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为乡村振兴绘制了更为系统、具体的蓝图。日前，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2025年农村教育国际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达成共识：乡村教育作为乡村社会基础性、先导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为乡村振兴绘制了更为系统、具体的蓝图。日前，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2025年农村教育国际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达成共识：乡村教育作为乡村社会基础性、先导性支撑，其发展质量深刻影响着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进程。

“公平优质创新：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参会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乡村教育在办学条件改善、义务教育普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关系逐渐疏离、乡村教育体系的结构不完整和功能不健全、乡村教育缺乏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教育自身特色不够等。

乡村可以有更好的教育

在全国各地推广“朴素而幸福”的乡村教育理念，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汤勇一直在做的事。

早年，汤勇是四川省阆中市的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他当过乡校教师、校长，担任过阆中市教育局局长。近几年，汤勇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新疆等20多个省份的农村学校进行调研和讲学。他希望更多人关注和支持乡村教育。

在汤勇看来，要利用好乡村教育得天独厚的优势，重塑乡村教育理念。“乡村可以拥有好的乡村教育”，汤勇认为，好的乡村教育需要向城市教育学习，借鉴城市教育经验，也需要城市教育的鼎力相助，但绝不是复制城市教育，更不能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

“自然化、生活化、在地化、乡土化、去形式化的乡村教育就是好的乡村教育。”汤勇解释，乡村教育需要重造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变废为宝的乡土文化；需要重建多样化、在地化的乡土课程，以及重拾喜闻乐见的乡土化的活动。通过这些可视、可感、可参与、可体验的乡土教育，形成有别于城市教育的乡村教育优势，找到乡村教育自身的尊严与自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局长黄宗逵认同汤勇的观点。在国际大都市上海市的崇明区，正在持续进行一场乡村教育现代化实践。

黄宗逵介绍，崇明区的学校离散度高，85%左右的生源集中在4个乡镇，其余14个乡镇常住人口少，学龄人口少，小规模学校多。崇明区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多种形式的集团化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抬升底部，办好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实现教育优质均衡，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

不少乡村小规模学校面临着生源少、资源使用率低、师资配备不全、教学方式不多元、教研氛围薄弱、课程建设不丰富等发展困境。

“要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小班化教学改革试点是重要的切入口。”黄宗逵说，小班化教学的优势在于班级规模小，学生人均学习空间更大，老师能充分关注每名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同时，乡村学校的在地化学习资源丰富，尊重乡村学生原有的生活状态，打造具有乡村实际生活特色的学习场域。

在崇明区，乡村学校的课堂搬到了田园、菜园、果园、森林、河湖等大自然当中。当地的生态资源特色，变成了乡村学校的课程优势，乡村学校呈现出生机勃勃、丰富多样的良好态势。

乡村教师能不能留得住

乡村教育的未来在于乡村教师。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乡村教师如何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这个老问题，并提出了新见解。

“乡村教师优待政策的执行情况，决定了乡村教师能不能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葛新斌介绍，乡村教师优待政策包括物质优待、发展优待、保障优待等，具体涉及工资待遇、职称评聘、培训提升、住房医疗保障等。

目前，在一些地方，乡村教师保障优待政策存在碎片化以及部门和层级之间对接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导致乡村教师激励政策在执行中不够高效。

在湖南省溆浦县，乡村教师成长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有了可喜的变化。

据了解，溆浦县是中部欠发达的山区教育大县，92%的学校分布在乡村，71%的教师工作在乡村。

前几年，溆浦县面临着教师工学矛盾突出、农村学校资源匮乏、研修能力不足、课改落地率低等困境。

在溆浦县教育局副局长向立华看来，以上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乡村教师专业成长通道不畅，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

为了破解困境，这个山区教育大县尝试通过系统协同和专业赋能的方式，推动学校的主题校本研修实践，探索乡村教师成长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径。

“城乡教育的均衡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它就扎根在我们每一次用心的研修里，绽放在每一位教师的成长里。”向立华说，改革想有成效，系统协同是根本保障，通过多层联动和系统施策，构建了支撑乡村教师持续发展的稳固机制。同时，专业引领是关键，聚焦真问题、立足实课堂的深度研修，有效激发了教师自主发展的内驱力。此外，还需要城乡联动、资源共享和校际协作，打破校际壁垒，推动区域协同共进。

“总之，要提升乡村教师的能力，才能有效破解县域内城乡教育不均衡问题。”向立华说。

目前，在溆浦县，教师实现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钻研”的转变，研修参与率从65%提升至98%，乡村学校研修覆盖率达到100%。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一类新的教师群体已经形成。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阮成武发现，许多以前或新入职的乡村教师工作在乡村，居住在城镇。这类新教师群体被称为“城乡两栖教师”“候鸟型”教师或是“城镇籍”教师。

近两年，阮成武教授团队对国内东部地区某县的4所乡村学校进行了实地调研，并深度访谈了13位“城乡两栖教师”。调研发现，这4所学校中68.4%的教师已在县城或市区定居，形成了城乡两栖的工作生活环境。

在阮成武看来，这样的现象有助于乡村学校里能有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他解释，教师们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和地点分离开来，在乡村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城镇生活又能够为乡村学校带去一些现代文明元素，在有序的城乡往返中兼顾了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

乡村大教育“大”在何处

“乡村学校是乡村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乡村没有了学校，乡村的传统文化可能会逐渐消失。”在汤勇看来，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拓宽村路、基础设施完善、村容变美等变化，最重要的是乡村要有人气、有文化氛围。

在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侯怀银看来，当下乡村教育需要引入乡村大教育观。他解释，乡村大教育的“大”，既体现在思维格局上，又体现在实践安排上。前者需要将乡村教育放置于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和教育现代化等宏观背景中进行定位和思考，后者需要推进乡村教育体系的完善、教育资源的整合、教育功能的拓展以及教育与社会的融合。

在他看来，乡村教育不仅是一个领域，它与乡村人口、乡村环境、乡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相较于高度分工、系统复杂的城市社会，乡村社会在空间结构、人际关系与生活节奏上具有更强的整体性，这为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紧密结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乡村大教育观如何落地？侯怀银认为，推进乡村教育改革的系统化设计尤为重要。

他建议，在改革主体上，要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农业农村、民政、文旅、生态等部门参与的跨域协同工作组，将乡村教育改革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在改革目标上，要坚持立足育人的根本立场，同时实现教育改革与乡村产业升级、社会治理优化、文化传承的深度耦合；在改革评价上，要构建包括社会协同度、本土适配度、资源集聚度、成效转化度等多个维度的评估模型。

乡村不会永久性地消失，城乡教育将长期处于“异质共存”的状态。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教育的振兴，成为与会专家们的共识。

来源：中青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