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

毛泽东写给陈毅的论诗信手迹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毛泽东与陈毅论诗的这封信，是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探索中国诗歌发展路径的关键文本。信中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传统诗歌艺术的深刻理解，更提出了关于诗歌创新的理论思考，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毛泽东以“形象思维”为核心，重新阐释了诗歌创作的本质规律。他将“比、兴”手法提升为诗学方法论，强调诗歌必须通过具体意象传递抽象情感。这种观点直指诗与非诗的本质区别：散文可以直陈其事，而诗歌必须通过“彼物比此物”的隐喻系统和“先言他物”的意象唤起机制来完成表达。这种认识既继承了朱熹的经学阐释，又融入了现代文艺理论对形象思维的哲学思考。

对于唐代诗学典范的推崇，反映了毛泽东的审美取向。他肯定韩愈《山石》等作品，实则是对“以文为诗”的辩证理解——在保持诗歌形象性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散文的叙事逻辑。这种取舍标准，既批判了宋诗过度散文化的倾向，又避免了全盘否定传统诗学的偏颇。

毛泽东对白话诗“迄无成功”的判断，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诗歌发展的深层矛盾。新诗在打破格律束缚的同时，也割裂了与传统诗歌美学特质的联系，导致“诗味”的流失。这种批评并非否定新诗探索，而是强调诗歌创新必须建立在艺术规律之上。

关于民歌资源的重视，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品格。他注意到民间歌谣中天然具备的节奏感、形象性和大众性，这与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一脉相承。1958年发起的民歌运动，正是这种理论思考的实践延伸。

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辩证性：既反对固守传统格律，又批评新诗的形式虚无主义。他倡导的“新体诗歌”，实质是要在民歌基础上重构诗歌形式系统。这种构想包含三个维度：形式创新：突破律诗平仄束缚，吸收民歌的灵活韵律；内容更新：聚焦阶级斗争与生产实践，实现诗歌主题现代化；语言革新：在保持形象思维的前提下，探索白话的诗意表达。

对杜甫《北征》的肯定，揭示出毛泽东对“赋”法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铺陈叙事同样可以承载诗性，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细节选择与意象组织，将历史叙事升华为艺术真实。这种认知超越了传统诗论对“赋”法的轻视。

今日诗歌创作面临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正是毛泽东预见的延续。网络时代的“口水诗”对应着“味同嚼蜡”的警示，格律诗词的复兴印证了“旧诗可写一些”的判断，而新兴的民谣创作则实践着“向民歌吸收养料”的路径。重读这封信，有助于我们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格律、精英与大众的张力中，寻找中国诗歌新的可能性。

来源：视角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