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注意看清楚，蒋介石说的是他的黄埔学生中，连一个替换卫立煌的人都找不到，在国民党军队里，坐到“剿总”司令的位置，必须有相当的资历和人望才能统御各路人马，像杜聿明主持东北的时候，孙立人就不听令；陈诚接手东北后，廖耀湘以未接到书面命令而不去救援新五军，陈诚无可奈何；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即将结束时，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

“沈阳似已绝望，乃决令卫离沈飞葫芦岛。 此种行伍粗汉已不能如往日之勇壮，害事殊甚，然将领缺乏，多皆怕死贪私， 求一如卫者亦不可得也，痛愧之至。”

注意看清楚，蒋介石说的是他的黄埔学生中，连一个替换卫立煌的人都找不到，在国民党军队里，坐到“剿总”司令的位置，必须有相当的资历和人望才能统御各路人马，像杜聿明主持东北的时候，孙立人就不听令；陈诚接手东北后，廖耀湘以未接到书面命令而不去救援新五军，陈诚无可奈何；52军刘玉章则不愿配属新六军行动，说廖耀湘的指挥道德太差，总是牺牲友军保存实力;13军石觉则称杜聿明的实战经历不足，廖耀湘在小部队训练上尚可，大部队作战缺乏历练，指挥上很有问题；71军陈明仁更是连蒋介石都敢顶的主，这些人哪个上去，其他人都不会心服，所以哪个也镇不住场面。一切行动听指挥，永远不可能存在于国民党军队中，弄清楚为什么。

有种造势手法在自媒体上喧嚣一时，好像进过黄埔就是名将，参与过抗战就是名将，美械化装备的军长师长就是名将，怎么不回答一下名将如此之多，为何没一个能破例提拔到卫立煌位置上，非要蒋介石以不承担丢失东北责任的承诺来请卫立煌去接替陈诚。瞎吹也要有个度，且不说将官级别资历，就拿作战经验和战绩来比，这几个人谁能比得了卫立煌，滇西反攻是国民党军在抗战中仅有的一次取胜的进攻战， 包括对松山日军半永备工事的攻坚，卫立煌指挥的是大兵团作战，杜聿明虽然指挥过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但撤退阶段是以惨败告终，至于驻印军在缅北，孙廖二人指挥的都是师级单位，战役指挥是史迪威，战斗经验不等于战役指挥经验。1941年后，国民党军以军为战略单位，既使一个军长，也不过是指挥过基本战略单位，离大军统帅还差得远，军队指挥不是没有规律的，黄埔生也不能乱跳级，像胡宗南那样是要一败涂地的。

一般来说，行伍军官的作战经验更强，抗战统计表明，战死的高级将领人数，黄埔远不如行伍，杂牌军大多都是行伍军官。就是把全部军官都算上，抗战国民党军总共战死4.6万军官军佐，黄埔生不到1万，虽然也付出了牺牲，但显然和装备最好及主力地位不相称，可以数数1937年的调整师师长名单，绝大部分都是黄埔生，不能编造个20万黄埔生战死19万的段子，就把别人抗日付出的牺牲给换了牌位。

蒋介石是在一连串惨败中意识到黄埔生不能打仗的，最失望的莫过于，从黄埔建校起就一再要求的临难不苟，杀身成仁，以身践行者寥寥无几。杂牌军将领没受过黄埔教育，敢于自杀殉国的却不乏其人，蒋介石最希望的就是将领在被围后自杀殉职，为黄埔军校争光，为嫡系部队赢得“军誉”，而不是被生俘，当然，更不能投降，起义就更别说，让蒋痛心疾首的是，从发动内战，“国军”嫡系将领就一再被俘或投降，大伤军队士气，蒋早有规定，被俘放回的一律不能重用，投降的开除军籍，起义的还要通缉。现在的果粉拥趸总在功德林里去封名将，然后把逃台的败军将领捧上神座，这违背了黄埔校长的基本治军准则知不知道，军队都以胜利和无畏牺牲作为名将的标准，没听说过哪支军队的名将都在俘虏营里的。蒋平生最恨的就是手下投降，果粉们别再给蒋系黄埔拆台了，蒋介石有知，只会劈头送你们一顿镀金手杖。

大用特用黄埔生，是蒋介石控制军队的需要，是培植嫡系来从事政争，攫取权利的需要。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代表大地主、买办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雇佣军，雇佣军是花钱募兵，这个本质，早在刘伯承的南昌起义报告里就分析的很清楚。国民党在1936年实行兵役法后，改为了义务兵役制，全民适龄男子承担兵役义务，到了蒋记黄埔军人手里竟成了抓壮丁，结果是富人不当兵，穷人去送命，这是极大的社会不公，八年间1400多万抓来的壮丁，最保守估计也有两三百万被虐死在途中，仅此一恶行，这支军队的反动性就是丝毫不容置疑。

内战开始时，蒋对非黄埔军官仍然排斥，嫌黄埔毕业生太少：

“”现在各部队有个普通的困难，就是军校毕业生太少，连以下干部的伤亡，不能以学生来补充，而必须提升行伍出身的士兵来充当。如果到了连长这个阶级，而仍旧没有学生来接替；则因军官的素质低落必致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就成了严重的问题了。我现在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连指导员平时如果勇敢努力，能够和士兵共同作战，则连长出缺，即将连指导员升任连长；但连指导员一定要用学生，而且要用第一流的人才。我想这个办法实行之后，不仅连长阶级干部不致缺乏，而且政工人员因为可以和部队长职位对流，亦可以提高工作的精神。”（1947年《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

这段话，只要对比解放军，就知道有多荒谬，韩先楚邓华杨成武张国华丁盛等等等等我军著名指挥员，哪个不是政工干部出身，非要上军校才是一流人才？黄埔的学生是从全国仅十几万中学以上程度的富家子弟里产生的，大部分省区还不敢公开招生。和全国几亿农民相比，适合从军的勇敢青年哪个基数大？一个国家的军官，经过军校教育是应该的，但不是合格的唯一途径，战争中仍然可以学习战争，毫无疑问的是，军官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文化可以补习，勇敢有天生成分，并不完全由后天训练决定，解放军指挥员中最勇敢的是工农干部。我军的教导员指导员首先要求的是阶级立场，否则根本开展不了工作，我军的连长正如李德生司令员所说，那时能带头拼刺刀就提拔了。怎样选拔出有军人勇气又有文化知识的学员，只有一条途径，就是普及教育，有了这个前提，军校教育水平才有保障，否则只能是生源范围狭隘的应急举措，412政变后的蒋记黄埔，就是以学缘关系维护其团体利益的小圈子。

经过不断的惨败，蒋介石似有所悟，一味地排斥行伍军人，在当时的国情下，显然是一种偏见：“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保定学校里求学，那个时候，本有许多队长排长，统统是老行伍出身，我心里很不佩服他，并且暗地里拿他们教的东西，讲的说话，来作笑柄看。但到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也有许多地方，是有经验的，是可以拿来做很好的研究材料的。”

触动到蒋介石，并让他对所重用的黄埔生非常失望的，是在攻击塔山急救锦州期间，集中记在了这段时间的日记里。

1948年10月7日，蒋介石登重庆舰去葫芦岛视察，“舰脏非常，英国以此良舰赠我， 而我海军不自爱护，深为痛惜。”为此痛斥了桂永清，桂永清不懂海军，民国海军人才大多出自福建，为了控制海军，不惜以外行的黄埔生来把持专业军种。

10月17日，东进兵团久攻不下，塔山纹丝不动，接着锦州丢掉，一怒之下，蒋大骂54军军长阙汉蹇是蝗虫、蝗虫，“该阙汉蹇在海阳畏缩怕匪，本应早撤办，卒因范汉杰保荐延误至今，不胜悔恨，惟此时临战易将，无人负责， 复以罗奇劝阻，姑再试之，以观其后效如何。”当天从葫芦岛返回，又想起沈阳诸人不积极行动，长春郑洞国不肯突围等情况， 有了想法：“六时到北平，甚叹将领贪私图利，宁愿被匪困死而不肯遵命撤防自救之心理，思之痛心，若不澈底改革，何以革命。”

10月18日写道：“近日每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句...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以致军队枉然牺牲。”

身临其境的战场巡视，再加不断传来的败讯，让蒋介石对黄埔门生们极其失望，从这时起，就萌发了重起炉灶的念头。

去台后，总结大陆失败的军事原因，蒋介石首先归于军事教育的失败，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教育体系，核心就是黄埔。惨败之余，不得不有话明说，1951年4月1日在给军校讲话时，首先强调军官必须勇敢：“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心，只要看见敌人稍为强大一点，他就害怕，甚至望风披靡，屈膝投降；这种人是最没有出息的，国家有了这种军人，乃是最大的不幸。”总说将领怕死，到底指的是哪些人？不能再像以往那般含糊其辞、大而化之，这次直接点名：“以前我们在大陆上军事的挫败，就是由于一般无气节无决心的将领，亦就是本校各期毕业的学生，临到危急的时候，为了保全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不能打破生死关头，就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所以做了敌人的俘虏。”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蒋介石在其“革命实践研究院”中设立了一个“”圆山训练班”，专门培训各级军官，而且以精神教育为主，教官是冈村宁次、澄田赉四郎等日本高级战犯组织赴台的军官顾问团，即白团，团长富田直亮，蒋介石压制将领中的抵触情绪，让这些旧日本陆军将佐给学员大讲武士道精神，蒋亲自旁听并大加赞赏，美军顾问团发现后，蒋介石让白团转入秘密授课，各级军官不经过培训的，基本在军内就失去了升任高级职务的机会，相比之下，复校的“中央官校”逐渐被冷落了。白团在台湾一直待到1969年，50年代初的日记里，蒋介石提到最多的是富田直亮，大陆时期身边嫡系将领的名字出现很少。正是缺什么喊什么，所以去学日本武士道。蒋记黄埔将领怕死，也是蒋介石自己的结论。再来说说卫立煌是怎么被冤枉的，不同意廖耀湘兵团出沈阳，是卫立煌一贯坚持的主张，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军打不了野战，离开工事必亡，早已被东北战场所证实，杜聿明廖耀湘等人各有想法，但对驰援锦州抱同样态度。卫立煌的主张对不对？蒋介石早就认这个账。

10月22日蒋日记中记载：“批阅公文，切盼卫、杜早到，直至下午二时方来商讨东北进退与转进方略，卫仍以退守沈阳为得计，余严斥其死不觉悟长春现实之惨痛教训，而彼尚不以为意，痛愤之至 。”

次日，“召见杜聿 明谈东北总司令问题，彼仍以退守沈阳，要求增加十个军兵力与匪周旋保灭 共匪为言。余严斥其妄想，如其必欲守沈则任其自处，但中央决不能增加兵 粮，并明示其如此余亦再不能沈阳国军为国军矣，思之痛心，明示至此尚不能打破其观念。彼以余决心难移，方允以东北副司令与冀热辽边区司令'赴 前方指挥转移主力军于锦西，而以卫专任后方与防卫沈阳之责也。乃约卫来谈，决定照办。”

催得紧逼的急，必须执行了，结果廖兵团全军覆没，所以仅过了八天,蒋介石就后悔了，10月30日的上周反省录：“当时以情势而论，锦州既陷，明知反攻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尤以士气 不振、将心不固为虑，苟能依照当时初意，由新立屯撤回沈阳固守一时， 再向营口撤退，转进葫芦岛，以图恢复锦州，亦计之得者也。余不此之图，竟以长春部队叛降之故，与国际外交情势恶劣之故，仍令不顾一切 冒险出击，竟遭此莫大之失败，其责任之重，将何以自赎也。”

蒋介石自己都认了，卫立煌说的对，真不知道说卫立煌是卧底的段子怎么编出来的，当时能延缓东北蒋军失败的，正是卫立煌这唯一正确的方案，只是蒋介石就是悔青了肠子，也只在日记中认这个账，公开场合是不说的。东野包围沈阳之际，蒋介石特派专机接卫立煌去葫芦岛，如果不救出来，将是国民党第一个被俘的剿总司令，这对蒋是不可承受之重。撤人是脸面问题，但卫立煌还是被蒋当做丢失东北的替罪羊，沈阳撤退时混乱不堪，飞机场还出了一幕险情，卫立煌如果是卧底，完全可以不走。

沈阳共有北陵、东塔、浑河三个机场，国民党空军撤运沈阳军政官员的飞机共21架，因北陵机场已落下解放军的炮弹，故降落在浑河机场，驻沈军政高官们内部消息灵通的，早早就带着家人拎包提箱守在机场，马上就把机舱挤满，这时空军方面通知，要领队邬钺派一架飞机去东塔机场接卫立煌、赵家骧、高惜冰、王铁汉等要员，可飞机都满了，怎么办。

那就只好委屈职位低的了，邬钺“灵机一动”，先让其他20架起飞，然后对自己飞机上的众人说，为了安全，请大家先下去一会儿，我把飞机检查一下，咱们就走。待将众人诓下去，飞机立刻开始滑行，加速，在一片怒骂声中升空而去，能到机场来的，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东塔机场一落地，地面上黑压压又是一大片人，开始有军官把着门儿，秩序还好，等卫立煌等人上了飞机，马上就乱了，强行往里挤的，被人单飞铁蹄踢出舱外，有的攀着舱门把手不放，有的爬上了机翼，死也不下来，国民党嫩江省主席彭济群都也在被剩下的人群里，邬钺怕有人开吉普车拦住跑道，赶快滑行起飞，机翼上的人被摔得鼻青脸肿，总算是没把卫立煌留在沈阳。

卫立煌如果是卧底，对解放东北最大的贡献，就是极力赞同廖兵团出沈阳，背水侧敌去救锦州，兵力不足，把留守部队也尽量多地派出去，也就是说，蒋方怎么犯蠢，就应该怎么顺势而为，对蒋军来说，什么这精锐那精锐， 从未有过运动战取胜的经历，除了依靠火力和工事，近战夜战不会，侦察行军挠头，只要野战，保准完蛋。

要是蒋介石听了卫立煌的话，最起码能让很多人不进功德林，就是撤离沈阳，廖耀湘一干人等，上飞机肯定是有座的。

卫立煌后来回国，是从心底向往和平，也是对蒋过河拆桥不守信义的绝望。在还是国民党方面大员时，卫立煌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如此处于高位的军事将领，在已经和蒋介石闹僵，并成为丢失东北的众矢之的、人身自由都无法保障的境况下，已失去潜伏条件和意义，某些书斋里的呆鸟，就别给成年人编幼儿故事了。

来源：徐渡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