亲知道这是他的志愿，也是他的前途，就鼓励他去美国。我父亲根本就知道后来的厨子一定没有老李那么让人满意。由此可以看出，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又明事理的人。

当时有很多人假冒退伍军人或者老国民党党员跑来我家诉苦并要钱，我父亲是公职人员，本来家用就不宽裕，所以母亲就不想给他们钱，但是每次父亲都会让母亲拿钱给他们。父亲平时身上不带钱，只要偶尔身上有钱，他就全部给那些人。父亲在任“交通部部长”的时候，除了普通薪水之外，还有特支费，不过这些钱他分文不收，全数交给家里有困难的部属或者有困难的军校同学。他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给子孙，只留给了我们3000本书，这些书还是在1949年我们从大陆搬到台湾时，母亲带过去的父亲的藏书。我曾经问我父亲有没有看过这些书，他说他都浏览过。我想这就算是留给我们的财产了吧！父亲有一句话会让从政者获益，他说：“我一生没有想过钱，但一生也没有缺过钱用。”

1939年9月，蒋介石派我父亲去西北考察当时的对日作战各战区的部署情况，我父亲任团长，率领“北跋慰劳团”，名誉团长是党国元老张继，我父亲对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傅作义、蒋鼎文等人都有访问和慰劳。9月20日左右他们抵达陕西延安，会晤了毛主席，毛主席陪同我父亲参观了抗日大学，并在窑洞中和我父亲长谈抗日大计。临别时他还赠送父亲一本亲笔签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作为纪念。毛主席在1919年的时候于长沙办了平民通讯社，驱赶张敬尧出湖南，我父亲在1922年于武昌办了人民通讯社，因针砭时弊被查封，继往长沙再办平民通讯社，所以毛主席和家父应该很早就相识了。父亲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所以我父亲和周恩来也很早就相知了，在重庆国共合作抗日时他曾和周恩来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桌是面对面坐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走上对立的道路，这都是大时代的洪流造成的。

大概在我三岁多的时候从南京迁到台湾，我才开始记事。在南京时，我年龄尚小，所以很多记忆都很模糊，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家有三层的楼房，院子很大，养了一些鸡，父亲和我说外祖父一天可以吃八个生鸡蛋，有一次外祖父方鼎英住在我家中，我吵着要他抱我上楼梯，我父亲看见后，大声对我说：“自己走”，把我吓到了。父亲个子不大，但声音很洪亮，就像从丹田发出的一样，略带乡音，中国有句古话“体小声洪，福所伏”。这句话正好印证在我父亲身上。父亲之所以让我自己走，是想锻炼我独立自主、不求人的性格，我想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当初父亲培养出来的。

1949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我才三岁多。有一天父亲带我在街上走，一辆车疾驰而来，车子紧急刹车，差点撞到了我们。车停了以后，只和我们距离不及一尺，真是危险极了！我还用小手抵住了车的保险杆，就好像车子是我让它停下来的一样，那时舅舅方辉生也在旁边，看到了一切，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开车的那个人居然是舅舅在岭南大学的同学。多年后，我舅舅还津津乐道此事，也许是那件事让他印象深刻的原因，他在日本航业界工作时，也常常对我在美国的生意加以照顾。

大约在1966年，张镇的儿子张礼宁结婚，他请我父亲做证婚人，宪兵司令吴辉生做主婚人，我是伴郎，蒋经国也被邀请来参加婚礼。向来宾致辞的时候，蒋经国和我父亲就互相推辞，推到最后，还是我父亲上去致辞了，蒋经国因有公事没有吃饭就先走了。入席用的大圆桌子可以坐十二个人，父亲、母亲、吴辉生夫妇、袁守谦夫妇、萧赞育夫妇、新郎新娘，我和伴娘坐在一桌，新郎和新娘的对面是主位，这个主位应该是我父亲坐的，因为我父亲资格最老，地位最高，但是吴辉生夫妇没有让座就先坐在主位上了。他们坐下来后，全桌没有一个人说话了，这时吴辉生发现自己犯了大错，后来匆匆忙忙吃了两道菜，就离席了。台湾军官阶级观点如此之严格，是对是错，难以判断，如果军队的长官、下属打成一片，这样的军队是否更能致胜，我不得而知。阶级观念过于浓厚，固然有利于军令的下达和施行，但不利于长官和下属间的沟通，我觉得这一点有待商榷。

1968年，我出国后，曾经和很多从台湾来的朋友们谈对中国乃至世界形势的看法，我发现几乎所有从台湾来的人和我的观点格格不入。我们都是在台湾受的教育，为什么我的想法和他们的却大相径庭呢？原因大概是从1949年一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和大陆的消息基本是隔绝状态，台湾对大陆的报道也都是负面的，台湾在政治方面推崇美国的制度，也学习美国，对中国大陆所从事的建设，人民生活改善所做的努力从不报道，台湾人民对这些一无所知。如果说中国的政策发生一些失误，台湾必定是夸大其词，抹黑造谣，而我为什么能够在对大陆问题的观点上，和大多数台湾人不一样呢？这都是父亲对我的影响造成的。我父亲很早就奉蒋介石的指示从事研究苏联、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想出对策，我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收音机，在后院里又加了一个很大的天线，用以接收苏联广播，是“总统府”为我父亲研究苏联问题特别安装的。家里有所有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杂志、期刊，报纸，只要发行出来的，通通都有。我父亲也从不禁止我去翻阅这些书报杂志。在我印象中，我从初二到高三这五年中，我花在看这些共产党杂志上的时间比我花在看学校科目上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当我们同学被台湾方面各种不切实的宣传所迷惑时，我的想法和看法是开明和开放的，因为我看到了台湾和大陆的优点和缺点，并知道大陆当时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从事大规模的建设，修铁路、桥梁、水利工程、电力工程、发电站、发电厂。由此我得出并判断大陆必定会走向富强的结论。

1971年，我从美国拿到建筑硕士学位回到台湾，在台湾住了三个月。有一天，我和我父亲聊天，那时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父亲表示“文化大革命”的搞法和大陆现行的制度是不能让中国富起来的，我就说中国的高层都是很有见识的人，一个制度和方法行不通，难道他们不会改变吗？我父亲就说：“如果邓小平出来，就会有所不同。”现在回忆起来，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先见之明。

大概是1967年，父亲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孙运璇任“交通部部长”，他们一起参观了基隆的造船厂，我也陪他去了。我听到我父亲向孙运璇提出了三条会对未来航运业有很大帮助的建议，孙运璇点头称是。

大约半年后，有一天报纸上的头版写了“行政院”对孙运璇“部长”发出的因他对航运业所做贡献的褒奖令，褒奖的原因正是我父亲对孙提的三个建议的实施。我就心想父亲为了国家，并不介意功劳归了别人。

父亲的原配妻子是李怜影女士，她为父亲生了大哥正平、大姐妙文及二姐小文三个子女。1940年父亲的前妻李怜影以及爱女小文得了痢疾，相继病逝，过了两年后，萧赞育和唐纵见我父亲中馈乏人，就想给他找一个内助。我母亲湖南大学毕业后，由于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就回到家乡新化居住了几年，在新化时，有人给我母亲介绍当地的财主和地主，母亲都没有看上，到了二十七岁还没有出嫁，母亲是外祖父的长女，也是第一个孩子，所以外祖父非常疼爱母亲，外祖父方鼎英亲自把母亲带到重庆，一方面给她找一份工作，另一方面也想给母亲找一个婚姻对象。后来母亲任职于“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萧赞育和唐纵的介绍认识了父亲，不要嫁给财主的母亲却对我父亲一见钟情，母亲比父亲小十六岁，母亲很敬重父亲，父亲也很爱护母亲，他们是在1943年结婚的。在我印象中，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母亲堪称父亲的贤内助。母亲后来生下了两个儿子，二哥允平和我。我从小到大，母亲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赞美父亲的人品和学识的话。

1971年11月，我离台返美，父亲曾希望我留在台湾，我当时因为美国求职工资待遇更高，也不希望留在台湾看到两岸敌对的状态，我就跟我父亲说：“我宁可到国外做个爱国华侨。”我临行时，父亲含泪相送，对我说：“你自己以后多保重啊。”后来我到了美国工作，父亲于第二年5月10日去世，我赶回来时父亲已经入殓，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至今仍感到遗憾，但是我有父亲年轻时英姿焕发的照片，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永远是英姿飒爽的。父亲去世时，何应钦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仪式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最大的景行厅举行，来悼念的亲友达3000人之多，蒋“总统”由于身体不适，由蒋经国代表他前来致悼。父亲墓园占地约180平方米。墓园现在属于阳明山国家公园，风景非常优美。蒋“总统”颁发了一块匾额，上书“志业遗徽”，“副总统”严家淦也颁赠匾额，上书“怆怀茂迹”，并有故乡湖南乡亲树立了两个石碑，上书“黄埔英豪，长眠宝岛；洞庭风雨，永吊君山”。 并且前面有袁守谦先生亲笔书写的墓志铭。下葬时，“总统府”的仪仗队对天鸣枪，备极哀荣。

父亲刚去世，袁守谦伯伯闻讯就赶到医院，对我父亲的遗体大声喊道：“君山兄啊”，然后就嚎啕大哭起来，后来我听母亲说她开始只是流泪，没有痛哭，看到袁伯伯那样，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袁守谦伯伯之所以那么难过，因为他和我父亲有很长时间的共事关系。长久以来，我父亲如果是正职，他就是副职，我父亲在台任“交通部长”时，曾在北投创办交通干部讲习会，为台湾的交通建设和管理培养了很多人才。我父亲离职后，袁伯伯担任了下一任的“交通部长”。后来报纸报道说台湾所有交通建设的规章制度都是我父亲制定的，袁伯伯只是萧规曹随而已。袁伯伯做国防研究院的主任时，又特别聘请我父亲去作讲座。

1977年，我母亲二度赴美，决心移民美国，直到去世，母亲也没回过台湾。她离开台湾之前，曾电话告知袁伯伯、袁伯母，袁伯伯邀请母亲、我、萧赞育夫妇、邓文仪夫妇、刘咏垚夫妇和唐纵夫妇共进晚餐，以此来送别母亲。晚餐后，袁伯伯拿出很久之前父亲写的对联，共六副，写字时是在大陆，当时父亲是正职，袁伯伯是副职，父亲交给袁伯伯的。这是父亲公务之余闲暇时写的，都没有落款，以备有朋友来求字，直接落款就可以送人了。袁伯伯就亲笔写上“君山兄的遗墨”，并在对联的后面签字盖章以此证明这是父亲的字，并把这些对联裱好后送给了我。这些对联不仅有我父亲的字，还有袁伯伯的字，很珍贵啊。袁伯伯还亲手写了王维的一首诗送给我，诗的内容是：“际晓投巴峡，余春忆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登高万井出，眺迴二流明。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

袁伯伯对父亲的这些对联保存这么完好，可以看出他对我父亲的尊敬，使我铭感五内啊。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