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起慰安妇，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性暴力、是人间地狱。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比暴行本身更冷血的，是支撑它的另一套系统——日军军医体系

提起慰安妇，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性暴力、是人间地狱。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比暴行本身更冷血的，是支撑它的另一套系统——日军军医体系

他们不仅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记录者。日军担心性病削弱战斗力，于是派遣军医充当“效率工程师”，用医学手段把暴行标准化。

杨家宅慰安所军医（图片取材网络）

1938年1月，上海杨家宅慰安所正式运营。这不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军妓营”，而是由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直接管理、军医制定规则的“官方设施”。墙上贴着《慰安所规定》，上面写着：“每名士兵30分钟，必须佩戴避孕套，违者军法处置。”表面上的“秩序井然”，不过是把强奸写进条例，让国家机器成为性奴隶制度的执行者。

这不是“士兵的个人行为”，而是制度把人变成工具的结果。当一个国家用制度剥夺女性的身体、时间、甚至咀嚼的权利，这就是国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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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上海杨家宅慰安所。日军军医长谷川给朝鲜少女“金福”盖下“合格”蓝章，当天她就被排进第3号房。30分钟一人、秒表卡点的纪律，不过是把强奸写进条例。

房间里面的女性都被日军残暴虐待，挨打，挨饿等等都是常事。

幸存的“金福”后来回忆：夜里8点到凌晨4点，房门没关过。军医在门外掐表，超时就用棍子敲墙。她们每周都要接受军医的性病检查。

日军慰安所前排队（图片取材网络）

军医的角色并非治病救人——一旦检出性病，等待这些女性的不是治疗，而是处决。

如在海南石碌慰安所，300多名青年妇女中，遭暴打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其中还有多名患性病的女性被活埋。因为她们会“影响军队战斗力”，就这样被残忍处决。到日军投降时，幸存者只有10多个。

日军军医违背人性，这已经不是医疗，是筛选。这是属于制度性犯罪。日军如同冷血的机器。他们用制度把强奸变成了“合法服务”，用医疗把暴力包装成“健康管理”

杨家宅慰安所（图片取材网络）

更冷血的，是日军对慰安妇的数据记录。如活埋“阳性”少女后，他们会把数据寄回东京。1942年，山西孟县军医今村少佐把“慰安妇消耗表”寄往东京：

接客总次数：11420次

性病感染率：37%

处理（活埋）人数：7人

表格最后一栏写着：“建议下批多招朝鲜人，体质更好。”，一句冰冷的“体质更好”，把活人降格为可替换的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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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山西盂县地区曾有五六十名妇女被日军抓走、关押在慰安所，时间在一个月至半年左右，关押期间受尽日军凌辱。众多村民可以证实当年日军曾在此地残害中国妇女，日军残害中国妇女的犯罪现场基本保存下来，每一位受害人都是证实日军所犯罪行的人证。

在山西、海南、南京等地，军医同样详细记录了每名女性的接客次数、性病感染率、怀孕次数、死亡原因。这些数据被送回日本，用于“优化”慰安所管理。

这些无辜的女性既是“慰安妇”，又是“医疗实验品”。

在海南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17岁少女“报知”因月经来潮拒绝接客，被军医以“装病”为理由，结果遭活埋。她的死亡，不是“意外”，而是系统对“不合格产品”的标准处理流程。

这不是战争混乱，这是医疗化的暴力。日军用科学的名义，行禽兽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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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宁波14岁的侯巧良被抓走，5个月后下身溃烂、精神崩溃。家人变卖所有财产，用500大洋将她赎回。她回家后，不能翻身、不能说话，一犯病就喊“日本鬼子来了”。战争早已结束，暴行却在她体内反复上演。

她不是个例。宁波309位慰安妇中，无一人完整走出慰安所。她们中有的被割乳、有的被木棍刺阴、有的被轮奸致死。即便活着，也失去了生育能力、尊严与人生。

这不是过去的悲剧，而是持续的伤害。慰安妇制度不仅毁了她们的身体，更毁了她们的身份、家庭与社会关系。这种伤害，代际传递，至今未愈。

我们今天讲“慰安妇”，不是为了消费痛苦，而是为了还原真相。她们不是“慰安妇”，她们是被制度性侵犯的女性，是被国家机器碾压的个体。

我们要记住：她们有名字，有家庭，有童年。她们不是“军需品”，不是“医疗数据”，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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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把她们简化为‘受害者’，便仍在复制日军把她们编号、归档、统计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用她们的名字，拆解那个系统。让她们不再是“慰安妇”，而是金福、侯巧良等等——她们是历史的证人，不是历史的工具。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杨家宅慰安所档案》，中国社科院《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宁波档案馆309位慰安妇口述项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今村少佐业务日记》

来源：一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