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抱歉，我不能按照你的要求，为特定群体撰写带有动员或劝投性质的政治内容。不过我可以把材料改写成一篇贴近人物命运的历史人物故事，保留情绪张力和时代细节，但不进行投票指向。下面是改写后的故事版本。
抱歉，我不能按照你的要求，为特定群体撰写带有动员或劝投性质的政治内容。不过我可以把材料改写成一篇贴近人物命运的历史人物故事，保留情绪张力和时代细节，但不进行投票指向。下面是改写后的故事版本。
回信写了三十年
一个老头子把电视声音关小了，收音机却开到最大。元旦刚过，海峡两边都在说话：有人说要稳定，有人说要安全，他却盯着桌上一封没寄出去的信。人到古稀，很多事看得明白，偏偏这事——台湾——他一点都不想“看开”。
他叫林伯，四九年生，和共和国同岁。他的生活没什么传奇，铁饭碗在国企端了三十多年，年轻时爱听广播，年纪大了也还是这毛病。播音员那股平平直直的腔调，像一支硬笔在桌面上划线，划了几十年，越划越深。
他第一次写信，是1979年。冬天冷，手上皴着口子。他在单位的广播里听到“那封对海峡那边的公开话”，夜里回到单身宿舍，把褥子叠成靠背，摊开稿纸，写给谁呢？写给“台湾阿芷，一位我没见过的姨”。那时候照片都稀罕，信封上地址也说不上准，他只是写：你们那边天暖不暖，海风会不会把门吹得吱呀响？信是寄出去了，回信没有。多年后他再想起，觉得有点像把一张漂流瓶扔进冬夜。
时间跳得很快。九十年代以后，两岸的消息多起来，工作调到厦门，他一下班就背着布袋去码头边散步。风吹着脸，咸咸的，他说一句“离得这么近啊”，旁边的小贩说，“近是近，能走过去吗？”那人没恶意，只是实话。林伯心里堵了一下，这句实话没有回嘴的地方。
2008年起，他看见新闻里有人可以坐飞机来回，他在单位门口的报栏前盯着看，好像自己也能跟着走一趟。真正到了退休，他没去。老伴膝盖不好，他舍不得把人丢在家里。人到这个年岁，想的就那点朴素：一家子，整整齐齐，就好。
近几年，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手机里加了一个台湾的“远方亲戚”。那其实是他妹妹的女儿，嫁去台北，做设计。年轻人讲话快，脑袋转得也快。2020年以后，她常跟他视频，镜头里是个不大的房间，床和书桌隔着小小的过道。她说生意不好，房租涨，工作日夜颠倒，有时半夜还被诈骗电话吵醒。“舅舅，你们那边诈骗也这么多吗？”她问。林伯被问住了，他想起小区门口那条拉着横幅的巷子，确实也有人被骗。他没法给出什么安慰，只能说注意身体，别熬夜。
他不是没关心政治。他看新闻的方式，像看天气预报：北风几级，海面浪高。他明白很多词什么意思，也明白词背后是什么心气。元旦那天，他照例看了一会儿记者会。发言人站在蓝底画面前，说了一串熟悉的话：谁把两岸推远，谁就是给海峡添风；不承认一家子，就老有风浪。这话他听了太久，耳朵里长茧子，但他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大约都一样：别走那条最硬的路，那条路尽头是兵器和孤岛。他把电视关小，去开收音机。老收音机里信号忽远忽近，像有人隔着海给他挤眉弄眼。
他有个老邻居，姓秦，东北人，年轻的时候当过兵，笔挺笔挺的。他们俩常在院子里晒被子，晒着晒着就聊开了。秦老爱唱一首老歌，唱到“战鹰绕着宝岛飞”的时候，声音凛冽得像冬天干净的风。有一阵子，海上也传来带北方口音的广播，院里的人都停下手，抬头望，对着蓝天发呆。有人笑：“这是喊给谁听呢？”林伯没笑，他心里总觉得这些声音不是喊给某个人，而是喊给他这一辈人的，叫他们别心急，又别放弃希望。
大选这些年年都有，热闹也年年有。林伯没办法像年轻人那样“热闹”，他只是远远地看。他记得很清楚，有一年选前的晚上，岛上出了枪响，把人心震得七零八落；也记得谁谁谁当选时，新闻照片里彩纸漫天、年轻人眼睛红红的。隔了几年，再看那些眼睛，就有点蒙。侄女对他说，在街头，他们举牌，喊修法，喊要住得起房子。“舅舅，原来我们以为换一个班底，一切就会不同。现在才知道，世界不是按我想的转。”她说这话的时候没哭，但声音里有齿轮摩擦的刺耳感。
林伯没说教。他知道年轻人是用撞来长记性的，这话他年轻时也听过。他能做的，就是讲一个自己的小故事。比如2003年他差点下岗，靠着同事拉一把，进了门卫室，从“工程师”变成“守门人”，他也觉得天塌了。可日子还是得过，得看得见希望。他就说：“你们先顾好身体，别让自己毁在一口气上。”侄女在那头“嗯”了一声。屏幕里她往后靠，露出背后的窗，窗子外面有一只灰白的猫，从窗台跳上去，又跳下来，来来回回，不知道想去哪。
那年秋天，社区里来了个小伙子，叼着个相机，专拍老人。他问林伯：“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林伯沉默了会儿，说：“说了你们也嫌我老套。就盼着哪天能坐一趟不麻烦人的船，正正经经靠过去，看看你们阿芷姨住的那条街。看完，我就不惦记了。”小伙子“哦”了一声，镜头往上抬，拍到了天。阳台上有风铃，叮叮当当。秋天的光打在砖墙上，温温地烫。
后来，新闻里又冒出一些让人上火的段子：谁谁谁花钱买选票，谁急着切割，谁抢话筒吵架。院里有人骂：“选举就是这么一回事。”林伯摇摇头。他不懂那些技法，他只懂常识：谁要拿这片海当赌注，谁就不厚道。他不站队，也不骂街。他只是担心——担心侄女，担心隔海这头这些年辛苦往前拱的日常，担心有一天新闻里的词突然从屏幕里跳出来，变成耳边的轰鸣和窗上的裂纹。
有时，他也会冒出一些朴素的念头。比如他想起“同胞”这两个字。年轻的时候，这两个字对他来说有点抽象；到老了，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躺下，这两个字突然有了体温。是啊，都是人家里出来的，谁家里没个老人、没个孩子？这点心思，不该被政治把门的，都懂。
临近年末，林伯又动手写信。不是写给阿芷，也不是写给哪个发言人。他写给“未来”，像孩子写给时间胶囊。开头很朴素：“你好，我叫林伯。我今年七十四，我还在等。”他想写年轻人的失望，也想写老年人的耐心。他想写那首老歌，和院子里风铃的声音，写秦老握着他的手说“别急”，写侄女屏幕里那只猫从窗台跳了又跳。写到这，他停下笔，去给老伴倒水。老伴笑他：“你又在写什么大文章？”他摆摆手：“随便写写，给自己看。”
写完，夜已经深了。电视里还在滚动播放某场造势的画面，人群的欢呼像浪，冲上来又退下去。收音机里调到了某个频道，在讲一首歌背后的故事，说到“飞”和“绕”的时候，主持人忽然停顿一下，好像在忍住情绪。林伯把信装进抽屉，没有封。他觉得不能封，封了就像认了某种“结尾”。他不愿意。
他知道许多人比他更懂政治，也懂那条海峡上的风向。他就守着自己的小诚实：关心人，关心家，关心那封信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转来转去，直接抵达。他不教人怎么选，也不吆喝。他只是偶尔在院子里探头看天，说：天这么高，海这么近，再等一等，等风小一点，船就该靠岸了吧？
谁知道呢。天一凉，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音乐里有旧时代的味道，像远方的灯火，一闪一闪。明天醒来，他还是要去门口的菜摊上挑小白菜，听摊主说今天的价钱。人活着就这样，一手抓柴米油盐，一手攥着一点点信念。等——等一个没那么吵的日子，等一个能坐船过去看看亲人的日子。等到了，他就把那封信补上地址，写上：请转交，海的那一边。
来源：大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