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很多外网论坛，少数外国网友，尤其是欧洲和东南亚网友经常讨论，他们认为所谓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屈辱其实并不存在，在他们的视角，中国近代那些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根本不算什么，在欧洲哪个国家没有经历过比这更严重的屈辱历史？
在很多外网论坛，少数外国网友，尤其是欧洲和东南亚网友经常讨论，他们认为所谓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屈辱其实并不存在，在他们的视角，中国近代那些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根本不算什么，在欧洲哪个国家没有经历过比这更严重的屈辱历史？
就比如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被维京人打得差点灭国，只留下西南一角的威塞克斯王国苦苦支撑，后来甚至一度被丹麦人所征服，到了后来好不容易在和维京人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又被来自法国的诺曼人搞了个诺曼征服，之后近千年传承，直到现在英国王室都不是英国主体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
诺曼征服
再比如法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欧陆霸主，在法兰克王国分裂后，没少受欺负，中世纪更是被英国人常年压着打，好在有圣女贞德的精神加持，才击败了英国人。到了近代，赶上海洋时代，好不容易迎来了拿破仑这等猛人，结果还是被英国常年压制，许多海外优选殖民地被英国人抢夺，拿破仑战争后，在欧洲被沙俄和英国压制了近五十年。再到了十九世纪，普法战争失败，法国人赔偿了巨额的财产，还割让了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这笔赔款远大于清朝在马关条约的赔款。到了二十世纪，法国在二战直接被纳粹德国数个星期内灭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后再来说德国，在普鲁士崛起之前，德意志一盘散沙，数百个城邦林立，各行其是。普鲁士崛起之前，常年是奥地利的小弟；普鲁士崛起之后，好不容易打赢了普法战争，却成为了俄国的小弟。好在后来打败了法国和奥地利，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但是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均惨败。一战之后，德国失去了波罗的海走廊，同时背负了巨额的财富，为了还债导致了德国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被清扫一空。而二战之后，德国彻底失去了东普鲁士，大片领土被割让给了波兰。国内的工业和科学人才被抢夺一空，整个国家被美英苏法四国分片区占领。
德国丢失的土地
俄国也没好到哪里去，最早的莫斯科大公只是基辅罗斯的小弟中的小弟，后来被蒙古人所征服，莫斯科公国靠着主动侍奉蒙古人才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这是一段极为屈辱的时光，莫斯科公国忍辱负重160年，趁着金帐汗国衰落，才一举成长起来。之后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时代高歌猛进，成为了世界列强之一，然后就被拿破仑杀到了莫斯科，差点亡国。后来好不容易崛起，快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的时候，被英法在其家门口暴打，一场克里米亚战争直接断送了沙俄称霸欧洲的希望。
再往后，俄国一战被德国打得差点生活不能自理，苏维埃政权革命成功之后，为了从一战脱身，几乎割让了东部最肥沃的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二战差点被德国打得亡国，若不是41年的严寒，苏联几乎撑不过1942年的春天。
唐朝压制东南亚
而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传统强国，中国历史格外辉煌，自秦汉时期，确立了华夏文明作为亚欧大陆东侧主流文明之后，延续近两千年都在不断对外扩张和输出，隋唐时期一举称雄全世界，这份强大一直延续到了大明王朝和清朝前期，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民族自信，让华夏养成了泱泱大国的豪气，毕竟强大了一千多年，也几乎在世界之巅屹立了上千年，很多自信都与生俱来，天朝上国的威名自古以来都深入人心，在漫长的历史里，华夏作为世界最好的国家，已经成为了理所当然。
然而，在清朝中后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一百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打赢过对外战争，割让了大面积土地，赔偿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文化自信也被打没了许多，连曾经可以随意拿捏的日本都可以骑到华夏的头上大行倒反天罡的恶行，这对于华夏来说，自然是不可饶恕的衰落，所以才有了国人心中的百年耻辱，以及迫切追求的民族复兴。
华夏历史的低谷
但是这仅仅是在国人眼中，但是对于欧洲和东南亚的嗟尔小国，就完全不同了，毕竟大国衰落无非是受辱，而对于小国来说，那就是亡国灭种，在中华百年屈辱的时期，作为华夏曾经的殖民地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被西方殖民者所统治。而我们重新崛起后，又开始了对东南亚的影响，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那个影响了他们上千年的大国又回来了，坐北望南，如同旧时代的君主一般。
从东南亚的视角审视中国在历史上的角色，需要跳出“列强”的二元对立框架，以更复杂的文明互动逻辑来理解。这片土地上的碑铭、族谱、贸易清单和民间传说，共同勾勒出一幅超越征服与被征服的文明交流图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马来半岛的港口、爪哇的寺庙或湄公河三角洲的市集，会发现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权力投射，而是充满弹性的共生网络。
东南亚历史
一、朝贡体系下的柔性霸权（10-15世纪）
三佛齐王国遗址出土的宋代青白瓷碎片，印证了宋朝商船在苏门答腊的频繁活动。但不同于欧洲殖民者的炮舰政策，中国王朝更倾向于建立“朝贡-册封”的礼制秩序。1292年元朝出兵爪哇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反而促使满者伯夷王朝加强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这种看似矛盾的案例揭示了中国影响力的边界，当郑和船队在马六甲建立官厂时，当地统治者更看重的是明朝海军对暹罗扩张的制衡作用。越南陈朝（1225-1400）的“南国山河”诗与《大越史记》的“内帝外王”叙事，则展现了东南亚政权如何巧妙利用中华礼仪维持独立。这种以文化认同换取政治自主的智慧，在占城碑铭中被称为“以玉帛化干戈”。
二、经济渗透与地方能动性（16-19世纪）
马尼拉帕利安市场（Parian）的混血商人群体，见证了白银贸易如何重塑东南亚社会结构。西班牙殖民档案显示，17世纪菲律宾生丝贸易的定价权实际掌握在漳州商人手中，但当地土著通过掌握物流网络获得超额利润。这种经济共生关系在暹罗阿瑜陀耶王朝达到巅峰，波斯旅行家记载华人包税商与暹罗贵族形成“金锁链”般的利益同盟。值得注意的是，北大年女王（Ratu Hijau）在1584年故意纵容华人海盗打击葡萄牙商站，说明地方统治者早已精通利用各方势力制衡之道。在加里曼丹的兰芳公司（1777-1884），客家人建立的采矿政权既采用明朝官制，又向荷兰人缴纳象征性贡赋，这种多重效忠策略打破了传统“殖民与被殖民”的简单划分。
清缅战争
三、现代性冲击下的认知重构（19-20世纪）
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藏有的1893年暹罗遣使文书，记载了拉玛五世同时向清朝进贡又聘请英国顾问的外交双轨制。这种实用主义策略在20世纪演变为更复杂的地缘博弈：越南阮朝明命帝（1820-1841）一面模仿清朝行政制度，一面通过法国传教士获取西方技术；苏加诺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高调亲华，私下却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在爪哇勘探。当代缅甸学者吴丹敏在《中国阴影之下》提出的“镜厅效应”理论，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既恐惧又依赖的心理机制，就像暹罗纳黎萱大帝在16世纪同时对抗缅甸和讨好明朝，现代东南亚国家仍在安全依赖与经济合作间寻找平衡点。
华夏对东南亚的文化输出
四、文明互鉴的当代启示
马六甲青云亭的清代碑文记载着华人甲必丹与马来酋长共同裁决纠纷的案例，这种“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混合司法传统，或许比“列强”叙事更能反映历史本质。当代东南亚的咖啡种植园主学习云南普洱茶发酵技术，柬埔寨吴哥窟修复工程中中国考古队坚持的“最小干预原则”，都在延续着这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文明对话。正如菲律宾史学家王赓武指出的，东南亚从来不是被动接受中华文明辐射的“真空地带”，而是具有强大文化转化能力的“棱镜区域”，它将中国的影响折射为千岛之国的蜡染花纹、泰式佛殿的飞檐曲线，以及新加坡菜里的海南鸡饭美学。
从长时段历史观察，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更接近“可协商的强权”而非固定不变的列强。当越南阮氏王朝用《大南实录》重构“华夏“概念，当爪哇商人将郑和转化为三宝公信仰，这些文化再创造过程证明：东南亚文明始终保持着将外来元素本土化的惊人能力。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或许能为当今的南海争端提供比19世纪殖民逻辑更智慧的解决思路，毕竟在暹罗古都阿瑜陀耶的废墟中，我们既能看到明式瓷器的残片，也能发现波斯商人带来的印度神像，它们共同构成了东南亚文明坚韧而包容的底色。
来源：俇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