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这份“了解”，在主席走后，有时候像根刺。老友翻脸，最疼的不是被骂的人，是当年把他领进门的人。汪东兴晚年有一阵子，总忍不住拍自己额头：当初眼睛怎么就那么软呢？
把人请进门的那个人：汪东兴与一场迟来的反噬
“汪东兴”这个名字，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常跟主席一起出现。毫不夸张的讲，汪东兴是主席晚年，除了主席之外，最了解主席的人。
可这份“了解”，在主席走后，有时候像根刺。老友翻脸，最疼的不是被骂的人，是当年把他领进门的人。汪东兴晚年有一阵子，总忍不住拍自己额头：当初眼睛怎么就那么软呢？
他是1916年冬天的孩子，早年的路走得硬：干过儿童团的小头目，扛过枪，趟过雪线，走过那条又冷又长的路。后来在野战医院当过政工干部，真刀真枪的时代，他守的不是伤口，是人心。解放战争一打响，他被派去带警卫部队，日夜围着几位领袖转，车灯一关，路上只听见靴子擦过地面的摩擦声，没出过什么差。你想啊，保卫工作这东西，做得好，没人看见；出了事，全天下都看见。
新中国成立，国家机关一砖一瓦地垒，很多人的头衔都不止一个。他在政务院秘书厅挂了个副主任的牌子，又承担着中央首长的人身安全。别看名义上有组织有架构，他干起活来，差不多就一个“直接上级”——那位坐在红木椅子上的老人。他是那种把话咽在肚子里的人，外头看不出锋芒，但谁能近身跟着日夜值守，谁就知道他有多“靠得住”。
到了晚年，主席身边除了护士，最让人安的是这个汉子。可等到那位老人家走了，有些人就变了样，像是换了张脸。汪东兴那句“怪我看走了眼”的意思，不是作态，是真难受。说到这儿，得提一个名字：李志绥。
这位李先生，五六十年代在中南海混过的人里，不是无名之辈。他出身比较“富态”，父亲那边旧时代的关系深，年轻时，战火正猛，他却在欧美的教室里学临床，白大褂笔挺。解放前夕，靠着家里的人脉，他在国民党系统的医院谋了个位置。北平一解放，走得慢了，被关进了俘虏营——这事听上去有点戏剧，但那时抓到的文化人不少。偏偏他会扎针、懂药理，香山那边需要人手，一来二去，就把他请去做了医生。
说句闲话，那段时间的香山，不只是一处山头，是新政权呼吸的地方。把一个有旧背景、穿着讲究、话说得顺滑的年轻医生放进去，既冒险也务实。至少在待人上，李志绥不摆谱，给谁看诊都一副认真样。汪东兴看在眼里，心里认了这个人——不看阶层，先看手艺和态度。等1949年夏天，主席从香山挪到中南海，院里那排梧桐树还没成荫，他就把李志绥调到中南海医院，坐门诊。
中南海医院不大，走廊里总有消毒水的味儿，来来往往都是首长与家属。敢把这样的人安在这儿，确实是拿信誉担保。可那几年医疗人才紧缺，换句话说，好医生是“稀缺资源”，用得上就要用。效果一开始还不错，李志绥的履历撑得住场面，成了院里能顶事儿的那把手。病历上他的字干净利落，跟人说话也温吞，倒让许多人放下戒心。
1957年有个小拐弯。老保健骨干周泽昭去了重庆办医学院，留下的摊子需要人顶。徐涛还年轻，经验浅了点。汪东兴这时候又想起李志绥——留过洋，懂一套西法子，又在院里磨过几年。就这么着，他从门诊挪到保健线，开始负责几位领导的健康。那张病例封面上留了个时间点，1957年6月3日，交接签字是他自己写的，那天之后，他才算名正言顺地进入核心病房。
这之后发生的一些事，就开始微妙了。六十年代有一次内部“清鼠”，风声紧，很多人惶惶不安。汪东兴带人把一些“风尖子”护了过去，李志绥也在这张保护伞底下。到了1976年，局面又凶，清理反对力量时，汪东兴那条老原则还在：能保则保。他不会轻易把一个有用的人交给风浪。这些，后来在李志绥的讲述里，都被拧了形状。
说到主席的医疗保障，很多人脑子里会冒出“专属团队”四个字。其实，平时的保健医生不是某一人的“私人班底”，而是一群人轮着，谁忙谁上。直到1971到1972年那段，主席病势反复，周总理牵头开了会，临时组建了一个持续一年的小组，专盯这一个人的病情。起初，李志绥担任组长，后来换成了心内科的吴洁，日常照护多由护士长吴旭君撑着。夜里病房里最响的是氧气表的“咝咝”声，医生们说话小声得像耳语。
还有一次，是1974年夏天组起的医疗组，一直干到老人家合上眼。这个小组的职责，四个字：保命保稳。至于政治上的事，谁汇报、谁拟稿，都有既定的线，人家医疗组不掺和，这是一条铁规。按熟悉的人回忆，李志绥其实有点怵主席，能躲就躲，很少单独在老人跟前打转。你别笑，医生也是人，面对那样的气场，换谁都得心里打鼓。
后来李志绥去了美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亲朋喊他过去定居。过了几年，有本英文书的风传从太平洋那边吹回来。书里把他在中南海的起步提前到1954年，把自己写成“形影不离”的秘书兼顾问，哪哪都在现场——像接待米高扬这种事，他说他也在；跟主席用英文闲谈，他也在；还代替了秘书林克，做过政治汇报。一句话：他在哪儿，都恰到好处地出现。你要说夸张吧，这本书还真把很多人给说服了。
更离谱的是，到了美国总统访华的桥段，现实里是周总理去门口迎，亲自把尼克松领到屋里。照片、影像都在。但书里呢？他把自己放到了周总理的位置上，像是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常说戏要有人演，但这戏份也太重了。你说奇不奇怪？越是有证据的事，越敢改。西方读者读得有滋有味，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还频频引用。
汪东兴真正火起来，是2000年前后。朋友劝他说：老汪，出书了，看看吧。他还挺高兴，托人从岛那边带了一本回京。翻到那几段，他的手就抖了，啪地合上，书摔在了地上。那一下，不只是生气，更多是心凉——他一生讲“谨慎”，偏偏在人上，还是失手过一次。
原本他不爱写自己，觉得“人活过就行”。后来还是动笔了，《汪东兴的一生》《汪东兴日记》陆续整理出来，一边写他认得的那个老人，一边把歪的再掰直些。他还和林克、吴旭君他们合在一起，做了《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这些本子不像畅销书那样热闹，但他们想做的事很简单：把自己看到的，留点痕。
当然，也有人为李志绥说话，说他1993年就走了，书1994年才印，中间多了好几道手。还有人提到，他中文文笔一般，英文版成稿后经台湾编辑们“润色”颇多，中文版等于重塑了一回。甚至有人列出英文版里一页又一页的致谢，感谢美国学界的同行与朋友——这些，都让书更像一次“合作产品”。问题是，署名还在那里，故事也已经飞出去了，落在多少人的书架上，谁也收不回来。
我们常说，用人如用药，既要看药效，也得看副作用。汪东兴当年把一个技术过硬的医生请到了身边，救过人，也留下了隐患。人情这东西，最难算计，一念之间，或成相托，或成相伤。回头看那些照片，老人坐在窗边，阳光斜着进来，茶杯冒着热气，围着他的人各司其职，谁也不出声。历史真正发力的时候，常常就是这种安静的时刻。
至于李志绥那本书，真假搅在一起，像一锅粥。有人信，有人疑；有人把它当材料，有人把它当故事。你问我怎么看？我只想起汪东兴摔书那一下，书页翻在地上，落灰很快。人走茶凉，话却不会凉，它会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变形，再重复。到底该听谁的？这题没人给标准答案。也许，最稳妥的，是把几个人的讲法放在一起，隔着岁月，慢慢辨，慢慢听。至于那句“看走眼”，到底该怪谁——眼睛会老，心也会软。我们也只好就着这点软，继续讲下去。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