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丽二次开庭：公司新证据公开，百万赔偿究竟谁说了算？

摘要：杭州秋老虎裹着黏腻的热气扑过来时，崔丽丽站在法院的台阶上，手里的材料被风吹得边角卷成小喇叭。记者的话筒递到鼻尖前，她想扯个轻松的笑，嘴角刚扯到一半，眼泪先砸在了“开庭通知书”五个字上——这案子拖两年了，昨天开庭又没出结果，法官说“七天内补充新证据”，这话她听得

杭州秋老虎裹着黏腻的热气扑过来时，崔丽丽站在法院的台阶上，手里的材料被风吹得边角卷成小喇叭。记者的话筒递到鼻尖前，她想扯个轻松的笑，嘴角刚扯到一半，眼泪先砸在了“开庭通知书”五个字上——这案子拖两年了，昨天开庭又没出结果，法官说“七天内补充新证据”，这话她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

两年前那场杭州出差的酒局，现在想起来还像根刺扎在喉咙里。她跟王某作为公司高管去谈业务，晚上陪客户喝酒，一杯接一杯地灌，后来的事就断片了。再睁眼是第二天清晨，酒店房间像被翻了个底朝天，被子扔在地毯上，王某歪在床边的椅子上。她浑身的血瞬间凉透，抓起手机躲进卫生间，对着屏幕按了三次“110”，又三次把号码删掉——她怕，怕说不清，怕传出去被人指指点点。

那十几天她活得像个影子。上班时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报表上的数字变成一团模糊的墨迹；下班开车回家，在车库里坐够半小时才敢上楼；晚上躺在床上，一闭眼就是酒店房间的消毒水味混着酒味。直到某天半夜，她突然坐起来摇醒丈夫，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我出事了。”丈夫没追问细节，只是伸手摸了摸她的头，说：“走，咱们报警去。

后面的日子全是丈夫陪着跑。去酒店调监控，镜头里她被王某扶着进电梯，头歪在对方肩膀上；找当天值班的服务员取证，姑娘红着眼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可不敢多问”；一次次去派出所做笔录，相同的细节重复到嘴唇发木。折腾了小半年，去年四月，法院判了王某四年——因为监控和证人都指向了明确的违法事实。拿到判决书那天，崔丽丽在派出所门口蹲下来哭了，不是委屈，是觉得终于能喘口气了。

这口气还没喘匀，公司的通知就拍在了桌上。HR把她叫到小会议室，递过来一张劝退通知书，理由是“连续旷工影响团队协作”。她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在会议室坐了十分钟，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割出一道道晃眼的光条。走出会议室时，走廊里的同事要么低头假装看手机，要么绕着她走——平时熟络的部门经理，甚至往茶水间躲了躲。她回工位收拾东西，键盘上还沾着上次加班溅的咖啡渍，指尖一碰，眼泪又掉了下来。

劳动仲裁结果出来那天，她正在医院做心理评估。手机“叮”地响了一声，是律师发来的消息：公司需支付各项赔偿共计110余万元。她盯着屏幕愣了半分钟，眼泪突然砸在诊疗单上——不是因为钱，是因为王某那边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只有3000块。评论区里吵翻了，有人说“这3000块够买几盒安眠药？”，有人叹“公司比施暴者还懂怎么戳人痛处”。

更烈的骂声还在后面。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消息，说“崔丽丽开口要2000万和解费”。这话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飞遍全网。有人在她的社交账号下面骂“贪心不足蛇吞象”，有人说“借着受害者身份讹钱”。她后来在直播里解释过，说当时二股东找她谈和解，先提了50万加10万股权，她回“我去年年终奖都比这多”；后来又加到200万，说能抵押北京的房子当场结账，她还是没点头。至于“2000万”，她只说“是对方提的‘谅解金’数额，不是我要的”，可这话像扔在水里，连个响都没有，骂声照样往她身上涌。

今年9月再开庭，她把索赔额加到了200万——原来的150万，加上8个月没上班的停工留薪费。公司律师在法庭上拍了桌子，说“这钱一分都不该给”，说她“借故旷工在先，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她坐在原告席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包带，包里装着心理医生开的PTSD诊断书，上面写着“夜间惊醒、回避特定场景、情绪易激惹”。

现在她跟丈夫分房睡，不是感情不好，是她经常半夜突然坐起来，盯着黑漆漆的房间喊“别过来”。丈夫睡前会把她的房门留条缝，客厅的灯也开着小夜灯。偶尔夫妻俩坐在沙发上聊案子，丈夫笑着说“再熬熬就过去了”，她也跟着笑，可笑着笑着就卡住了——酒局上的碰杯声、酒店电梯的“叮”鸣声、王某的声音，会突然从脑子里冒出来，像针一样扎得她心口疼。

昨天休庭后，她在法院门口被几个网友堵住。有人举着手机问“你真要2000万吗？”，有人递过一包纸巾说“差不多就行了，别较真我”。她没答，只是把材料往包里塞了塞，转身往地铁站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手里的材料被风吹得哗啦响，像在替她喊委屈。

七天后还要再来法院。她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出结果，也不知道最终能拿到多少钱。只是每次路过酒店，都会下意识加快脚步——玻璃门反射出的自己，还是两年前那个慌慌张张躲进卫生间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