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平沙滩。父亲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母亲也读过书。他祖籍河北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祖父王章峰是晚清维新派，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公车上书”，在家乡组织过“天足会”，反对妇女裹小脚。王蒙后来自思，他与生俱来的革新意识，或许来自遗传

1948年10月10日，离14岁生日还差5天的王蒙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他成为“少共”的经历，是一代追求光明的青少年革命者成长的缩影。

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平沙滩。父亲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母亲也读过书。他祖籍河北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祖父王章峰是晚清维新派，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公车上书”，在家乡组织过“天足会”，反对妇女裹小脚。王蒙后来自思，他与生俱来的革新意识，或许来自遗传基因。

由于父亲屡屡失去教职，家庭经济陷入困顿，有时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王蒙还记得那种窘迫情形：到做晚饭时，母亲、姥姥、姨妈在屋里发愁：“面（粉）呢？没面了。米呢？没米了。钱呢？没钱了……”于是大人们或找出一块手表或是一件棉袄、一顶呢帽当掉或卖掉，买二斤杂面条，混过一顿。王蒙五岁，父亲带他去看病，等候公共汽车时，父亲说要去取钱，去了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头上戴的西式礼帽却不见了。王蒙问帽子哪里去了，父亲不答。之后他指着父亲取钱处告诉母亲，母亲连声喝止。后来王蒙识字了，认出那里挂的招牌上写着“永存当”三字。

王蒙的革命引路人何平，回忆当年到他家访问的情形：母亲热情欢迎儿子的朋友，留他吃饭，但尽了很大的力，才勉勉强强煮了一些油水很少的饺子。

王蒙自小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怀有强烈不满，他后来写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毕脑满肠肥的‘狗男女’们，他们正从我从来不敢问津的餐馆里走出来，餐馆里发出来的是一股股鸡鸭鱼肉油糖葱姜的气味，我确实对之切齿痛恨，确实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当然是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

儿童时期的王蒙

王蒙还记得，小学时写的作文《风》，辅导他的二姨添写了一句话：“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得到老师画红圈赞赏。小学三年级老师命题《假使》，王蒙为此作新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

1941年，王蒙到北平师范学校附小上学。除第一学年因不适应考了全班第三外，从二年级起，他次次考试皆第一。因成绩优异，严格遵守校纪，学校免其学费以资嘉奖。

二年级级任老师华霞菱，赞赏他的学习天资，对其品格教育也很严。华老师在班上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等，否则到教室外罚站。接下来的写字课，偏偏王蒙忘了带。他和一个瘦小的女生低头站起来，等待处罚。女生说：“我出去站着去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王蒙顿感绝处逢生，喊道：“同意！”华老师没有同意，对两同学说了句：“坐下！”事后华老师把王蒙叫到宿舍，对他自视特殊、骄傲的苗头进行了严肃批评。王蒙回忆道：“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里仍怦怦然。”

王蒙自小聪明机警，一次，华老师带他去先农坛观看中小学生运动会，散场拥挤，他和老师走散了。王蒙听到电车卖票的喊“四牌楼，四牌楼”，就挤上车，到站才发现车走的是东四牌楼，不是他家附近的西四牌楼。他在终点北新桥站下了车，天寒肚饥，身无分文，当即唤了一辆洋车，报出自家地址，40分钟后车夫拉到他家门口，母亲付了车费，夸奖了八岁儿子的临机应变能力。

日本投降那年，私立平民中学（后北京四十一中、十三中分校前身）招收“同等学力”学生，小学五年级、不满11岁的王蒙跳级考中，且在整个初中期间，仍几乎是年年第一。

中学阶段，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包括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子夜》等，认识到中国社会已经腐烂濒危，需要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洗礼。这些作品中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控诉和批判，把他引向革命之途。

1946年一天晚上，父亲的朋友、共产党人李新到访王蒙家。当时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李新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任军调部整军小组中校组员。新中国成立后李新成为著名党史专家，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李新来时，正赶上王蒙和姐姐发生口角，便组织两个孩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王蒙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方法，他后来回忆：“自我批评一开始也让我感到有些丢面子，感到勉强，但是你逃脱不开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着他走，服气之后，想通了之后，其舒畅与光明无与伦比。”

王蒙演讲照

随后王蒙告诉李新，他由学校推荐，正准备参加由国府第11战区政治部举办的全市中学演讲比赛，要求讲时事政治。父亲表示不感兴趣，李新却坚持让他参加，说道：一定要参加，就讲三民主义与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这些根本没有做到。王蒙根据李新的指点，准备了演讲稿，他在演讲中说：“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主持发奖的军官都说王蒙在初中组讲得最好。但后来奖励发下来，他只得了第三，其原因当然是倾向问题。王蒙不遗憾，觉得收获很大，他向共产党人学到了在国统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因这次演讲，王蒙在校知名度大增。一天中午，他在操场边看垒球比赛。高二年级的垒球明星何平从球场上下来，过来问王蒙在读什么书。王蒙回答了书名后说道：“我的思想”，他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他并不知道何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何平听后，两眼放出光芒，邀请王蒙到他家去，从此成了王蒙的革命领路人。

何平热情、坦率，充满理想、活力，不遗余力地向王蒙宣传党的主张，一起受教育的还有王蒙的同班同学秦学儒。按照地下党的话，他和秦属于“进步关系”，何平对他们引导，称为“带”。何平家成了他俩的秘密党校。在这里王蒙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黄炎培的《延安归来》等，苏联小说卡达耶夫《孤村情劫》，特别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使他十分服膺，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迅速提升。

何平还带他去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在这里他读到《时代三日刊》，上有延安广播一栏，里面的内容令他耳目一新。

地下党带中学生“进步关系”，也会教他们唱进步歌曲。2000年王蒙发表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记录了53年前何平教他唱苏联歌曲《喀秋莎》时的心灵震撼：

“‘拉西多西多多西拉西米’，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调式，这是一种切入……这时来了诉说一样的‘法法米瑞米拉’，来了含泪含笑的‘西瑞多西拉’，一家伙就伸到心里去了；至于它那充满青春魅力的跳动的节奏，更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真是另一个世界，另类作曲家……

而那歌词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想到过的；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柔曼的轻纱—什么叫柔曼呀，另类得一塌糊涂！走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我的天！而这新奇中的新奇，纯美中的纯美，迷人中的迷人，是她，是喀秋莎！歌声就是春光，春光就是歌声，歌声就是万物的萌动，歌声就是冰雪消融，草儿返青，花儿渐放，燕归梁上……你听到了一个歌声如春光的姑娘叫做喀秋莎，而且她护佑着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的左倾红色战士……你怎么能不喜泪盈面，如浴清泉，如沐清风，如饮甘露，如获得新的生命！”

一年多后何平毕业了，从此不与他俩联系，改由职业革命者、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当时化名“刘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带他们。

黎光完全符合王蒙心目中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理想形象：英俊坚毅、严肃矜持，分析问题要言不烦、切中要害。王蒙觉得他永远胸有成竹，说一不二，坚定正确。

在黎光指导下，王蒙一天天成熟起来。他按照党组织要求认真学好功课，他认识到党是要动员学习好、聪明、有能力、有威信的学生骨干靠近共产党，实行青年的革命化。党组织不仅发动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请愿游行示威，也组织各种学习、助学、文娱活动，树立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学生骨干的威信，以使更多学生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他按照黎光指示参加各种活动，亲身感受到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

他对社会深恶痛绝，完全绝望，他知道只有依靠党组织才能推翻这个世界，而失去组织就什么也干不成。他时刻期待执行黎光的指示。有几个月黎光没来找他，他顿感失魂落魄。他去黎光说过的街道一家家地暗暗寻找。他甚至梦见了黎光，醒来大失所望。他体会到失去组织关系的悲伤和恐怖。

1948年初中毕业，他报考了北平四中（今北京四中）和冀高（当时全称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地安门中学），两校都顺利考上。因冀高拥有深厚革命传统，他和秦学儒商量后一起成了冀高新生。

他俩选择冀高，与当年该校一桩重大事件有直接关系。4月17日，冀高学生自治会成立，晚会上表演了革命小歌剧《兄妹开荒》，特务学生当场闹事，国民党当局逮捕了进步学生17人。冀高进步力量受到重创。

入学一个月后，黎光找到他们。他俩格外兴奋，他们不知道，黎光是如何得知他俩入冀高的。实际上当时冀高地下工作也由黎光领导，他对“四一七”革命力量的暴露有所检讨，正考虑培养补充新的骨干力量。黎光郑重告之要介绍他俩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他们回去认真思考后答复。

王蒙的第一反应是出乎意料，觉得自己条件不够。他心目中，共产党员是高不可攀的，是革命火炬的高擎者与人民的旗手。同时他更感到了革命圣火的燃烧，已经不容惶惑与斟酌，号角已吹响，冲锋已开始，他义无反顾，只有向前。

数天后的10月10日，王蒙、秦学儒在离冀高不远的什刹海边，与黎光碰面。两个少年严肃地声明：认真考虑过了，坚决要做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黎光听后宣布：即日起吸收他们入党，秦学儒候补期为一年，王蒙候补期至年满18岁为止。随后指示他们：由于形势险恶，要特别注意保存力量，严防暴露，细致工作，扩大党的思想影响，并秘密发展周边组织。两人认真聆听并牢记了指示，然后郑重地与黎光告别，各自散开。

1948 年，王蒙（右）与何平（中）、秦学儒（左）合影

黎光所说的形势险恶，既指冀高的具体环境，也指整个北平地下党面临的形势。当时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随着革命力量节节胜利，北平国民党当局狗急跳墙，进入最后的疯狂。街头到处是“肃清匪谍”的标语，由“军警宪”三支队伍组成的执法队大卡车在道路上呼啸巡驶，说是抓住“匪谍”就地正法。王蒙对此并不恐惧，他感到革命胜利临近了，共产党员的使命更重要了，光明要到来了。

王蒙从什刹海步行，走向位于西四北小绒线胡同的家。加入了无比崇敬的党组织，他激动万分，一路上流着热泪，低声而激情地反复唱着党组织教给他的一首歌，即安娥作词、冼星海谱曲的《路是我们开》：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

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

创造新世界哟，

创造新世界哟！

……

王蒙觉得，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它可以说是他的入党誓词。

他和秦学儒、同级同学徐宝伦被编入同一个支部。他们不知道，冀高还有其他秘密党支部在活动。这些支部属平行关系，互不了解，互不联系，敌人破获一个支部，其他支部还能坚持工作，确保党的工作打不垮、砸不烂。

王蒙把命运与革命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在冀高办了一本手写本刊物，取名《小周刊》。他任主编，基本作者是他和秦学儒。他撰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抨击社会不义，唤醒读者起来斗争。他们用复写纸抄写，散发给同学们阅读。校长穆庚寅立场反动，专门找王蒙谈话，指责他“被人利用，造成事件”，下令取缔禁止了《小周刊》。

但王蒙没有退缩，他秘密散发传单，积极发展盟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制作标语口号，以“晨钟社”名义，对抗中统特务社团“暮鼓社”。新中国成立前夕，黎光传达党的指示：鉴于敌军溃退而我军尚未到位时，各种犯罪分子会趁火打劫，各地下支部的任务是保卫北平。王蒙所在支部的责任，是保卫北平中轴线北段地安门至鼓楼一带商店铺面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们制作了华北学联的袖标、旗帜、横幅，作了秘密动员，以备出现混乱局面时拉出学生队伍护民护城。王蒙和徐宝伦等冒险到实地勘察，绘制护民护街方位图，筹划各种预案。庄严的钟鼓楼静穆无声，而王蒙心中咏唱着革命旋进的凯歌，“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他没有想到革命胜利来得这么快，他克制着激动，心中充盈着巨大的喜悦。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