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心经》：第十七章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

摘要：本章旨在系统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这一核心价值命题的深刻内涵、逻辑体系与实践路径。该命题有机融合了道家之柔韧谦下、儒家之心性存养、易学之变易不易、中医之性命兼修、墨家之兼爱节用等多元智慧，构成了一个从内在德性涵养到外在行为规范，

摘要：本章旨在系统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这一核心价值命题的深刻内涵、逻辑体系与实践路径。该命题有机融合了道家之柔韧谦下、儒家之心性存养、易学之变易不易、中医之性命兼修、墨家之兼爱节用等多元智慧，构成了一个从内在德性涵养到外在行为规范，最终达至道德自由与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完整修养体系。文章首先逐层解析“慈俭不敢”的生存智慧、“存心养性”的本体根基与“从心不逾”的圆融境界，继而论证三者之间递进互济、一体贯通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广泛征引诸子百家经典文献，并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深入探讨该价值体系对于个体安身立命、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以及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启示意义，力图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规范与价值导向提供深厚的传统思想资源。

关键词：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道家；儒家；易经；中医；墨子；价值导向；修养论

引言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其深层动力在于一套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也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卓越的东方智慧。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这一表述，虽非直接出自某一单一经典，却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传统儒道思想精髓对于个体道德修养与人生实践的核心理念。它犹如一条贯穿珠玉的金线，将散见于《道德经》、《孟子》、《论语》、《易经》、《黄帝内经》、《墨子》等元典中的智慧珍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价值链条与修养次第。

“慈俭不敢”源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此三者，立足于处世之基本态度与行为准则，强调以慈爱之心待人接物，以节俭之德调控欲望，以谦退之姿应对纷争，体现了道家哲学贵柔守雌、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为个体在复杂世界中确立安顿身心、避害全生的基石。

“存心养性”语出《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此乃儒家心性论的核心命题，标志着修养功夫由外向内、由行为向本体的深化。它要求个体时刻存养其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之“本心”，并通过后天学习与实践不断培育、扩充其“善性”，最终实现与天道性理的契合，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是连接内在德性与超越天道的桥梁，是道德生命得以挺立与升华的关键环节。

“从心不逾”则化用于《论语·为政》中孔子的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修养功夫臻于化境的理想状态，是道德规范经过长期内化后，已然成为个体之第二天性，从而达到的一种内在欲望与外在规范高度统一、自由行动而自然合乎中道的“道德自由”之境。它既是儒家礼乐教化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暗合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境界。

本章将遵循“价值观阐释”的内在要求，以“慈俭不敢”为起点，“存心养性”为中枢，“从心不逾”为归宿，对这一价值序列进行全景式、深层次的学理展开。首先，分章详述每一环节的哲学基础、经典依据、多维阐释（涵盖易、道、儒、医、墨等各家视角）及其现代转化意义。继而，综合论述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层层递进、最终圆融一体的辩证关系，揭示其作为整体性修养体系的强大生命力。最后，结语部分将总结该价值体系对于当代个体完善、社会建设与文明发展的启示，展望其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能路径。

第一节 “慈俭不敢”：立身行道的根基智慧

“慈俭不敢”作为老子所持守的“三宝”，是道家哲学奉献给世人的宝贵处世箴言。它并非消极避世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宇宙人生深刻洞察的积极生存智慧，为个体在动荡变幻的环境中奠定稳固的立身根基。本章将逐一解析“慈”、“俭”、“不敢”的丰富内涵，并综合诸家思想，探讨其整体意义与实践路径。

一、“慈”：仁爱恻隐的宇宙情怀与人生底色

“慈”居于“三宝”之首，是其价值体系的核心与出发点。老子的“慈”具有超越世俗情感的深邃哲学意蕴。

（一）道家的“慈”：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在道家思想中，“慈”首先是“道”的本性体现。《道德经》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又言：“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第三十四章）天道化生万物，滋养万物，却无偏无私，不居功，不主宰，这种深切的包容与滋养即是至高无上的“慈”。老子将此种天道之慈应用于人世，提出“慈故能勇”（第六十七章）。此“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源于对生命本身之珍视与护卫的大勇。以慈为怀，则能摒弃一己私利，产生护卫众生、柔弱胜刚强的真正勇气。如水源般“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正是慈的生动写照。

（二）儒家的“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儒家虽用语不同，但其核心概念“仁”与道家之“慈”在爱人这一基本点上高度契合。孔子倡“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更是明确将“恻隐之心”定义为“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指出人天生具有对他者痛苦的不忍之心，这是道德行为的萌芽。儒家之仁爱，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讲究差等次序，但其推己及人、关爱生命的精神内核，与道家之慈相通，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博爱精神的源泉。

（三）易学的“生”：生生之谓易，仁德之本

《易经·系辞上传》言：“生生之谓易。”宇宙最大的法则就是生生不息、创造不已。而“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下传》），这种“好生之德”即是宇宙最高的仁德。个体禀受天地生生之德而生，内在必然蕴含此种仁德之性。因此，“慈”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顺应天地本性、参与宇宙生化流行的必然选择。《易传》强调“厚德载物”，正是要求君子效法大地之慈，以宽厚的胸怀承载、化育万物。

（四）中医的“仁”：医乃仁术，养生贵和

中医学将“慈”的理念深深融入其理论与实践之中，明确提出“医乃仁术”的命题。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强调，大医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不仅是对医者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揭示了健康与德性的内在关联。《黄帝内经》认为，平和慈爱的心态有助于气血和畅，是养生的重要途径，反之，戾气、嫉妒等不良情绪则会损伤脏腑。故养生必先养德，慈心是健康的基础。

（五）墨家的“兼爱”：视人若己，利以相交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强调无差等地爱一切人，并通过互利来实现社会的和谐。虽然墨家“兼爱”的功利色彩与道家自然之慈、儒家差等之仁有所不同，但其突破血缘、等级界限的博爱精神，无疑丰富了“慈”的内涵，体现了先贤对普遍人类之爱的追求。

（六）现代意涵：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石

在当代社会，“慈”的价值愈发凸显。它对应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和谐”，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爱与帮助。在家庭中，“慈”表现为长辈的慈爱；在社会中，体现为公民的互助精神、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国际关系中，则体现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念。弘扬“慈”的精神，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充满温情的和谐社会。

二、“俭”：节制收敛的生存智慧与可持续发展

“俭”是“三宝”中的第二项，指向对物质欲望、行为举止乃至精神消耗的适度节制。它既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关键，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障。

（一）道家的“俭”：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将“俭”视为“广”（宽广、长久）的前提，“俭故能广”（第六十七章）。他强烈批判奢靡无度：“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第五十三章）主张“治人事天，莫若啬”（第五十九章），“啬”即俭啬、爱惜。老子提出“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认为过度追求感官享受只会令人心发狂，背离大道。俭朴的生活才能使人保持内心的清明与宁静，接近道的本质。

（二）儒家的“节用”：礼与其奢也宁俭

孔子虽重礼乐文饰，但也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他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安贫乐道精神。荀子则从国家治理角度论述节用的重要性：“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周易》的“节”卦（䷻）卦辞曰：“节，亨。苦节不可贞。”适度节制（甘节）则亨通，但过度节制（苦节）则不可固守，体现了中庸的智慧。

（三）易学的“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易经·系辞上传》提出：“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乾坤之道在于易与简。效法天道，治国修身也应崇尚简易、俭约。繁杂冗赘不仅效率低下，也易滋生弊端。俭朴的精神与易简的智慧一脉相承。

（四）中医的“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将“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视为健康长寿的根本法则。过度饮食（“膏粱之变”）、放纵情欲、作息紊乱，都会耗伤精气，导致疾病。中医养生极力主张“节欲保精”，认为精气是生命的根本，俭于消耗即是培固根本。这种身体层面的“俭”，与精神道德层面的“俭”相辅相成。

（五）墨家的“节用”、“节葬”

墨家将“节用”提升到治国纲领的高度，反对儒家厚葬久丧、繁饰礼乐，认为这些浪费社会财富。《墨子》一书有专章论述“节用”、“节葬”、“非乐”，主张一切用度应以满足基本民生需求为标准，超出此即为浪费。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节俭观，虽有其偏颇，但在抑制统治阶层奢侈之风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六）现代意涵：生态文明与永续发展

在资源日益紧张、环境问题突出的今天，“俭”的智慧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它直接呼应“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无论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如节能减排），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如光盘行动、垃圾分类），都离不开“俭”的精神。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不敢”：谦退守柔的处世艺术与成功之道

“不敢为天下先”是“三宝”中最具道家特色的一条，常被误解为消极退缩。实则，它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思维与高超的处世艺术。

（一）道家的“不敢”：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老子以水、婴儿、山谷等意象喻道，阐发“不敢”之妙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三章）“不敢”并非懦弱，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的规律，主动选择居后、守柔、处下。这种姿态能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减少外界阻力，从而更好地保全自己，蓄势待发，最终达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的效果。这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大智慧。

（二）儒家的“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

儒家同样推崇谦德。《周易》有“谦”卦（䷎），卦辞云：“谦，亨，君子有终。”彖传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谦逊反而能赢得尊重，发出光辉，地位低下而品德不可逾越。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又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强调即使才能再高，也不能骄傲。谦逊是君子修己安人的重要品质。

（三）易学的“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易经·系辞上传》开篇即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地处于卑下之位，却以其厚德承载万物。这种地位差异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效法天地，人在社会中也应认清自己的位置，持守谦卑。同时，《易》理重“时”与“位”，强调在时机不成熟、地位不稳固时，更应韬光养晦，谨慎行事，这正是“不敢”精神的体现。

（四）中医的“柔”：柔则养筋，过刚易折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需要保持阴阳平衡，刚柔相济。过度的刚强、紧张、亢奋（阳亢）会导致气血逆乱、经络不通，引发疾病。《内经》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心态的柔和、宁静是健康的重要保障。从养生角度看，“不敢”所代表的不逞强、不冒进、顺应自然的态度，有利于身心和谐。

（五）墨家的“非攻”：反对不义之战

墨家“非攻”思想，虽然主要指向反对侵略战争，但其背后也蕴含着不主动挑起争端、不恃强凌弱的“不敢”精神。墨子及其弟子不惜千里迢阻止战争，体现了一种不畏强暴、但绝不称霸的立场。

（六）现代意涵：理性谨慎与团队协作

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敢”并非提倡无所作为，而是强调一种理性、谨慎、尊重规律的态度。它反对盲目冒进、刚愎自用、霸道蛮横。在企业管理中，它体现为决策前的充分调研、风险评估（“不敢”于轻率）；在团队合作中，它体现为尊重他人、虚心纳谏（“不敢”于自专）；在国际交往中，它体现为尊重他国主权、不搞霸权主义（“不敢”为天下先）。这种姿态有助于减少失误，促进和谐，实现长远发展。

四、“慈俭不敢”的整体关联与修养实践

“慈”、“俭”、“不敢”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

·以慈为本：慈爱是俭与不敢的情感基础和价值导向。唯有心怀慈爱，才会体恤物力维艰，主动节制欲望（俭）；才会推己及人，不愿争强好胜、凌驾于他人之上（不敢）。

·以俭为用：节俭是践行慈爱与落实不敢的具体途径。俭于物质消耗，才能将更多资源用于惠及他人（慈）；俭于锋芒毕露，才能更好地持守谦退之道（不敢）。

·以不敢为态：谦退不敢是慈与俭得以顺利实现的行为保障。持守柔弱，不为人先，可以减少外界的敌意与阻力，使慈爱之心能广施，俭朴之德能长久。

实践“慈俭不敢”，需从日常功夫做起：

·修养心性：时常内省，培养慈悲心、感恩心、平等心，克制贪欲、嗔恨、傲慢。

·规范行为：在生活工作中，力求节约资源、绿色消费；待人接物，保持低调谦和、尊重他人；决策行事，三思而后行，谨慎稳妥。

·顺应自然：体认自身在天地万物中的位置，不强求，不妄作，顺应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慈俭不敢”为人生奠定了坚实而富有弹性的基础，是迈向更高修养境界的起点。它使个体在纷繁世事中既能保全自身，又能利益他人，实现“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道德经》第十五章）的从容境界。

第二节 “存心养性”：天人合一的德性根基

“存心养性”命题，由孟子明确提出，将个体修养的焦点从外在行为规范引向内在心性本体，标志着中华道德哲学的一次深刻内转。它揭示了人通过自觉的伦理实践，以上契天道的可能性与路径，为“从心不逾”的自由境界奠定了坚实的德性主体基础。本章将深入剖析“存心”、“养性”的各自内涵及其内在关联，并广泛结合易学、道家、中医、墨家等思想资源，阐发其作为贯通天人之枢纽的深远意义。

一、“存心”：守护灵明觉知的道德主体

“存心”之要，在于存养、持守那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然善心，使其不为物欲所蔽，不为习气所染，时刻保持其灵明觉知与道德判断力。

（一）儒家的“求其放心”与“先立乎其大”

孟子道性善，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此心是仁义礼智之端倪，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谓“存心”，首先是“求其放心”，即找寻因放纵而迷失的本心（《孟子·告子上》）。孟子强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将一切道德学问的根本归结于此。其次，要“先立乎其大”，即首先确立心官之“大体”对于耳目之官“小体”的主宰地位（《孟子·告子上》）。通过“思”的功夫，唤醒并挺立道德主体的自觉性，使本心成为思想、情感、行为的主宰。这需要“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孟子·公孙丑上》）的恒常涵养，既不能遗忘放任，也不能揠苗助长。

（二）易学的“洗心退藏于密”与“敬以直内”

《易经·系辞上传》言：“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即涤除心中之杂虑、欲望，使其恢复清明澄澈；“退藏于密”则是将这片清明之心涵养于深静之处，不受外界干扰。这深刻揭示了“存心”所需的向内用功、不断净化的过程。《周易·坤卦·文言传》提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是一种内心专一、严肃谨慎的态度，是“直内”（使内心正直）的关键功夫。程颐释“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正是“存心”时所需的精神状态。易学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存心”是“尽性”的前提，心明方能性见。

（三）道家的“虚其心”与“涤除玄览”

道家虽不直言存道德善心，但其修养心性的功夫与儒家有相通之处。老子主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道德经》第三章），“虚其心”即排除心中已有的成见、欲望和智巧，使心灵达到空明宁静的状态。更进一步，要“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第十章）即洗清幽深的心镜，使其毫无瑕疵，这样才能观照道的本体。庄子讲“心斋”（《人间世》）、“坐忘”（《大宗师》），都是通过忘掉外在的礼乐、形骸乃至智慧，达到“同于大通”的虚静心境。这种对心灵本然虚明状态的追求，为“存”那超越具体伦理内容的、更为本源的道心提供了思路。

（四）中医的“心主神明”与“恬淡虚无”

中医藏象理论认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藏神”（《素问·宣明五气篇》）。这里的“神”既指生命活动的主宰，也包含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因此，“存心”在养生层面直接关系到神明的安定。《黄帝内经》提出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正是“存心”功夫的健康效应。“恬淡虚无”是心境的状态，“精神内守”是“存心”的结果，心神内守而不外驰，则正气充盈，疾病不生。反之，“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等，皆因情志过极扰动心神所致。

（五）墨家的“天志”与“修身”

墨家强调“天志”，认为天有意志，欲人兼爱交利。虽然墨家更重外在的“法仪”（准则）和功利效果，但也讲“修身”。《墨子·修身》篇言：“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认为内在的“勇”、“哀”、“行”是根本。要明辨是非，必须“察迩来远”，内心清明。尽管其“存心”的具体内容（如明辨天志、利害）与儒家有异，但注重内心作为行为之本的原则是一致的。

（六）现代意涵：道德定力与精神家园的守护

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存心”的功夫更具现实意义。它要求个体在纷繁复杂的诱惑和干扰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清醒，坚守道德底线和核心价值观。这需要：

·加强内省：定期反思言行，涤除不良念头，保持思想纯正。

·强化认同：深刻理解并认同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内化为坚定的信念。

·提升境界：通过阅读经典、欣赏艺术、参与公益等，滋养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构筑抵御物欲侵蚀的精神家园。

“存心”即是培养一种强大的道德定力，使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不动心”（孟子语），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二、“养性”：扩充禀受于天的本然善性

“养性”是在“存心”的基础上，对人所禀受的天性（在儒家看来主要是善性）进行培养、扩充、实现的过程，是使潜在的德性变为现实品德的关键。

（一）儒家的“扩而充之”与“习以成性”

孟子认为，人固有四端之心，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需要“扩而充之”，才能“保四海”，否则“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养性”就是此“扩充”的功夫。这离不开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影响。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指出天性本来相近，后天的习染造成了巨大差异。因此，“养性”需要通过“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尤其是学习《诗》、《书》、礼、乐等传统文化精华，以变化气质，成就君子人格。荀子虽主性恶，但其“化性起伪”（《荀子·性恶》）的思想，强调通过师法礼义来改造本性，也突出了后天“养”（教化）的决定性作用。

（二）易学的“尽性至命”与“继善成性”

《易经·说卦传》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尽性”（充分发挥、实现人的本性）作为上达天命（命）的中间环节。《系辞上传》更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继承此阴阳之道（生生之德）即是“善”，将此善道落实、成就为自己稳定的本性即是“性”。因此，“养性”就是自觉地“继”天道之善，并通过修养实践使之成为自身内在的、自然的属性，从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乾卦·文言》）的境界。

（三）道家的“返朴归真”与“安其性命之情”

道家所谓“性”，多指人与万物自然无为的本真状态。老子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回归婴儿般的纯真。庄子更是主张“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反对用人为的仁义理智去戕害自然本性，强调“安其性命之情”（《在宥》），即安于各自的本性和实情。“养性”在道家看来，主要是去除后天人为的伪饰、智巧和欲望，恢复和保全那份清净无为、天真淳朴的自然本性。这与儒家积极充养善性的路径不同，但都以实现一种真实的、合乎道的生命存在为目标。

（四）中医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与“淳德全道”

中医养生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养性”的学问。《素问·上古天真论》描绘的“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正是通过顺应自然规律（阴阳、术数）的生活方式来颐养天性（形神兼具的生命整体）。更高的境界是“淳德全道”，德行淳厚，全面把握养生之道，达到“寿敝天地，无有终时”的理想状态。这里的“德”与“道”，既是养生境界，也包含了性命修养的深层含义。中医认为，良好的性情（如平和、乐观）本身就能促进健康，而不良性情（如急躁、忧郁）则易致疾病，故养性即是养生。

（五）墨家的“强力从事”与“贵义”

墨家强调“强力从事”，认为人必须努力劳作才能生存发展。在“养性”方面，墨家更注重在实践活动中培养相应的品质。例如，要贯彻“兼爱”，就需要培养吃苦耐劳、牺牲奉献的精神；要实行“非攻”，就需要培养勇敢、坚定的意志；要践行“贵义”，就需要将“义”作为最高准则来遵行。墨家的“养性”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和功利色彩，是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具体行动中磨砺和成就其“性”。

（六）现代意涵：全面发展与人格塑造

“养性”的现代意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健全人格的塑造。它要求：

·终身学习：不断汲取知识，提升人文与科学素养，克服愚昧偏见，使心智成熟。

·实践磨砺：在社会实践、工作岗位上锻炼能力，培养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意志品质。

·情感培育：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学会情绪管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价值引领：在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中，明确并追求真、善、美，塑造高尚的人格。

“养性”是一个动态的、持续一生的过程，旨在使每个人的潜在才能和善良本性得到最充分、最和谐的发展，成为对社会有益的、自我实现的人。

三、“存心”与“养性”的辩证统一及“事天”旨归

“存心”与“养性”并非两个割裂的环节，而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修养整体。

·存心是养性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时时存养、守护那一点灵明不昧的本心，使其常做主，才能确保“养性”的方向正确，不至于在扩充的过程中被私欲带偏。心不明，则性难养。

·养性是存心的展开和实现：本心所蕴含的善端，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养”（扩充、实践），才能由微弱变为强大，由潜在变为现实，真正成就稳定的德性人格。性不养，则心虽存而力不足。

·互为表里，一体两面：在具体修养中，存心于内，即表现为养性于外；养性于外，亦反过来巩固存心于内。如鸡孵卵，如炉炼丹，功夫纯熟，则心性与命。

孟子将“存其心，养其性”的最终目的归结为“所以事天也”。此“事天”，并非简单的祭祀服从，而是指通过尽心知性，达到对天道的体认与契合，从而能够像顺从父母一样自然地顺应天道而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就将个体的道德修养提升到了宇宙论的高度，为人生找到了超越的终极依据和意义。易学的“与天地合其德”，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皆与此“事天”境界相通。

因此，“存心养性”不仅是个体成德成圣的功夫路径，更是人实现“天人合一”这一中华文化最高理想的核心枢纽。它承接着“慈俭不敢”所奠定的处世基础，又为最终达至“从心不逾”的圆融自在境界，完成了主体德性上的根本准备。

第三节 “从心不逾”：道德自由的圆融境界

“从心不逾”是儒家修养论描绘的至高人生境界，语出《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它并非指生理年龄的必然结果，而是长期不懈的道德实践所达到的精神状态。此境界标志着个体完成了从外在规范的他律到内在自觉的自律的飞跃，实现了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的完美统一，即真正的“道德自由”。本章将深入解析“从心”与“不逾”的内涵，探讨其实现路径，并阐释其在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深远意义。

一、“从心”：内在意志的自然发用与真实表达

“从心所欲”并非纵情肆欲，而是经过长期修养后，内在道德意志已纯然为善，其自然流露无不中节。

（一）儒家的“欲”与“矩”的合一

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欲”非生物性本能欲望，而是经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教化与陶冶后，升华了的、与仁义相契合的道德情感和理性欲求。“矩”即规矩、法度，泛指礼乐制度、伦理规范等一切客观法则。在修养的至高阶段，外在的“矩”已彻底内化为主体生命的一部分，道德规范不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渴望和自然的倾向。此时，意志的自由活动（“从心”）与规范的必然要求（“不逾”）达到了无间的统一。正如《中庸》所言：“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的境界，正是“从心不逾”的另一种表述。

（二）易学的“穷神知化”与“不思不勉”

《易经·系辞下传》云：“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能够穷究事物之神妙、知晓变化之法则，是德性隆盛的表现。达到此种境界的君子，其行为“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能够“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上传》）。这种“不违”、“不忧”的状态，正是洞明宇宙人生真谛后，行为自然合乎天道，无须勉强。《系辞下传》又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道需要通过修养到家的“其人”来体现。当修养至“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的程度，便能“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行动自如而德性日增，趋近于“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化境。

（三）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与“安时而处顺”

道家虽不强调伦理规范的内化，但其追求的“无为而无不为”境界，与“从心不逾”在精神自由层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圣人效法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一切行为皆顺应自然本性，不妄为，却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无不为”）。庄子倡导“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心灵超越外在际遇和内在情感的束缚，获得绝对的自由（“逍遥游”）。这种因任自然、无所粘滞的心境，其行为自发地符合道的规律，也是一种极高层次的“从心”而“不逾”（道）。

（四）中医的“阴平阳秘”与“形与神俱”

中医理想的健康状态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即人体阴阳气血平衡协调，精神活动稳定有序。达到此种状态的人，身体机能运作和谐自然（“从心”），不会出现偏颇失衡的病理现象（“不逾”生理之常）。《上古天真论》描述的“真人”、“至人”等，能“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其生命活动与自然法则高度同步，精神与形体完美统一。这种身心的高度和谐，是生命体自组织的自由状态，可视为生理层面的“从心不逾”。

（五）墨家的“言必信，行必果”与“天志”的贯彻

墨家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当一个人真正将“天志”（兼爱交利）作为最高信仰，并将其原则内化为坚定不移的行为准则时，他的言行自然会符合“义”的标准，无须外在强制。这种对信念的彻底奉行和实践中“强力从事”所形成的高度自觉，使得其行为在墨家的价值体系内，也达到了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天志义法）的境地，尽管其“心”的内容与儒家有所不同。

（六）现代意涵：自律基础上的自由与创造力迸发

在现代社会，“从心”可以理解为在深刻理解并内化社会规范（法律、道德、职业伦理）的基础上，所获得的高度自律下的自由。这种自由：

·体现为自觉的责任担当：个体不再视规范为束缚，而是出于理性认同和情感归属，主动承担责任，行为更具主动性和责任感。

·激发内在的创造力：当行为不再需要耗费心力去克制欲望、应对冲突时，精神能量得以释放，专注于创新和价值的创造。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一个深谙教育规律的教师、一个恪守商业伦理的企业家，其出神入化的表现，皆可视为某种程度的“从心不逾”。

·促进人格的圆融统一：减少了内在矛盾与挣扎，使人格更加和谐、健康、充满活力。

二、“不逾”：外在规范的彻底内化与自然契合

“不逾矩”是“从心”的必然结果和检验标准。它意味着个体的一切言行，无需刻意检点，自然符合伦理规范和社会期待。

（一）儒家的“礼”的内化与“发而皆中节”

儒家极为重视“礼”，但最高境界是“礼”的内化。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没有仁爱之心，礼就成了空文。真正的“礼”是仁心自然流露的节文。《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节”即是“不逾矩”。当修养至深，情感意志的发动（“发”）自然就能恰到好处（“中节”），实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效应。荀子虽重外在礼法的教化作用，但其目的也是“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儒效》），最终使礼义成为君子的第二天性。

（二）易学的“时中”与“变通趋时”

《易经》的核心智慧之一是“时中”。《蒙卦·彖传》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养正即是培养中正之德。爻辞常以“中”爻（二爻、五爻）为吉，强调行为要持中守正。但《易》道重变，因此“中”并非僵化不变，而是“与时偕行”（《乾卦·文言》）的“时中”。《系辞下传》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君子要“变通者，趣时者也”。“从心不逾”的“不逾”，并非机械地遵守教条，而是能够洞察时势，灵活变通，使行为始终契合于动态发展中的“道”与“理”，这需要极高的智慧。

（三）道家的“法自然”与“缘督以为经”

道家所“不逾”的是“自然”之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最高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庄子讲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养生主》），以及“缘督以为经”（顺着自然的理路以为常法），都是行为完全契合事物内在规律的典范。这种“不逾”是建立在对“道”的深刻体认和顺应的基础上，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的智慧。

（四）中医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中医养生和治疗的最高原则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一个真正懂得养生的人，其饮食起居、情志调节，自然会遵循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不逾”生命之道）。一个高明的医生，其诊断用药，必然“谨守病机，各司其属”，与患者的体质、病情高度契合（“不逾”医道）。这种契合，是长期实践和深刻领悟后的应用自如。

（五）墨家的“法仪”与“三表法”

墨家主张“言必立仪”，即言论行动要有准则（“法仪”）。这个准则就是“天志”，并具体化为“三表法”（本、原、用）。当墨者完全信奉并践行其学说时，其行为会严格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衡量标准，力求“不逾”其义。这种对原则的坚守，同样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纪律性和一致性。

（六）现代意涵：法治精神的内化与社会和谐的基石

“不逾”在现代社会的核心体现是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

·超越他律的自律：公民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是出于对法律作为社会公器必要性的认同，自觉守法护法。这大大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

·诚信体系的支柱：当“不逾”诚信原则成为商业活动、人际交往的自觉行为时，社会信任度将极大提升。

·职业伦理的升华：各行各业从业者将职业道德内化为职业荣誉感，精益求精，自然“不逾”职业规范。

这种普遍化的“不逾矩”，是社会实现高效治理和持久和谐的根本保障。

三、达致“从心不逾”的修养路径

“从心不逾”非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的长久功夫。孔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清晰地勾勒了这一历程。

（一）立志向学（“志于学”）：确立追求大道的人生方向，开始系统学习经典和文化知识。

（二）立足守道（“立”）：在学问德业上打下坚实基础，能够坚守原则，不为外界动摇。

（三）明辨不疑（“不惑”）：对世间是非、人生义理有清晰透彻的认识，不再迷惑。

（四）知悉天命（“知天命”）：认识到客观规律、自身使命和局限性，能够顺应大势。

（五）融通化境（“耳顺”）：心灵修养达到能包容一切、理解一切，任何言论都能听进去并明了其缘由的境界。

（六）自由圆融（“从心不逾”）：最终实现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完美统一。

这一过程，是“慈俭不敢”所奠定的行为基础，与“存心养性”所完成的心性锻造，长期相互作用、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它综合了知识的积累、意志的磨练、情感的陶冶和境界的提升，是知行合一、德才兼备的极致体现。

因此，“从心不逾”不仅是个人修养的顶峰，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愿景：其中每个成员都能享有在道德和法律框架内充分发展的自由，同时又能自觉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秩序。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贡献的关于“自由”与“秩序”关系的深刻智慧。

第四节 “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的三位一体：修养体系的圆融贯通

前文我们分别详述了“慈俭不敢”的处世基石、“存心养性”的心体功夫与“从心不逾”的化境呈现。然而，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的修养阶梯，更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循环促进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个体修养与价值实现的完整体系。本章将从逻辑关联、动态过程、文化融通及现代意义四个维度，对这一体系的整体性进行深入阐释。

一、内在的逻辑关联：奠基、明体、达用的一体贯通

“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三者之间，存在着清晰而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现了“由用见体，由体达用，体用不二”的哲学智慧。

（一）“慈俭不敢”为“体”之外在奠基与发用初端

“慈俭不敢”虽主要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准则与处世态度，但其中已蕴含着深刻的“体”的根源。“慈”源于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体认（易学、儒家）或对“道”之包容性的效法（道家）；“俭”源于对资源有限性（墨家）、生命精气宝贵性（中医）及欲望危害性（道、儒）的清醒认知；“不敢”则源于对自然规律（道家）、社会法则（儒家、法家）及自身局限性的敬畏。因此，实践“慈俭不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初步的“存心养性”功夫——通过规范行为来调伏妄心、涵养德性。它为更深层的心性修养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清净的外部环境和行为基础，是“明体”之始基，“达用”之初步。

（二）“存心养性”为修养之“体”的核心明辨与根本确立

“存心养性”是修养体系的核心枢纽，是“体”的自觉确立与深化。如果说“慈俭不敢”是“由用寻体”，那么“存心养性”则是直接“明体”的功夫。它要求个体向内用功，澄明本心（儒家之仁心、道家之虚心、易学之洗心），并在此基础上滋养、扩充其本性（儒家之善性、道家之真性、易学之天地之性）。这一过程，使“慈俭不敢”等外在规范获得了内在的心性依据和主体自觉。当心性本体得以挺立，“慈”不再是外在的施与，而是本心的自然流露；“俭”不再是被迫的节制，而是本性对奢靡的自动排斥；“不敢”不再是怯懦的退缩，而是智慧洞察后的主动选择。至此，“用”才有了不竭的源头活水。

（三）“从心不逾”为“体”之“用”的圆满实现与自然流行

“从心不逾”是心性修养达到极致后，“体”在“用”上的圆满呈现和自由发挥。经过“存心养性”的深刻锻造，道德规范（“矩”）已完全内化为主体生命的一部分，与内在的意志情感（“心”）融为一体。此时，心之所欲，即是性之所发，亦即是道之所显、礼之所范。行为无需刻意造作，自然中规中矩，且能与时俱进、灵活变通（易学之“时中”）。这是“体用不二”的最高境界，“慈俭不敢”在此阶段已不再是需要刻意持守的“宝”，而是化为生命的自然状态；同时，这种高度的自由与和谐，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滋养和澄明心性之“体”，形成良性循环。

因此，三者构成了一个“由行为初步规范（用1），到心性根本确立（体），再到行为自由圆融（用2）”的螺旋式上升的修养闭环。用1是体的初步探索和准备，体是用的内在依据和提升，用2是体的彻底实现和印证。

二、动态的修养过程：相互渗透、循环促进的实践功夫

在具体的修养实践中，三者并非严格按顺序进行，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齐头并进的动态过程。

（一）“事上磨练”与“即用显体”

王阳明提倡“事上磨练”，指出“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传习录》）。个体正是在践行“慈俭不敢”的具体事为中（如处理人际关系时秉持慈爱，面对财物时保持节俭，处于优势时懂得谦退），来检验、巩固和深化“存心养性”的功夫。每一次成功的“慈俭不敢”的实践，都是对本心善性的一次确认和滋养；每一次面对诱惑、冲突时的内心挣扎与最终克己复礼，都是对心性的严峻考验和有效锤炼。此即“即用显体”，在具体的“用”中使“体”愈加明晰和坚定。

（二）“静存动察”与“即体达用”

同时，修养也需要“静存”的功夫，即通过独处时的内省、读书、静坐等方式来“存心养性”，涵养本源。当心性本体得到滋养而更加澄明强健时（“静存”），其在日常行为（“动察”）中的发用自然会更加从容中道，更易于接近“从心不逾”的状态。例如，通过静坐体悟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存心），则面对他人疾苦时，慈悯救助之心油然而生，行为自然合乎仁道（达用）。这是“即体达用”，内在心体的澄明直接导向外在行为的合度。

（三）境界的交互提升

“慈俭不敢”的扎实实践，为“存心养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坚实的基础，促使心性境界提升；心性境界的提升，又使得“慈俭不敢”的实践更具自觉性和稳定性，并逐渐向“从心不逾”靠拢；而“从心不逾”的偶尔体验或局部实现，则会带来巨大的精神愉悦和道德自信，反过来极大地激励个体更积极地践行“慈俭不敢”，更精进地从事“存心养性”。三者在这种动态互动中，共同将个体的道德生命推向更高的层次。

三、诸家智慧的融通与“宇心经”的统摄

这一修养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并非某一家派的独语，而是融汇了中华文明多种思想流派的智慧精华，并可在“宇心经”（此处可理解为一种试图贯通宇宙法则与人心律则的宏观哲学视角，虽非传统经典名，但可作为阐释框架）的视野下得到统一理解。

·易学提供宇宙论支撑：“生生之谓易”为“慈”提供了本体论依据；“节”卦阐发“俭”之适度智慧；“谦”卦揭示“不敢”之益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为“存心养性”指明了方向；“时中”思想为“从心不逾”注入了动态灵活性。整个修养过程可视为人效法天地、追求与宇宙法则和谐统一的过程。

·道家贡献自然主义底蕴：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返朴归真”等思想，为“慈俭不敢”注入了超越功利计较的自然无为气质，为“存心养性”提供了“虚静”、“心斋”等独特功夫，也为“从心不逾”描绘了“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

·儒家奠定伦理主义基石：儒家的“仁爱”、“礼制”、“心性论”和“修身次第”，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坚实的伦理内核、社会规范、心性理论基础和清晰的实践路径图，尤其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与社会责任感。

·中医贡献生命实践维度：中医的“形神一体”、“身心互动”观念及具体的养生方法，使这一修养体系牢牢扎根于生命实践，强调道德修养与身体健康的内在关联，使其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墨家注入实践力行精神：墨家的“强力从事”、“贵义”、“节用”等思想，强调行动和实践的重要性，为防止修养流于空疏提供了警示，补充了艰苦力行的一面。

在“宇心经”的宏观视角下，这一修养体系可理解为：个体之心（存心养性）通过特定的行为准则（慈俭不敢），追求与宇宙法则（天道、自然）的契合，最终达到人心与天心相通、个体行为与宇宙律动同步（从心不逾）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将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紧密融合的宏大构思。

四、现代启示：整体性修养与全面发展

在当代社会，这一三位一体的修养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克服价值与实践的脱节：它强调内在心性与外在行为的统一，有助于克服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脱离的现代病，推动知行合一。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涵盖了行为规范、心理调适、精神境界提升等多个层面，与现代教育倡导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理念深度契合。

（三）应对现代性危机：面对消费主义、生态危机、精神空虚等问题，“慈俭不敢”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存心养性”为心灵提供安顿之所；“从心不逾”则指向一种高阶的、和谐的生存状态。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在不同程度上实践这一修养路径时，社会的诚信度、友善度、和谐度必将提升，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个体基础。

综上所述，“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动态发展、融通古今、切于实用的个体价值实现和修养提升的完整体系。它不仅是传统智慧的结晶，更是面向未来、指引个体生命光辉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价值资源。

第五节结论

通过对“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这一价值命题的逐层解析与整体把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个体成长、道德修养与价值实现的独特智慧与完整路径。这一体系绝非陈旧观念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具有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的精神宝库。

首先，该命题揭示了个体道德修养的辩证发展过程。它始于“慈俭不敢”所代表的对外在行为规范的初步遵循与情境化实践，这是个体社会化的基础，也是心性磨练的起点。进而深化为“存心养性”这一内向性的根本功夫，通过存养本心、培育善性，确立道德主体的自觉性与独立性，为道德行为提供不竭的内在动力和源头活水。最终臻于“从心不逾”的化境，实现道德规范的内化与超越，达到意志自由与客观法则的高度统一，这是一种圆融无碍的道德自由状态。这三个环节层层递进，相互支撑，构成了一个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螺旋式上升的修养历程。

其次，该命题展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无论是“慈”对天地“生生之德”的效法，“存心养性”对“事天”、“立命”的指向，还是“从心不逾”所暗含的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都清晰地表明，个体的道德修养并非孤立的自我完善，而是被置于宏大的宇宙背景之下，以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和谐共振为最高目标。这种将伦理学与宇宙论紧密结合的宏大视野，赋予了人生以深厚的意义感和超越性价值。

再者，该命题凸显了“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整个修养体系强调在具体事为中磨练心性（事上磨练），又强调心性澄明对行为实践的指导作用（即体达用）。它拒绝脱离实践的玄思空想，也鄙弃缺乏心性基础的机械行为，始终要求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这种强烈的实践导向，使得传统价值观能够有效地落地生根，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

展望未来，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对于个体而言，它为解决现代生活中的意义迷失、焦虑浮躁、物质至上等问题提供了深刻的精神指引，有助于人们安顿心灵、提升境界、实现更为充实和幸福的人生。

·对于社会而言，它所倡导的慈爱友善、节俭可持续、谦逊包容、诚信守规、追求和谐等价值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应对全球性挑战（如生态危机、伦理冲突）的宝贵文化资源。

·对于民族而言，继承和弘扬这一优秀的价值传统，是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之一。

因此，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时代的精神，继续深化对包括“慈俭不敢，存心养性，从心不逾”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与传播，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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