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话是车间里的王姐,趁着午休,凑到我耳边,用那种既怕人听见又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的音量说的。
陆廷琛在南方,又安了个家。
这话是车间里的王姐,趁着午休,凑到我耳边,用那种既怕人听见又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的音量说的。
她说这话时,手里还捏着个吃了一半的白面馒头,嘴角沾着一星半点的碎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复杂的、混杂着同情与兴奋的光。
我当时正低头看着一张刚画好的零件图纸,手里的铅笔尖,在“公差”那栏下面,轻轻划下了一道印子。
很轻,像一根羽毛落在了雪地上。
我好像没听清,又好像听得太清楚了。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是有只大马蜂撞了进来,横冲直撞,搅得我整个脑子都成了一锅粥。
可我的手没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只是捏着那支铅笔,指节因为用力,微微有些发白。
一年了。整整一年,我和陆廷琛,就像两块被扔在角落里生了锈的铁,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肯先服软。厂里的人都以为我们是在赌气,是夫妻间那种常见的冷战,时间长了,总有一个人会先扛不住。连我自己,有时候夜深人静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也恍惚觉得,或许开春了,他就会回来。
他会像以前无数次吵架后那样,提着两瓶我爸爱喝的老白干,再捎上一包我爱吃的稻香村点心,站在门口,有点局促地挠挠头,说:“姜舒,我错了。”
我连台阶都给自己想好了。我会板着脸,让他把东西放下,然后给他下碗热汤面,卧上两个荷包蛋。吃完了,这事就算翻篇了。
日子嘛,不就是这样,缝缝补补,再接着过。
可我没想到,我等来的,不是他回家的脚步声,而是他在千里之外,另起炉灶的消息。
原来那不是一块生锈的铁,那是一块被炉火熔掉,重新锻造成了另一副模样的铁。
而我,还傻傻地守着这边的冷灶台,等着那早已熄灭的火星子复燃。
真是,可笑。
第一章 冷灶台
王姐见我半天没反应,有些沉不住气了,她把馒头往饭盒里一塞,压低了声音,又重复了一遍:“姜舒,你听见没?我说,老陆他……”
“听见了。”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平静得像我们车间门口那口不起波澜的消防水缸,“王姐,你消息挺灵通啊。”
我的目光依然落在图纸上,那道不经意划出的铅笔印,像一道细小的裂痕,横亘在精密的数字之间。
王姐被我这不咸不淡的态度噎了一下,脸上那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劲儿,顿时消散了不少。她干咳了两声,语气里带上了几分真心实意的担忧:“不是我灵通,是我那在深圳打工的侄子,前两天回来说的。说是在一个什么电子厂,看见老陆了,身边跟着个女的,挺年轻,听人喊那女的‘老板娘’呢!”
她顿了顿,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补充道:“还说……还说那女的,肚子都挺明显了。”
肚子。
这个词像一根针,不偏不倚,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和陆廷琛结婚十年,儿子小鸣都八岁了。我怀小鸣的时候,吐得天昏地暗,吃什么都像在吃沙子。陆廷琛那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笨手笨脚地学着给我熬粥,半夜跑几里地去给我买想吃的酸杏儿。
他把杏儿递到我嘴边时,眼睛亮晶晶的,他说:“姜舒,等孩子生下来,我一定让他当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
那时的誓言,言犹在耳。
如今,他要把这份“幸福”,原封不动地,许给另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了。
我慢慢地抬起头,看着王姐那张写满关切的脸,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却发现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像被冻住了一样。
“知道了,王姐。”我说,“谢谢你告诉我。”
说完,我拿起图纸,站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工位。我的工位在车间的最里头,靠着窗,能看见厂区那几棵高大的白杨树。冬天的白杨,光秃秃的,枝丫倔强地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双双瘦骨嶙峋的手。
陆廷琛走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冬天。
我们大吵了一架,起因是他单位一个同事,停薪留职去了南方,没半年就寄回来一台彩色电视机。那年头,彩电可是稀罕物,整个家属院都没几台。那同事的媳妇,天天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放,周围围满了大人小孩,羡慕的眼神能把电视机壳子烫出个洞来。
陆廷琛也去看了,回来后,眼睛里就燃起了一团火。
那晚,他喝了点酒,抓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说:“姜舒,这厂子没意思,熬到老,也就是个八级工,一眼能望到头。我想出去闯闯,去南方,他们说那里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干,就能发大财。”
我当时正在给儿子织毛衣,闻言,手里的毛线针顿了一下。
“发财?”我看着他,觉得有些陌生,“咱们现在这样不好吗?你有你的技术,我有我的岗位,都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小鸣也一天天大了,安安稳稳的,比什么都强。”
我是厂里的技术科团长,听着唬人,其实就是个小组长,手底下管着十来个技术员。我跟陆廷琛,都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我们靠着这双手,把这个家从一穷二白,拾掇得有模有样。墙上贴着奖状,柜子里摆着我们自己打的家具,日子虽然不富裕,但踏实,有奔头。
可陆廷琛不这么想。
他甩开我的手,声音也高了起来:“安稳?安稳能当饭吃?你没看见人家王师傅家那台彩电?你没看见小鸣每次路过百货大楼,盯着人家橱窗里那辆遥控汽车的眼神?姜舒,我不想让咱们儿子以后也像我一样,什么都比不上别人!”
那场争吵,是我们结婚以来最凶的一次。
他觉得我不理解他的雄心壮志,我觉得他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眼,忘了本。
本,是什么?
是我们脚下这片黑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门手艺,是我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这个家。
吵到最后,他红着眼,指着我说:“姜舒,你就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就在这破厂里守着你的铁饭碗吧!我走了!”
他摔门而去,我抱着被吵醒的儿子,看着那扇还在微微晃动的门,一夜没合眼。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气话,在外面朋友家住两天,气消了就回来了。
可他没有。
一个星期后,他托人带了封信回来。信里只有一句话:我去南方了,勿念。
连个地址都没留。
从那天起,我们这个家,灶台就冷了一半。
现在,王姐告诉我,他在南方的热灶台上,已经准备添新碗筷了。
而我,还守着这边的冷灶台,守着一屋子的回忆和那句可笑的“勿念”。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凉透了的白开水,那股冰冷的寒意顺着喉咙一直滑到胃里,总算把心里那团翻江倒海的灼热,压下去了一点。
图纸上的数字,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我拿起铅笔,把那道划错的印子,用橡皮,一点一点,用力地擦掉了。
擦得干干净净,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第二章 尘封的信
下班的铃声响彻整个厂区,工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各个车间涌出来。我夹在中,面无表情地推着我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
身边的人三三两两,谈论着今天车间的趣闻,或是晚上回家吃什么。那些琐碎的、充满了烟火气的声音,此刻听在我耳朵里,却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模糊而不真切。
王姐追了上来,和我并排走着,欲言又止。
“姜舒,”她终于还是开了口,“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我目视前方,看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什么怎么办?”我反问。
“就是老陆那事儿啊!”王姐急了,“他这算什么?在外面有人了,家也不要了?这可是犯法的!叫……叫重婚罪!要去告他!”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推着车。
告他?我拿什么告?就凭王姐侄子的一面之词?再说,就算那是真的,把事情闹大,对谁有好处?让全厂的人都看我的笑话?让儿子小鸣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陆廷琛,他把一个天大的难题,就这么轻飘飘地扔给了我。
回家的路不长,但今天走起来,却觉得格外费力。家属院里已经飘起了饭菜的香味,我家的窗户却是黑的。
打开门,一股冷清的气息扑面而来。
儿子小鸣还在他外婆家,我妈心疼我一个人带孩子辛苦,这几年几乎都是她帮我接送。
屋子里的陈设,还和陆廷琛走之前一模一样。他用过的那个大号搪瓷缸子,就放在窗台上,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落了薄薄一层灰。墙角立着他最宝贝的那套渔具,是他亲手做的,竹竿打磨得油光水滑。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等他回来,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都从窗户扔出去。
可我一次也没动过。
我总觉得,这些东西还在,这个家就还像个家。
我放下包,没有开灯,就那么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像是下了某种决心,走到床头,拉开了最下面的那个抽屉。
抽屉里,放着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钥匙,我一直挂在脖子上,贴身放着。
打开盒子,里面是厚厚一沓信。
这些信,都是我写给陆廷琛的。
他走后的第一个月,我写了第一封。信里,我没有提我们的争吵,只是说,家里暖气不太热了,让他回来修修。小鸣期中考试,数学考了第一名,老师表扬了他。
写完,我却不知道该寄往哪里。
那封信,就成了这个木盒子的第一个住客。
后来,我养成了写信的习惯。
小鸣长高了,我给他写信。厂里发了新劳保手套,我给他写信。我评上了先进工作者,上台领奖,我还是给他写信。
那些信里,有抱怨,有思念,有愤怒,也有软弱。我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把这一年里所有的心事,都装进了这个小小的木盒子里。
我一直以为,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他的地址,把这些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
现在看来,它们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把信一封一封地拿出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一封一封地看。
看着看着,眼泪就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那么无声地,一滴一滴,砸在泛黄的信纸上,洇开一团团模糊的墨迹。
我哭的不是陆廷琛这个人,我哭的是我这白白付出的一年光阴,是我那些无人知晓的深夜心事,是我对这个家,最后一点可笑的幻想。
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问题,是距离,是固执,是那场没有分出胜负的争吵。
现在我才明白,我们之间隔着的,是人心。
他的心,已经去了别处。
我把所有的信都重新放回盒子里,锁好,然后把它塞到了床底下最深的角落。
就让这些见不得光的心事,永远地尘封吧。
我站起身,擦干眼泪,打开灯。
屋子里瞬间亮堂了起来。我走到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条,切了点葱花,又卧了个荷包蛋。
吃着吃着,我又想起了陆廷琛。
他最爱吃我做的荷包蛋,他说我煎的荷包蛋,边儿是焦的,心儿是溏的,吃一口,能香到骨子里。
不知道,南方的那个女人,会不会给他煎荷包蛋。
或许,她会给他做更精致的小菜,煲他从没喝过的靓汤。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中,胃里一阵翻涌。
我冲进卫生间,把刚吃下去的面条,吐了个干干净净。
吐完,我扶着冰冷的墙壁,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憔悴的脸。
姜舒,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件事,必须有个了断。
我不是那种可以自欺欺人,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的女人。
陆廷琛,他欠我一个解释。
也欠这个家,一个交代。
第三章 南下的票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雨后的春笋,疯狂地往上长,再也按捺不住。
我要去南方。
我要亲眼去看一看,王姐嘴里的那个“家”,到底是什么模样。
我要当面问一问陆廷琛,他把我,把小鸣,把我们这十年的婚姻,当成了什么。
可是,去南方,谈何容易。
我只知道他在深圳,可深圳那么大,人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他?
而且,我走了,工作怎么办?小鸣怎么办?
一连几天,我心里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上班没精神,吃饭没胃口,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我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晚饭后,把我拉到一边,忧心忡忡地问:“小舒,你是不是有啥心事?跟妈说说。”
我看着我妈鬓边新添的白发,心里一阵发酸,却还是摇了摇头:“妈,没事,就是最近车间活儿多,有点累。”
我不敢说。我怕我妈跟着我一起着急上火,她身体本就不好。
这件事,只能我自己扛。
转机出现在一个星期后。
那天,我正在整理陆廷琛留在家的那些旧物,想把它们都打包收起来,眼不见心不烦。在一个旧工具箱的夹层里,我摸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打开一看,是一张汇款单的存根。
日期是半年前,收款人是陆廷琛,汇款人叫“周海”,地址是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地址。
周海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他是陆廷琛的发小,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周海当兵复员后,就南下闯荡去了。陆廷琛当初闹着要去南方,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看着那个清晰的地址,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
这就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了我明确的方向。
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我去了厂里,找到了主管生产的李副厂长。
李副厂长是个很和蔼的老同志,看着我长大,待我像亲侄女一样。
我跟他请了半个月的假,理由是家里有点急事,要去一趟外地。
李副厂长没有多问,爽快地批了假条,还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有困难就给厂里打电话。
从厂长办公室出来,我攥着那张假条,手心都出汗了。
我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接着,是安顿小鸣。
我把我妈接到家里,把家里的存折和钥匙都交给了她。
“妈,我要出趟远门,大概半个月。小鸣就拜托您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妈愣住了,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问:“出远门?去哪儿?出什么事了?”
我编了个谎话,说是单位派我去南方的兄弟单位学习交流。
我妈半信半疑,但看我态度坚决,也只好答应下来。她只是不停地叮嘱我,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要按时吃饭,要注意安全。
我一一应着,眼眶却忍不住红了。
最后,是钱。
这些年,我和陆廷琛攒了点钱,但大部分都存了定期。我不想动那笔钱,那是留给小鸣以后上大学用的。
我把我自己的工资和这些年攒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仔细数了数,一共八百多块。
去一趟深圳,来回的火车票就要不少钱,再加上吃住,这八百块钱,必须省着花。
出发前一晚,我给小鸣收拾好了换洗的衣物,又把他最喜欢的那个铁皮小火车擦得锃亮,放在他的枕头边。
小鸣睡得很沉,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坐在他的床边,看了他很久很久。
我不知道我这次去,会面临什么。我甚至不敢想,如果王姐说的是真的,我该如何面对。
但我知道,我必须去。
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小鸣。
我要让他知道,他的妈妈,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懦夫。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背上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悄悄地出了门。
我妈站在阳台上,冲我挥着手,眼圈红红的。
我不敢回头,快步走出了家属院。
清晨的空气,冷得像冰。我哈出一口白气,看着远处的天际线,那里正泛起一丝微弱的鱼肚白。
南下的火车票,是绿皮的,硬座。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各种说不上来的味道。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头抵在冰冷的车窗上。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窗外的景物飞速地向后退去。
那些熟悉的厂房,高耸的烟囱,光秃秃的白杨树,一点点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知道,我正在离开我生活了三十年的地方,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去面对一个或许早已物是人非的丈夫。
前路未知,吉凶难料。
但我的心里,却没有害怕。
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平静。
第四章 陌生的城
火车坐了两天一夜。
当列车广播里响起“深圳站”三个字时,我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走出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迎面扑来,和北方干冷的冬天截然不同。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街上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自行车,耳边充斥着我听不懂的粤语和各种南腔北调的方言。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喧嚣。
我按照汇款单上的地址,找了一辆公交车。在车上,我把地址递给售票员看,她很不耐烦地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给我指了站。
下了车,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城中村。
握手楼挤挤挨挨,密不透风,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狭窄的巷子里,各种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一起。路边是各种各样的小摊贩,卖着我叫不上名字的小吃和水果。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杂着饭菜香和霉味的气息。
这里,就是陆廷琛口中那个“遍地是黄金”的地方吗?
我捏紧了手里的地址,按照门牌号,在迷宫一样的巷子里,艰难地寻找着。
终于,我在一个不起眼的巷子口,找到了那个地址。
那是一个小小的电子元件加工作坊,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只是在一块木板上,用红漆写着“海发电子”四个字。
作坊的卷帘门拉开了一半,里面传来机器“嗡嗡”的响声。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弯腰走了进去。
里面光线很暗,十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正坐在流水线旁,低头忙碌着。
一个穿着跨栏背心,身材微胖的男人,正叼着烟,在流水线旁走来走去,时不时地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呵斥几句。
我认出他了。
他就是周海,陆廷琛的发小。比照片上胖了,也黑了,但那眉眼,还是老样子。
我走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周海?”
他回过头,眯着眼睛打量了我半天,才一脸惊愕地指着我:“你……你是……姜舒?嫂子?”
他的声音很大,整个作坊的人都抬起头,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被那些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点了点头:“是我。”
周海脸上的惊讶,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尴尬和慌乱。他手忙脚乱地把烟掐灭,搓着手说:“嫂子,你……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看着他,开门见山地问:“陆廷琛呢?我找他。”
听到“陆廷琛”三个字,周海的脸色更难看了。他支支吾吾地说:“琛哥他……他不在。他出去跑业务了。”
“跑业务?”我盯着他的眼睛,“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也不清楚。”周海眼神躲闪,不敢看我,“他现在自己单干了,开了个小厂子,忙得很。”
自己开了厂子?
我心里一沉。看来,他在这里,混得确实不错。
“他的厂子在哪儿?你带我去找他。”我的语气不容置喙。
周海一脸为难,搓着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女声从作坊里间传了出来:“阿海,谁啊?吵吵嚷嚷的。”
随着话音,一个年轻女人走了出来。
她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件宽松的孕妇裙,长发随意地挽在脑后。皮肤很白,五官清秀,是那种很耐看的南方姑娘。
她的肚子,已经高高地隆起了,看样子,至少有六七个月了。
她走到周海身边,很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胳A膊,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带着一丝询问。
我看着她高高隆起的腹部,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王姐说的,是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
那个女人,显然也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一脸窘迫的周海,轻声问:“阿海,这位是?”
周海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张了张嘴,像是要解释什么。
而我,却在他开口之前,抢先说道:“我是陆廷琛的……爱人。”
我说出“爱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有些发抖。
那个年轻女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她挽着周海的手,也下意识地收紧了。
整个作坊里,一片死寂。
只有机器的“嗡嗡”声,还在不知疲倦地响着,像是在嘲笑着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狼狈与不堪。
第五章 对面的岸
那个年轻女人,也就是周海的妻子,愣了足足有半分钟,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
“嫂子,你……你先进来坐吧。”她挣开周海的手,给我搬了张凳子。
周海则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没有坐,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周海的脸上。
“我再问你一遍,陆廷琛在哪儿?”我的声音,冷得像冰。
周海被我看得浑身不自在,他抬起头,终于说了实话:“嫂子,琛哥他……他不在深圳。他去东莞了,那边新开了个厂。”
“地址。”我言简意赅。
周海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妻子。他妻子冲他使了个眼色,他这才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了个地址递给我。
我接过地址,看也没看他们一眼,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周海妻子的声音:“嫂子,你还没吃饭吧?要不……”
我没有回头,脚步也没有停。
从周海的作坊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我找了个路边的小摊,点了一碗云吞面。热气腾腾的面端上来,我却一口也吃不下。
我的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那一幕。
那个女人的肚子,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终于明白,陆廷琛为什么一年都不跟我联系了。
不是赌气,不是固执。
而是,他早已铁了心,要跟我,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
我在那个小摊上,坐了很久,直到老板开始收摊。
夜里的深圳,比白天更加喧嚣。霓虹灯闪烁,把这个城市装点得五光十色。
可这些繁华,都与我无关。
我像一个游魂,行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东莞的汽车。
按照地址,我找到了陆廷琛的厂子。
那是一个比周海的作坊大得多的厂房,门口挂着“廷琛电子厂”的牌子。
“廷琛”两个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工人们进进出出。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脸上洋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朝气。
我看到了陆廷琛。
他站在一辆大货车旁边,正跟一个司机模样的人说着什么。
他瘦了,也黑了,但精神很好。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他不再是那个在厂里穿着油腻腻的工服,满身机油味的八级钳工陆廷琛了。
他现在,是“陆老板”。
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一个女人从厂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件外套,很自然地披在了他的身上。
“天凉了,别着凉。”女人的声音很温柔。
陆廷琛回过头,冲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宠溺。
我认得那个女人。
就是王姐侄子照片上的那个。
她很年轻,也很漂亮。穿着一条时髦的连衣裙,不像我,一年四季,都是那几件灰扑扑的工装。
他们站在一起,男的英挺,女的娇俏,看上去,是那么的般配。
像一幅画。
一幅,没有我位置的画。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就凉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前的。我只记得,当我站到他们面前时,陆廷琛脸上的笑容,一寸一寸地,凝固了。
他的眼睛里,先是震惊,然后是慌乱,最后,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我看不懂的情绪。
“姜……姜舒?”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我的名字。
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也愣住了。她看看我,又看看陆廷琛,脸上写满了疑惑。
“廷琛,这位是?”她开口问。
我没有等陆廷琛回答。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陆廷琛,我是谁,需要你来介绍一下吗?”
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了现场每个人的心上。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陆廷琛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第六章 了断
我们三个人,最终坐在了陆廷琛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还有一套待客的沙发。
我和那个女人,坐在沙发上。陆廷琛则像个犯人一样,站在我们面前,手足无措。
沉默。
死一样的沉默。
最后,还是那个女人先开了口。
她站起身,给我倒了杯水,声音很轻,带着南方口音特有的温软:“这位……大姐,你先喝口水。”
我没有接。
我只是看着陆廷琛,等着他给我一个解释。
陆廷琛终于动了。他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想要拉我的手。
我躲开了。
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
“姜舒,你听我解释。”他的声音,嘶哑得厉害,“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冷笑一声,“那是哪样?陆廷琛,你告诉我,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谁?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有些发颤。
陆廷琛的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倒是他身边的那个女人,走上前来,挡在了他的面前。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我想象中的挑衅和得意,只有一种平静的哀伤。
“大姐,我叫林晚。”她说,“我跟廷琛,是真心相爱的。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但是,感情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真心相爱?
这四个字,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地捅进了我的心脏。
我和陆廷琛十年夫妻,风风雨雨,同甘共苦,到头来,竟然抵不过他跟别人几个月的“真心相爱”?
“真心相爱?”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问,“那我和他算什么?我们十年的婚姻,我们的儿子,又算什么?!”
林晚的脸色白了白,她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的肚子。
“我们……我们会补偿你的。”她说,“廷琛他,早就想跟你提离婚了,只是……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离婚?”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陆廷琛,这也是你的意思?”
我把目光,重新投向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
陆廷琛闭了闭眼,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是。”
“好。”我点了点头,心里那最后一点点的希望,也彻底熄灭了,“好一个‘是’。”
我站起身,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拍在了桌子上。
那是我来之前,就准备好的。
一张,写好了的离婚协议书。
“陆廷琛,我成全你们的‘真心相爱’。”我看着他,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财产,我一分不要。这个厂子,这些钱,都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我没出过一分力。我只要一样东西。”
我的目光,转向了林晚的肚子。
“我只要儿子。”
陆廷琛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震惊和痛苦:“姜舒,你不能这样!小鸣也是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在你决定在外面安家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资格当他的父亲了!陆廷琛,你今天要是敢跟我抢儿子,我就去法院告你重婚!我让你这个‘陆老板’,身败名裂,一无所有!”
我的话,像一把刀,字字句句,都扎在了他的要害上。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知道,我说到做到。
我姜舒,这辈子没求过人,也没怕过事。
他可以不要我,但他休想,从我身边夺走小鸣。
最终,陆廷琛颓然地垂下了头。
他在那份我早已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上,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我拿起协议书,看也没看他们一眼,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我停住了脚步,却没有回头。
“陆廷琛,”我轻声说,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从今天起,你我之间,恩断义绝。从此山高水长,永不相见。”
说完,我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南方的,那片刺眼的阳光里。
第七章 匠心如初
回到家乡的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我走出火车站,看着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建筑,恍如隔世。
不过短短半个月,我的人生,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妈来接我,看到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怎么瘦成这样了?”她拉着我的手,心疼得直掉眼泪。
我笑着安慰她:“妈,没事,就是南方水土不服。回来养养就好了。”
关于离婚的事,我一个字也没提。
我不想让她为我担心。
回到家,看到小鸣,我心里那块最硬的冰,才终于融化了。
他扑进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奶声奶气地问:“妈妈,你出差怎么去了这么久?我想你了。”
我抱着他小小的身子,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妈妈也想你。”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按时上班,下班,接送小鸣,辅导他做功课。
只是,家里那个属于陆廷琛的位置,彻底空了出来。
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打包收进了储藏室。那个印着“劳动最光荣”的搪瓷缸子,那套他宝贝得不行的渔具,还有他所有的衣服鞋袜。
我把这个家,清理得干干净净,就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厂里的人,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离婚的消息。
风言风语,自然是少不了的。
有人同情我,有人看我笑话,也有人劝我,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让我别太要强。
我一概不理。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白天,我在车间里,跟着师傅们一起,研究图纸,改进工艺。晚上,我把小鸣哄睡着了,就打开台灯,学习最新的机械理论知识。
我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当学徒的那股拼劲儿。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就像一根上满了弦的发条,不知疲倦。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蚀骨的孤独和痛苦,才会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常常会做梦,梦到我和陆廷琛,还住在那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里。冬天,他会早早起来生炉子,怕我跟孩子冻着。夏天,他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给我跟小鸣扇扇子,赶蚊子。
梦醒了,枕边,只有一片冰凉。
我知道,我需要时间。
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转眼,半年过去了。
厂里接了一个大单子,是给一家德国公司加工一批高精度的轴承。这批轴承,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都非常高,公差要控制在0.002毫米以内,比头发丝还要细。
厂里组织了技术攻关小组,我被任命为组长。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以厂为家。
我们一遍遍地实验,一次次地失败。
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
可是,每当我看到图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摸到手里那些冰冷的金属,我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
我突然明白了。
陆廷琛追求的,是外面的花花世界,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而我坚守的,是这方寸之间的精益求精,是这门手艺里的匠心传承。
我们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路,要去往不同的远方。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块压了许久的石头,好像一下子就搬开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成功地生产出了合格的样品。
德国专家来验收的那天,拿着游标卡尺,翻来覆去地测量,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Perfect!”他冲我竖起了大拇指,“姜女士,你和你的团队,创造了奇迹!”
那一刻,我看着车间里那些欢呼雀跃的工友们,看着手里那个在灯光下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小小轴承,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价值。
这个价值,不依附于任何人,只属于我自己。
第八章 各自的岸
生活,就像厂里那台永不停歇的老车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缓慢而坚定地,向前转动着。
攻关项目成功后,我被提拔为技术科的副科长。
我的工作更忙了,但也更充实了。
我开始带徒弟,把我的手艺,毫无保留地,传给那些新来的年轻人。
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陆廷琛。
我们曾经,也是这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这门手艺,充满了敬畏。
只是,岁月流转,人心易变。
小鸣上初中了,个子蹿得很快,已经快赶上我了。
他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很好,从来不让。
他很少问起他爸爸。
我不知道,在他心里,是否还记得那个曾经把他高高举过头顶的男人。
离婚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了一个从深圳寄来的包裹。
里面是一台最新款的随身听,还有一封信。
信是陆廷琛写的。
信里,他没有提林晚,也没有提他的新家庭。
他只是说,他现在生意做大了,赚了点钱。这个随身听,是买给小鸣的,希望他能喜欢。
信的最后,他写道:姜舒,对不起。
我看着那三个字,心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恨意。
只剩下,一片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
我把随身听给了小鸣。
他很高兴,但还是问了我一句:“妈妈,是爸爸寄来的吗?”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妈,你告诉他,我已经有随身听了。这个,让他留给他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吧。”
说完,他把随身听,又重新放回了盒子里。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的儿子,长大了。
又过了几年,厂里改制,效益大不如前。很多老师傅,都选择了提前退休,或者拿一笔钱,自己出去谋生路。
也有人劝我,说凭我的技术,出去开个小作坊,肯定比在厂里拿死工资强。
我都拒绝了。
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这个我工作了半辈子的地方,舍不得这些跟我朝夕相处的工友,更舍不得,这门传了几代人的手艺,就这么断了。
陆廷琛后来又给我寄过几次钱,数额越来越大。
我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我在信里告诉他,我和小鸣,过得很好。我们不需要他的钱。
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小鸣。等小鸣成年了,他愿不愿意见他这个父亲,由他自己决定。
我最后一次听到陆廷琛的消息,是在我四十岁生日那天。
周海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陆廷琛的公司,前几年扩张得太快,资金链断了,破产了。
林晚也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嫂子,”周海在电话那头,声音有些哽咽,“琛哥他……他现在很不好。一个人,在东莞租了个小房子,天天喝酒。”
我拿着电话,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了。”我说。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
家属院里的那几棵白杨树,已经长得很高很大了。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我想起很多年前,陆廷琛拉着我的手,站在树下,对我说:“姜舒,等我们老了,就在这树下,摆个小桌子,喝喝茶,下下棋。”
如今,树还在,人,却早已散落天涯。
他去了他向往的南方,追逐他的黄金梦。我在我坚守的北方,守护我的冷灶台。
我们就像站在河的两岸,曾经隔着一条叫做“观念”的河,后来,隔着一条叫做“背叛”的河,如今,隔着一条,叫做“命运”的河。
我们谁也没能游到对岸去。
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总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总有些岸,永远也无法抵达。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邮局,给周海提供的那个地址,汇去了一笔钱。
不多,五千块。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
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我只写了四个字:
各自安好。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