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有三千余年建城史，八百余年建都史，作为历史古都和全国文化中心，山川悠远，文脉绵长。这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那些优秀文学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构成了我们的基因。由文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艺文北京》丛书，立足古诗文经典，挖掘北京文
北京有三千余年建城史，八百余年建都史，作为历史古都和全国文化中心，山川悠远，文脉绵长。这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那些优秀文学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构成了我们的基因。由文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艺文北京》丛书，立足古诗文经典，挖掘北京文化内涵，分别从诗歌、散文、戏曲、楹联四种体裁，梳理古都北京的悠长历史文脉。前不久，书乡采访文津出版社总编辑高立志，漫谈古代文艺中的北京。
《艺文北京》丛书 安平秋等 主编 文津出版社
元末明初画家王绂绘《北京八景图卷》之“蓟门烟树”
从边塞到中心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提到最早关于北京的诗歌，很多人脑中也许会浮现出刺秦壮士荆轲的这首《易水歌》。然而，虽然燕国定都于蓟（今北京），但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易水，按照今日行政规划乃是在河北易县。而据高立志爬梳，汉代《燕剌王旦歌》应是目前可见最早的确切书写北京的诗篇之一。这首诗由汉武帝刘彻第三子刘旦所作，刘旦受封燕地为王，其诗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可见当时城邑凋敝之状。在当时而言，燕地已属帝国的边缘之地，无怪乎刘旦心存不满，以致图谋帝位。
韩愈在其散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有名言：“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悲歌”反映在诗中，形成独特的风格。被高立志选为《古代诗歌中的北京》一册卷首的，即是曹植名篇《白马篇》。《白马篇》全篇充满游侠豪迈之气，尤其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句，被广泛传诵。人们有感于诗句中的骁勇报国精神，却容易忽略此诗和北京的关联——它所写的对象，正是“幽并游侠儿”。曹植曾随父曹操北征柳城，蓟城是必经之地，故自有相关诗作传世。其另一首《艳歌行》有“出自蓟北门，遥望胡地桑”句，后来《出自蓟北门行》《蓟门行》等，包括其兄曹丕所创《燕歌行》，亦成为特别的曲调，在后世的边塞题材诗中被广泛应用，庾信、鲍照、李白、高适等人皆曾以此为题。“蓟”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也是重要的诗歌意象，“幽燕气”“幽并本色”后来成为一种文学风格。
至唐，中国诗歌艺术达到顶峰，位于边境的幽燕也随之拓展了书写版图。“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是北京人，而陈子昂、张说、王之涣、高适等都曾寓居北京，写下不少千古流传的杰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谓绝唱，但也是由于诗歌本身的艺术境界与哲思，让人往往忽略了其鲜明的地理属性。幽州台位于唐时的边陲之地，在某种近乎绝境的氛围中，诗人生出如此高古的慨叹，实属浑融。
高立志提到，对于北京文化来说，有两个唐代诗人非常重要，一个是高适，一个是李益。高适是盛唐边塞诗代表人物，多次赴蓟北前线，亲自参与战事，在诗中大量描绘了幽燕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征战；李益是中唐著名诗人，以七绝出名，曾在幽州做幕僚，除自己创作外，还引来了张籍、王建等诗人，形成一个边塞诗小团体。魏晋南北朝时任侠尚气的豪侠、游侠诗，在这些唐代边塞诗人手里一脉相承且进一步发展得更为雄浑壮大。虽然北京在当时属于边地，常呈现为一派荒寒朔漠的景象，但由于唐代本身所具有的开拓进取、立功报国精神，这些诗歌并不显得萧瑟，反而充满豪迈宏阔之气，为唐诗注入了独特的脉冲。及后世，文天祥、杨椒山、谭嗣同等，仍继承了这一脉壮烈的风骨。
宋元时，北京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范围内，比起唐朝，诗歌气象又为之一变，可以从中读到许多文化交流的内容。王安石、苏辙、范成大等人或送行对方使臣，或自己出使，诗中对燕地风光及迥异于汉人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有细致的观察描摹，也时常流露出渴望收复失地的心愿。这其中，高立志特别提到，南宋词人汪元量值得多加关注。他本是宫廷乐师，临安陷落后随宋宫室迁往大都，侍奉元主，还曾去狱中探望过文天祥，后奏请南归获准，回钱塘故乡终老山水。其丰富的两朝经历，记录了宋元之交的时世变迁和士人心态。耶律楚材、元好问、萨都剌等辽金元诗人的优秀诗作，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的交流相融和汉文化强大的融合力。
辽金至元明清，北京地位逐渐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化大都市，从边地跃为中心地带，士大夫诗人自是广为云集，如明台阁体诗人、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等等。大量宫廷诗、酬唱诗的出现，展现了客居于此的士人日常生活和京城风情。“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北京的诗歌史恰如其分诠释了这一点。
当北京成为风景
关于北京的散文，也是到元明清时蔚为大观。高立志注意到，元朝时迎来了“赋”这一文体的复兴。赋兴盛于汉朝，《上林赋》《二京赋》等极尽摛陈宫室都城的华丽。而元朝也涌现了许多都城赋，而这自然和元大都令世人赞叹的辉煌壮丽营造相辅相成。
明清时，随着文人士大夫在京的大量聚集与交游，游记散文这一品类明显繁盛了起来，文人们常常将眼中所见的京城风景名胜留在了笔端。从籍贯上看，诸多明清散文名家虽是南方人，但在北京为官、居住的经历，对他们的创作产生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桐城三祖”之一方苞，在京被牵连入狱的经历催生了其名篇《狱中杂记》。来自湖北的“公安三袁”也有不少对于京郊风光的记叙，其中老二袁宏道的名篇《满井游记》还被选为中学课文。此篇细致描绘了初春时节的姗姗可爱，却少有人注意到其和北京物候的关系。满井在安定门外五里处，当时是宜人的郊游之地，袁宏道开篇即写“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正因局促室内一冬的对比，于郊外满井初见燕地春信，方才倍感欣喜。袁宏道和弟弟袁中道还各有一篇《游高梁桥记》，主题却截然相反：袁宏道记叙了某次与友人游高梁桥时所见明丽春色与树下坐忘之趣，是典型的古代写景小品风范；而袁中道跟随兄长的另一次出游却不甚惬意，正坐在树下小饮谈天时，一阵沙尘暴刮过，骤然寒气逼人，砂砾“中目塞口，嚼之有声”，只好急忙归去，狼狈极了，引得小袁苦思为何要抛却故乡产业和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令人忍俊不禁，也通过古今对比看到了北京生态环境的变迁。
从数量上看，明代文人留下了许多西山游记，可见当时西山是当时士大夫闲暇之余非常喜爱踏足的山水名胜。袁中道虽对城中沙尘有微词，在《西山十记》中却绝赞西山风景，由衷感叹“予向者果未尝游山，游山自西山始矣”。但到了清朝，情形有一些变化，随着西山诸园成为皇家园林，观光主体更多成为了王公大臣和皇帝本人，雍正皇帝写有《圆明园记》，写景之外并表“廓鸿基于孔固，绥福履于方来”之帝王意。至于普通文人，郊游行迹则延展至更远的京郊区县，《古代散文中的北京》一书特意收入了方苞《游丰台记》《游潭柘记》、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说居庸关》等，由此呈现清代文人对北京广泛的踏勘足迹。
关于京城民俗，除了《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等笔记，高立志提醒读者还可注意谭嗣同的《城南思旧铭并叙》。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随父职生于北京，长于宣南一带，后离京返乡，十几年后再度回到城南，睹物思情，在文中回忆了儿时宣南的景色和当年跟从如今已殁的塾师、兄长读书的经历，尤其是对宣南的丧葬风俗有着细致描写，令人读来心生哀恸。我们从历史的下游知道，后来谭嗣同自己也以壮烈的方式死在了北京。他的身上，集中呈现了一种北京作为文化都城的城市性征，这座城市非其祖宗故乡，但对个人来说，是深深融入血脉中的空间。
如果说前朝文人散文中的北京往往是事务性、背景性的，明清文人为这座都市赋予了审美性的眼光，将其作为观照对象，这座北方古都在他们笔下变成了风景。
多重“北京”的折叠映射
一种尤与北京息息相关的文体，是杂剧。至元明清，我国戏曲文学的发展迎来了成熟期，元杂剧成就最高的三位代表人物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均为大都人（注：关汉卿籍贯另有其他说法），可见北京在元杂剧创作中的领袖地位。
杂剧这种形式为何会在元朝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在金中都东北兴建元大都，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大都逐步发展为繁华的大城市，游历或寻求发展机会的文人往来于此，工匠迁入，商贾云集，人口增长，商业繁荣带来娱乐繁兴。庞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有强烈的需求，构成了广泛的观众基础和消费群体。而另一重要原因是，元代曾长期废止科举制度，文人失去了传统的入仕途径，社会地位骤降，被迫将自己的才华和愤懑倾注在杂剧这种市民文艺形式中。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元朝作为以武力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控制相对松弛，使得作家们能够突破创作限制，广泛反映社会矛盾，如《窦娥冤》控诉黑暗吏治、《西厢记》突破礼教歌颂自由等。此外，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带来了新鲜的音乐舞蹈形式，亦推动了元曲的繁荣。
高立志认为，在北京文化史上，金元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时期，应该被给予更高的重视和评价。在此之前，因处于古代帝国的边缘地带，虽持续进行着文化融合，但仍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至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建都，全面迎来了文化上的大融合大荟萃，一跃为兼容并包的万千气象。
明清戏曲以更长篇的传奇为主，演出活跃，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均完成于北京，洪昇曾在国子监学习，孔尚任是国子监博士，在北京为官多年。著名剧作家李渔曾带班在北京演出，他在韩家胡同建的芥子园是京师名士常临之所。巨变的时代给了作家们广阔的书写题材，戏曲已不局限于市民文艺的范畴，如李玉《千钟禄》中写到“靖难之役”、《一捧雪》中写到抗争严嵩奸党，孔尚任《桃花扇》中写到“甲申之变”等，均与这座城市的政治历史事件、家国情怀紧密结合在一起，突显了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的双重中心地位。
我们今天看到、理解的北京，不仅是实体、地理上的北京，也是文化、文学中的北京，不仅是当下的北京，也是历史的北京，是由多重“北京”折叠映射而成的综合体，是一个层积而成的概念。从“艺文”中读北京，是从一个棱镜投射出北京的不同侧面，进而加深我们对于今日这个作为多重中心的北京的理解。如高立志强调，北京文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有容乃大，另一个是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上北京长期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界，处于动态交融中，无论如何不要将北京文化单一化为某个民族的产物。”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