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八大家”这名号，只要读过点古文的人都熟，但老实讲，我以前总纳闷，唐宋文人成千上万，为啥偏偏是这八个？不是七也不是九，难道真有什么讲究？

“唐宋八大家”这名号，只要读过点古文的人都熟，但老实讲，我以前总纳闷，唐宋文人成千上万，为啥偏偏是这八个？不是七也不是九，难道真有什么讲究？

后来翻了些史料才明白，这名号不是拍脑袋定的，是几百年里文人、时代慢慢筛出来的结果，本来想单说宋代的文人，后来发现绕不开唐代的根基。

古文运动的火种是在唐代点燃的，韩愈和柳宗元是举火的人，那会儿文坛全是六朝传下来的骈俪文，辞藻堆得华丽，内容却空洞得很。

韩愈肇始的古文运动，就是要回到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提“文以载道”，文章得有实在道理，不能光耍笔杆子。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典型，写山水也藏着心境，不是瞎写景，可惜这火种没烧旺，韩柳之后，唐朝政局乱了，学古文的人少了。

这火种没灭，只是等了两百年才在宋代重新烧起来。

宋代接棒的是欧阳修，这人不光自己写得好，《醉翁亭记》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写法，把道理藏在景致里，比硬说理高明多了。

更关键的是他会识人，苏轼、苏辙、曾巩这些人，都是他提拔起来的，八大家的雏形，最早是南宋一个叫吕本中的人搭的架子。

他写了本《童蒙诗训》，教小孩学文，说“熟看韩、柳、欧、苏”就行，这就有了“唐宋四大家”的说法。

吕本中家世不一般，祖上全是大官大儒，他的话在当时分量重，这说法也就慢慢流布开了，本来这四人组合也挺稳，但到了明代，出了个叫茅坤的人，给加了四个。

茅坤编了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在韩、柳、欧、苏之外，加了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辙父子，这下“八大家”的名号算定了。

这本书为啥能火？四库馆臣说它选得“烦简适中”，八大家的全集太厚，普通人读不完，茅坤挑的都是精华，还讲清了各家文风的来龙去脉。

《明史》里说，那会儿乡里小孩都知道茅坤，可见这书传得有多广。

很显然，茅坤不是随便加人的，这八个人的文章，都踩着“文辞晓畅、言之有物”的点子，刚好对上了当时人学古文的需求。

既然八大家是这么选出来的，那有没有差点入选的人？还真有，宋代的刘敞，跟欧阳修是同乡，学问大得吓人，欧阳修写《新唐书》碰到难题都得问他。

当时有人说他的文章能和欧、苏并列，可这人最终没进八大家，为啥？欧阳修说过一句实话，“刘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学可称也”。

搞不清的人可能觉得是排挤，其实不是，刘敞更像个学术大师，懂天文、懂方药，文章只是他学问的一部分，不像八大家，散文成就是核心。

如此看来，八大家的选择，看的是“纯粹的古文成就”，不是学问有多杂，那能不能从八大家里减一个？有人说苏辙可以。

但说实话，苏辙的《六国论》写得层层递进，说理比苏轼还稳，而且苏家父子三人的文章风格互补，少了苏辙，“三苏”的传承就断了。

清代有个叫魏裔介的学者，列了个宋代文人名单，加了范仲淹、司马光，却没王安石，可范仲淹忙着治国，文章留得少；司马光的功夫在《资治通鉴》，纯文学作品不多。

对比下来，还是原来的八个人更合适，毫无疑问，八大家的名号能传五百年，不是因为数字吉利，是真的选得准。

唐代的韩柳开了头，宋代的六家把路走宽，明代的茅坤做了总结。

这八个人的文章，刚好串起了古文运动的整个脉络，从反对形式主义，到践行“文以载道”，再到形成各自风格。

说到底，“唐宋八大家”不是凑数的组合，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学筛选，时代需要一个古文的“标杆组合”，而这八个人，刚好站在了最准的位置上。

他们的名字绑在一起，不只是八个文人，更是整个唐宋古文传统的缩影。

来源：史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