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初知道孙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大学学长柳廷信因才华出众，从张掖市文联调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交谈中得知，他的夫人孙晓华在甘肃省卫生学校（现甘肃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工作，而岳父母则是敦煌研究院最早的一批老专家。那时我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张岚

孙儒僩先生今年一百岁了。在守护敦煌莫高窟的漫长岁月中，他的生命与这座石窟血脉相连。

最初知道孙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大学学长柳廷信因才华出众，从张掖市文联调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交谈中得知，他的夫人孙晓华在甘肃省卫生学校（现甘肃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工作，而岳父母则是敦煌研究院最早的一批老专家。那时我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2004年9月，得知孙先生因病手术，我前往医院探望。他刚从手术室出来，麻醉未醒，在病床上沉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唯一一次。

2004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以“东方之子，守望敦煌”为题，报道了孙先生与夫人李其琼。看了节目我才知晓，孙先生是一位融建筑学、敦煌学、美术学于一身的学者。李其琼老师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美术工作者，毕生致力于壁画临摹，作品达154幅、120多平方米，曾任敦煌研究院任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夫妇二人一生守在大漠，生活质朴，学术精深，名贯中外，令我肃然起敬。

2019年2月，上海东方卫视《闪亮的名字》节目再次播出对孙先生的采访。李其琼老师已于2012年离世。镜头中的孙先生，言语平静却力量千钧。他与妻子用一生守护敦煌，不离不弃，节目组成员在拍摄中几度动容，观者亦为之泪下。

孙儒僩，四川新津人，生于1925年10月，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应常书鸿之邀，他辞去优厚工作，从四川出发，历时近一月，辗转抵达敦煌，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第一位建筑专业人才。

从设计建造研究所第一座陈列馆开始，孙先生的一生便与敦煌融为一体。数十年来，他筚路蓝缕，开展洞窟测量、绘制解剖图、编号整理、壁画临摹、防沙治沙；他参与建设水电站，主持工程地质勘查，设计并实施大规模石窟加固工程；更参与推动莫高窟申报世界遗产。每一项工作，都成为莫高窟保护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环。

他倾注心血于壁画与塑像保护、古建筑研究、唐宋窟檐测绘等关键领域，主持多项石窟加固与减灾工程。这些工作不仅需要专业能力，更需远见、魄力与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正是这些扎实的工程，奠定了莫高窟延绵至今的根基。

此外，他还参与天梯山石窟搬迁，主持炳灵寺、麦积山、马蹄寺、塔尔寺、瞿昙寺等多处文物的加固维护，可谓中国石窟保护的先驱与开拓者。

作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他曾任院党委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保护研究所首任所长等职，也是多项国家级文物专家组成员。他多次赴日本交流，传播敦煌艺术。本应1993年退休的他，直到2005年才真正离开岗位。

令人敬佩的是，73岁高龄时，为撰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他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并陆续完成《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莫高窟壁画中的古建筑》等多部重要著作。

可以说，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乃至研究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深深印在他的生命里。

我多次到访莫高窟，在窟区徘徊时，虽难直接见到孙先生留下的痕迹，但他一生的奉献，如同大泉河的流水，静默却熠熠生辉。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我渴望一阅。柳兄夫妇遂赠我一册。画册封面与扉页皆有孙先生题字，笔法流畅自如，令我难忘。这份礼物，我珍藏至今。

多年来，虽渴望登门拜望，亲聆教诲，但念及孙先生年高，访客众多，终未成行。然而因柳兄这层关系，我对他总怀有一份亲切之感。

得知我热爱敦煌文化，孙先生晚年欣然提笔，赠我“琴声雅韵”“飞天神女迎宾客，琵琶起舞换新声”等墨宝。他的字古朴厚重，笔力遒劲，我常静心观赏，沉浸其中。

几年前，我打算印刷一本小册子，想用孙先生所题字迹作书名。因自觉文笔稚嫩，踌躇许久，终托柳兄转达。他得知，欣然应允。这份对后辈的鼓励，令我倍感温暖。

2023年3月，柳兄发来一段视频：98岁高龄的孙先生伏案握笔，手虽微颤，却极认真地在口述史《菩提树下》扉页上为我签名。此时的他虽体弱视朦，字迹却依然工整有力，笔意灵动，可见其精神不减。观看视频，我心中充满感动与敬意。

细读《菩提树下》，方知先生与夫人从青年求学至踏上敦煌，将一生交付莫高窟。他历经动荡岁月，承受不公待遇，动了两次癌症手术，又接连面对儿子与夫人的离世，却始终以超凡的毅力坚守敦煌，为石窟保护事业砥砺前行。读罢，心情久久难平。

百岁的孙儒僩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目前最年长的前辈，也是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三个时期的唯一亲历者。

来源：中工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