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刷报》9月25日发表题为《尼泊尔如何成为“印度教国家”？》的文章称，尼泊尔的“印度教国家”身份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而其长期动荡的内政图景表明，在多元社会强行推行单一宗教恐激化政治、社会矛盾。作者阿尼鲁德·卡尼塞蒂（Anirudh K

图源：《印刷报》

《印刷报》9月25日发表题为《尼泊尔如何成为“印度教国家”？》的文章称，尼泊尔的“印度教国家”身份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而其长期动荡的内政图景表明，在多元社会强行推行单一宗教恐激化政治、社会矛盾。作者阿尼鲁德·卡尼塞蒂（Anirudh Kanisetti ）系印度历史学家。

近期，尼泊尔因社会不平等、系统性腐败、威权统治陷入政治动荡，“Z世代”抗议者仍与军方持续谈判。多家印媒报道称，“建立印度教国家”成为部分群体的政治诉求之一。20世纪，尼曾长期自诩“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王国”，印度教仪式构成国家典礼的核心，法律更明文禁止民众改信其他宗教。2015年尼世俗宪法通过后，尼民间就持续有声音呼吁恢复印度教君主制（编者注：即“保皇派”）。

然而，尼泊尔远非天然的“印度教国家”——实际上，尼长期处于宗教、民族、政治势力的割据状态。在统一国家形成之前，尼泊尔呈现显著的“印度教-佛教共生”格局。各地山区政权虽受印宗教思想影响，却也各自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信仰体系。

其中，尼宗教史有两条主线。一是印度教祭司阶层逐步进入权力中心。14-15世纪，加德满都谷地的王室仪式主要由来自如今比哈尔邦的迈蒂利婆罗门主导。随后，源自北印度的纳特派密教瑜伽士广泛传播，通过建立寺院、参与贸易、介入王位继承等方式深刻影响尼地方政治。二是佛教本土化转型和被“印度教化”。13世纪印佛教衰落后，逃难至加德满都谷地的僧侣传人发展出“尼瓦尔佛教”（Newar Buddhism），这在保留密教神祇崇拜的同时，吸收了婆罗门教的梵文经典、种姓制度、节庆仪式，以此维持在贵族社会中的影响力。此外，民间信仰也展现融合特征，大量民间佛教流派开始出现印度教元素。

现代尼泊尔真正确立“印度教国家”体制，源于18世纪后期的廓尔喀统一战争。1760年代，廓尔喀（gorkha）军队以残酷手段控制加德满都谷地，而纳特派瑜伽士则作为国王顾问参与统治。统一后，沙阿王朝及后来的拉纳政权系统性推行“国家印度教化”政策：压制藏缅语系的纽瓦尔文化，推广尼泊尔语与卡萨-雅利安（Khas-Aryan）贵族传统；禁止宰牛、强制民众参加十胜节等印度教庆典；建立宗教等级制度，将佛教贬为印度教分支，并立法严禁改信。

“国家印度教化”系列政策边缘化尼佛教势力，进一步激化尼社会矛盾，其负面效果深远难消。在多元社会中强行推行单一宗教认同，恐难以巩固国家根基，反而会埋下更深的社会裂痕。2015年，尼泊尔宪法确立世俗国家原则，但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82%的尼民众自称印度教徒，而佛教徒仅占8%。此外，针对“恢复印度教国家”，尼社会意见严重分裂。一方面，尼长者及廓尔喀后裔高度推崇君主制下的社会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尼少数民族和佛教徒则对印度教君主制的强压迫性和腐败局面嗤之以鼻。

来源：南亚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