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望蒋”到“拥共”：1948年五一口号的背后是民主党人的觉醒

摘要：1948年4月30日深夜，香港《华商报》的印刷车间里灯火通明。当印有“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报纸版面从印刷机上缓缓送出时，几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围在排版台前，目光久久停留在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

1948年4月30日深夜，香港《华商报》的印刷车间里灯火通明。当印有“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报纸版面从印刷机上缓缓送出时，几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围在排版台前，目光久久停留在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不是一则普通的口号，而是划破中国政治暗夜的一道闪电。彼时的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残暴本质已暴露无遗：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暗杀，民盟总部被强行解散，大批民主人士被迫流亡香港，蒋介石的特务甚至跨海追杀至香江之畔。就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中，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完成了从“望蒋改良”到“拥共建国”的惊天逆转。这背后，是理想的破灭、鲜血的教训，更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伟大胜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礼炮声中，民盟主席张澜曾满怀期待地提出“中国既不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这种幻想，在当时的民主党派中颇具代表性，他们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也对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心存疑虑，渴望在国共之间找到一条“民主宪政”的中间路线。

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其成员涵盖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多个中间党派，核心诉求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在他们看来，国民党虽有独裁之嫌，但毕竟是“法统”所在；共产党虽得民心，但“暴力革命”的方式不可取。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代表罗隆基还在为国民党的“宪政承诺”奔走呼吁，试图以调停人的身份促成国共合作。

这种幻想的背后，是民主党派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深刻误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从不是真正的民主践行者。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当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民盟中央委员杜斌丞在西安被公开枪杀时，“第三条道路”的幻梦在枪声中碎了一地。

同样抱有幻想的还有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成立的民建，成员多为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曾寄望于国民党能“保护民族资本”，实现“经济民主”。然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疯狂膨胀，对民族企业巧取豪夺，仅1947年一年，上海就有2000多家工厂倒闭。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在日记中痛斥：“国民党之经济政策，实乃对民族资本的绞杀。”

更残酷的现实是，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也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1946年7月，李公朴在昆明街头被特务用美式冲锋枪扫射身亡；紧随其后，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被同一伙特务杀害。“李闻惨案”震惊全国，也让民主党派看清了国民党“民主宪政”的虚伪面具。民盟中央委员楚图南后来回忆：“闻一多先生的鲜血，浇醒了我们对国民党仅存的一点幻想。”

1947年秋冬，一批批民主人士被迫登上驶往香港的轮船。他们中，有民盟的张澜、沈钧儒，有民建的黄炎培、章乃器，有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李济深、蔡廷锴，还有大量进步文人、学者。香港，这个被称为“自由港”的地方，成为他们在白色恐怖下的“临时避难所”。

但蒋介石的迫害并未因地理距离而停止。1948年1月，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策划了“九龙暴动”，试图借机镇压民主力量；同年3月，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南总支部主任委员潘文华在香港住所附近被特务投掷炸弹袭击，幸免于难。民主人士的流亡之路，依旧笼罩在死亡阴影中。

在香港的流亡岁月里，民主党派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沈钧儒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从幻想到现实》，直言“第三条道路已被国民党的独裁彻底堵死”；张澜则在与中共驻港代表连贯的秘密会面中表示：“如今看来，中国的民主前程，唯有依靠共产党才能实现。”

这种转变，源于对国共两党本质的清醒认知。他们看到，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而国民党统治区则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仅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就比抗战前增长了47万倍，百姓拿着一捆捆钞票却买不到一袋米。民建成员章乃器在《华商报》上撰文《论经济民主》，指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是为四大家族服务，而共产党的经济主张才是为人民谋福祉”。

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态度，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共始终将民主党派视为“亲密战友”，毛泽东在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种尊重与包容，让流亡香港的民主人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温度。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其中第5条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香港的民主阵营中激起千层浪。

当天晚上，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就在香港坚尼地道的一座小楼里召开紧急会议。李济深拍着桌子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让中国陷入绝境，中共的倡议是当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沈钧儒则激动地表示：“这不仅是中共的号召，更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5月1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恳切邀请他们“对各项具体问题加以商讨，提出意见”。这封信被民主人士称为“来自解放区的春天”。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

这一响应，标志着民主党派从“中间路线”彻底转向“拥共建国”。其背后，是无数血与火的教训：民盟的解散、李闻的牺牲、香港的暗杀威胁，让他们看清了国民党的残暴；而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民主人士的尊重，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民主党派的响应浪潮迅速席卷全国。5月下旬，民建在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了《关于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决议》；6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香港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8月，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中共的号召”。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派在响应“五一口号”时，并非简单的“附和”，而是基于独立思考的政治抉择。民盟在响应宣言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是符合全国人民公意的，是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必经之路。”这种抉择，既是对国民党独裁的否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肯定。

1948年8月起，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人士开始分批秘密北上，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条北上之路，同样充满艰险。

第一批北上的是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他们从香港乘船到大连，再转乘火车到哈尔滨。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们不得不频繁更换路线和身份。沈钧儒化名“高先生”，谭平山则装作“商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历经一个多月的辗转，才安全抵达哈尔滨。

1949年1月，李济深、茅盾、朱学范等30多位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北上，在山东烟台登陆。当他们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看到的是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景象：农民们分到了土地，脸上洋溢着笑容；工厂里的工人当家作主，生产热情高涨。李济深感慨道：“这里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天下！”

到1949年9月新政协召开前，共有110多位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他们的到来，不仅壮大了新中国的民主阵营，更象征着中国统一战线的空前团结。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共商建国大计。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的欢呼声，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最好见证。

从“望蒋改良”到“拥共建国”，民主党派的这一转变，不是偶然的政治投机，而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

如今，当我们回望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后的那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民主党派的抉择，更是中国统一战线思想的伟大胜利。它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一历史经验，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统一战线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多党合作永远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