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两位可靠的干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摘要：1976年10月7日凌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夜风仍透着凉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内，却灯火通明。值班播控员李捷接到上级通知，只许播放既定节目，不得随意插播任何稿件。他心里犯嘀咕，“昨晚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回答。几小时后，他才意识到，一场攸关国家方向的行动

1976年10月7日凌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夜风仍透着凉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内，却灯火通明。值班播控员李捷接到上级通知，只许播放既定节目，不得随意插播任何稿件。他心里犯嘀咕，“昨晚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回答。几小时后，他才意识到，一场攸关国家方向的行动，已在头顶悄然完成，而电台的沉默正是其中关键一环。

追溯到前一晚21时，中南海怀仁堂内气氛紧绷。华国锋与叶剑英迅速交换完意见，决定立刻稳住三大舆论阵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电台最先被点名，因为收音机无处不在，只要信号发出，全国皆知。叶剑英沉吟片刻，写下两个名字——耿飚、迟浩田。“国锋同志，他们行。”简单一句，等于拍板。

电话很快拨到耿飚家中。华国锋亲自开口：“老耿，现在到怀仁堂。”耿飚没废话，抓起外套走人。车刚停院里，叶剑英已等候。“耿飚，电台交给你。三条：速度，保密，绝不走漏半句。”耿飚点头。“要枪？”华国锋问。“不必，给我手令。”几分钟后，一张写着“广播事业局接受耿飚、邱巍高同志领导”的手令塞进他上衣口袋。

22时，耿飚带十名警卫赶到复兴门大楼。局长邓岗被喊醒，看到手令，神情复杂。耿飚平声道：“现在开始，你们的工作只对我口头汇报，三天内不准离楼半步。”随后，播控室、发射台、后勤机房加派哨兵，一键切断所有外线电话。李捷等人就此经历了那段“只播无声”的日子。

另一边，迟浩田正从唐山抗震救灾一线紧急返京。专机落地已是深夜。叶剑英见面第一句话：“人民日报必须干净利落。”迟浩田接命后只提一个要求——“给我能写稿、懂印刷的人。”很快，一个临时小组连夜组成，《北京日报》总编孙轶青挂副组长。车灯划破长安街黑夜，一行人直奔人民日报社。

接管行动不到二十分钟。迟浩田当场宣读中央决定，原总编辑鲁瑛被带离办公室。新的纪律贴在编辑部门口：版面未经小组签发，一字不得印。排字车间灯火彻夜不熄，却没有一张纸流出社门。印刷机保持待机状态，随时准备发布中央正式公报。

三处喉舌被控制后，玉泉山9号楼的政治局紧急会议才算真正稳妥。会议持续到凌晨，十一名委员全部到位。当夜无新闻，无广播，无社论，却实现信息完全封闭。这次“先封喉舌、再议大事”的思路，正是叶剑英参考林彪事件处理模式所得。不同的是，他对耿飚、迟浩田的信任达到了“手令即尚方宝剑”的程度。

为什么是这两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翻到三十年前的旧档案。1946年初，“军调处执行部”设在北平。叶剑英任中共代表，耿飚主管交通与情报。国民党在翠明庄埋窃听器，耿飚率先发现，叶剑英当场揭露，当街让对方下不了台。两人由此建起默契。之后的华北、西北战场，他们作为“杨罗耿”兵团核心，打下平津到兰州。叶剑英评价耿飚：“脑子快，稳得住。”

耿飚在外交岗位的经历，更让他熟悉国际媒体运作。1969年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随后掌中央对外联络部。换句话说，他懂宣传，也懂外事，对外口径收放自如，处理电台比纯军人更合适。

至于迟浩田，他的经历同样“半武半文”。1960年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军区历任师政委、后勤政委。林彪事件后，奉命去解放军报社任副总编，两年间化解数起敏感稿件风波。叶剑英清楚，这位副政委既能坐镇报社，又有军队威慑，碰到老问题人物也不手软。

行动后三天，国内外仍在猜测北京局势。10月9日上午七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终于播出简短新闻：中央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筹备会议。随后，《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刊出，新署名为“本报评论员”。舆论场的控制权正式回到中央手里。耿飚、迟浩田完成任务，即转入幕后。一年后，迟浩田调任副总参谋长；耿飚则进入国务院外事系统，继续发挥外交专长。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主政宣传口期间，陆续举荐了几位同样出身大使的干部。新华社社长曾涛、红旗杂志总编王殊皆在其名单。外事系统人员理念较新，习惯与世界接轨，这股“外交风”给当时的宣传部门带来不小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信息渠道多元化势在必行。回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人民日报》稳中求变的过渡期，76年那次迅速而隐秘的接管，是节点也是分水岭。没有当晚的精准落子，后续转型难免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