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起【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国际政治中的老话题。这个问题不但和当今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反复争辩的重大理论问题。
赵全胜【海外看世界】主编：
论起【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国际政治中的老话题。这个问题不但和当今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反复争辩的重大理论问题。
为此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2位学者（分别来自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英国以及台湾和澳门地区），并以中国大陆两家顶尖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和人大)的院长(阎学通和杨光斌)打头炮，以期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引起关注,推动更深一步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分析。
2025年9月1日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阎学通 清华大学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
李汉松 美国美利坚大学
成汉平 南京大学
庞 琴 中山大学
周阳山 台北中流文教基金会
储昭根 浙江理工大学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白智立北京大学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钟 扬 上海交通大学
王建伟澳门大学
陈纳慧 中国政法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宋 伟 中国人民大学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由 冀 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
钟厚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朱俊玮 浩瀚智库
武心波 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邱奕铨 牛津大学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张 兵 日本山梨县立大学
王梓元 外交学院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庚 欣 深圳广电集团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
陈纳慧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
32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14篇
新加坡是否已进入后李光耀时代？
五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致李光耀的悼词中这样说道：“于许多人而言，李光耀曾经就是新加坡”（“For many Singaporeans and indeed others, Lee Kuan Yew was Singapore”）。的确，将新加坡的某一段时期称为“李光耀时代”并不为过。然而，关于新加坡究竟在何时起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一直以来却并未形成共识。
就此主要有三种观点：一，1990年李光耀卸任新加坡总理职位这一事件就开启了后李光耀时代。二，直至李光耀和吴作栋在2011年大选后双双宣布从内阁退休，新加坡才正式迎来了后李光耀时代。三，李光耀离世才真正意味着新加坡步入后李光耀时代。
对于李光耀时代和后李光耀时代分水岭的讨论实际上所指向的是，在从总理职位卸任后，李光耀究竟还对新加坡的国事留有多少余威和实际影响力。各界对后李光耀时代何时到来的判断固然基于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但也反映了他们的“应该”价值取向，即在1990年后，甚至2011年后，李光耀是否还应该发挥和施加如他事实上所拥有的那样大的政治影响力。
人们原以为李光耀的离世将终于为后李光耀时代何时到来的争论画上句号，也将在任何意义上终结李光耀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自李光耀离世之日起，当全球大多数媒体以“后李光耀”（post-LKY）标签新加坡，其中却也存在着不同声音。一些人更愿意将此后的新加坡称为“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a Singapore without LKY）。
将他的想法“制度化”，被认为是李光耀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在一些学者看来，新加坡在李光耀逝世之前就早已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在世时，是制度化了的李光耀思想在为新加坡的长治久安和繁荣保驾护航，因此无须为缺少了李光耀的未来忧虑。甚至，假如真的有一天，新加坡的反对党上台，这套已经形成的基本国家制度，也不大可能被废除。这一有关“制度化”的观点虽然试图强调是制度而非李光耀个人在推动着新加坡前进，实则却恰恰点明了李光耀对新加坡的长久的实际影响力，而使“李光耀时代”和“后李光耀时代”仅仅沦为标签。只要新加坡依然沿着制度化了的李光耀的思想运行，李光耀时代即使在他逝世后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逝去。至多可以说，经典意义上的李光耀时代结束了。
上述观点将新加坡视为李光耀所持的政治理念的产品，将李光耀的政治和制度遗产视为新加坡运行的基础，即新加坡是李光耀的新加坡，即使“产权”被移交了，新加坡依然是他的产物，就好像凡高的《向日葵》纵使几易其主，也依然是梵高的画作。
李光耀与新加坡
喜欢或不喜欢李光耀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在创造新加坡发展奇迹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人难以比及。新加坡在短短一代人时间内经历了从一个第三世界小渔村到世界级大都市的巨变。于不少人而言，现代新加坡的缔造之功应全部归于李光耀，尽管他们不否认李光耀并非孤军作战。
在中国，这一观念的流行不仅基于对新加坡发展史的认知，也受到中国父权传统的影响。将伟人英雄化的政治文化体现在朝代的兴衰更替中，即使到了现代，也并没有像其他文化和传统那样被现代化所湮没。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对国家领导人给予过多的关注，将国家治理的功过都归于领导人自身。尽管政治现状总是令他们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次次地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强势的伟人身上。
不仅在中国，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也无法将李光耀和新加坡分割。如前越南驻欧盟大使孙氏宁（Ton Nu Thi Ninh）曾指出：“如果有两个名字不可分割，那便是新加坡和李光耀，李光耀和新加坡。”这种将个体和国家放在同一层面上来看待的观念模式，一般被认为蕴藉于中国和亚洲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但就李光耀而言，这一观念即使在西方也得到了呼应。美国学者马毅仁（Ian Buruma）在其颇具争议的《成者王侯》（“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的开篇便点明：“与其说这是新加坡的一个故事，不如说新加坡隶属其事：把个人经历等同于其国家的经历难免涉嫌夸大其词，但就李光耀来说却并非全然不合情理。作为地理概念，新加坡在李光耀之前已经存在；不过，我们今天通常所指涉的新加坡则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李光耀的形象塑造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在其为李光耀的访谈录《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自古以来，关于个人究竟是历史的创造者，还是历史的记录者，一直存在争论，但就李光耀而言,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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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世界影响力
当不少人关切李光耀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定义了现代新加坡，事实上，他的声名远超新加坡，正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所言：“李光耀是小池子里的大青蛙”。基辛格在论及李光耀时也曾写道：“历史的非平衡性之一表现为某些领导人的能力与他们国家的实力之间的不对称”。
2012 年，李光耀的访谈录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面市。书名中的“大师”（grand master）一词精准地点出了李光耀的国际地位。而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则对英文书名进行了贴切的解读和再创造：《去问李光耀：一代总理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的深思》。 “去问李光耀”一语将李光耀似乎能解答解决一切难题的大师风采描画得淋漓尽致。那么，究竟是谁“去问李光耀”？李光耀追随者众，而他的咨询者中最重要的显然是各国最高决策者，他们不仅主导着国内政治，也往往对世界局势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的确，李光耀一直是各国最高决策者的座上宾。即使西方国家对李光耀的统治模式诟病种种，却也像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领袖那样对他趋之若鹜，如《华盛顿邮报》所言：“这些（李光耀管控媒体、镇压反对党等）都不能阻止几代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向他讨教意见并对他的智慧赞誉有加。”在美国，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每一位美国总统都热切聆听这位亚洲智者的建议，特别是当话题涉及到亚洲和中国。李光耀的粉丝之一基辛格在此书的英文版序中评论道:
李光耀能够在各大国间长袖善舞，这并不是仰仗于新加坡连接东西方的地缘政治优势，而是因为他个人卓越的识见。……李光耀的分析为解决美国长久以来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提供灵感：如何在根本上与亚洲包括中国建立一种良性有机的关系。就此问题的本质和视野，没有谁比李光耀教会我们更多。
于中国而言，李光耀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主要有两方面价值：一方面，李光耀有关中国的言论不仅道出了他本人和新加坡的立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这些言论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对自己的认知和对世界的看法；另一方面，李光耀向国际社会所传递的关于中国的看法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进而影响诸多世界事务的发展和走向。
后李光耀时代：分道扬镳的政治道路？
将政治领袖神化的现象并不为中国或亚洲所独有，西方历史上也崇拜过全能的英雄。但随着近代民主制在西方的全面确立，以个人意志力主导国家的全能英雄被体制中的政治家所替代。像美国总统，尽管在事实上拥有至高权力，也还是可替代的普通人，而不是独一无二的神。强人政治和英雄主义得以在亚洲近代史上继续盛行，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这一区域的发展状况；二是亚洲的政治文化传统。
第一，就亚洲的发展状况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尽管亚洲国家之间各有差异，但总体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显着特点，即变化和动荡长期存在，至今未绝。很难预见亚洲的这种未完成的和不稳定的状态还将持续多久。萨缪尔•亨廷顿曾在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谈到：“现代化需要权威来主导和带来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性改变依靠人的有决心的行动。因此，持有权威的必须是人，而不是不变的法律。此外，人必须拥有权力来实现改变，因此权威被集中到某个强势个体或一群人上。”这一论述道出了亚洲在其现代化形成过程中为何吁求强人统治。一个转型阶段并不必然是混乱无序的，但在变动的环境中，任何固定准则的可持续性都非常脆弱，“不变”在“变”中通常难以为继。在亚洲充满变动的现代化进程中，相较于任何规范准则，通往理想中的不变秩序的权力更具有说服力，人们也更愿意依从后者。俗谚云：“乱世出英雄”，亚洲的形成史产生了诸如中国的毛泽东、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这样的英雄。
亨廷顿早有预言：“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经验显示，唯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随着新加坡完成了现代化，及其作为发达国家的地位日趋稳固，李光耀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光环正在渐渐褪去。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他们虽然尊崇建国之父李光耀，但更渴望李光耀式的威权统治所无法给予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成长在全球化时代的欧风美雨下，所信奉的价值观早已与父辈祖辈有着根本性差异。李光耀时代终将尘封入新加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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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的最后一个强人，如新加坡学者廖振扬（Joseph Chinyong Liow）所言，他的去世也为“新加坡的形成史划上了句号”。然而，虽然新加坡的形成史已然完成，却还有不少亚洲国家依然处于成长期。李光耀时代恰恰在这些国家延续出后效性的生命力，终而未止。这或许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与新加坡的不同抗疫模式。当中国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抗疫运动且卓有成效时，不少中国网民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很难理解新加坡政府的“引导”多于“命令”，这一方式意味着将更多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下放给民众。
第二，中国的发展现状，即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政府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被认为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李光耀早有言：“美国国会恫言，除非中国尊重民主和人权，否则它将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经过4000年的统治而产生的习惯和价值观念能否在一夜之间被美国国会的决议所改？我相信中国是会有所改变的。但是，那将是一个由中国本身所引发的演变过程。”然而，也有人认为“文化”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借口，通过民主制选举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Kim Dae-jung）曾言：“（亚洲建立民主和人权）的最大障碍不是文化，而是威权领导者和他们的辩护者的抵制。”
如果说发达国家日本依然是西化的产物，那么，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则让不少人相信，不必非把西方模式移植过来，亚洲本土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也可以孕育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但无论如何定义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它确实已经离强人政治越来越远。中国也将遵循这一发展轨迹，最终步入“后李光耀时代”；抑或延续和改良其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始终证明世界毕竟是丰富多元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赵全胜谈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