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9月的一天，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的办公室里，三位客人坐在沙发上，面色严肃。
他曾是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红军团长，却在河南隐姓埋名务农8年。
直到多年后，毛主席派人来请，村民才知晓其身份，他究竟是谁？
1959年9月的一天，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的办公室里，三位客人坐在沙发上，面色严肃。
其中一位来自河南省委的工作人员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奉中央指示，前来找一位红军时期的团长顾贵山同志，请他赴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
杨贵一听这话，脑子一下子有些转不过弯来：“红军团长？在我们林县？”
他反复回想着自己任职多年来接触过的老军人，却始终想不起有谁曾担任过如此高的职务。
林县是太行山下一个普通的小县，若真有这么一位重量级的老干部，自己又怎可能一无所知？
中央的工作人员却笃定地摆出卷宗和资料：“毛主席亲口提到他，说‘红一团团长顾贵山，一定要找到他’，我们顺着他从前的活动轨迹查到了河南，又查到你们林县，信息应该没有错。”
县委书记一听到“毛主席点名”这几个字，再也不敢怠慢，连夜召集县政府和公安干部分头行动。
林县地处太行山区，沟壑纵横，村庄分散，一下子想要找到一个名叫顾贵山的老人，并非易事。
有人建议通过村里的广播系统试试运气，把名字播出去，说不定本人或熟人能主动联系。
消息通过县广播站传达到各个乡村，“寻找一位名叫顾贵山的老军人，曾参加红军，担任重要职务，现中央有要事请他进京。”
广播一天、两天过去了，石沉大海，正当众人有些泄气之时，原康公社下园村的村支书跑到县里报信，说他们村确有一位叫顾贵山的老人。
县委书记立刻精神一振，带着中央干部火速赶往下园村。
一行人走进村里时，正巧碰上村民正在大队会议室开会。
领头的公社书记喊住一个戴着草帽的老人介绍说：“这就是顾贵山，我们村的老军人，会看牲口的。”
这位老人，衣衫朴素，面容黝黑，眼角皱纹交错，手里还拿着刚从牛棚里出来的扫帚，满身都是土腥味儿。
县委书记压低声音问：“老同志，你叫顾贵山？”
老人点点头，“我是顾贵山，但不过是个给首长牵马的马夫，哪里当得起你们说的团长。”
但当中央干部轻声说道：“顾团长，毛主席这次特意点了你的名字，他还记得当年一起走长征时的你。”
那一刻，顾贵山的眼眶有些泛红，嘴唇哆嗦了一下，忽然轻声自语：“毛主席，还记得我？”
县委书记察觉出不对，趁热打铁继续劝说：“老同志，主席亲自提到您，我们找了这么多天，不能认错人啊，您就不要再瞒了。”
顾贵山缓缓抬头，长叹一声，轻轻一笑：“罢了，既然主席还记得我，那我也不该再躲了。”
顾贵山出生在安徽六安的一个穷苦农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为生。
他还未及弱冠，父亲便因病早逝，家中靠着母亲纺纱换米度日。
1926年那个春天，村里来了几个陌生人，穿着朴素但说话铿锵。
他们在庙口搭台讲演，讲“打倒土豪劣绅，农民翻身得解放”，讲“土地要归农民所有”。
从那天起，顾贵山便时常出现在村里组织的农会里。
后来他加入了农民协会，学着在村头画标语、在夜里给佃户讲“地权”的事。
1928年，他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引导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许多党员被追捕、杀害，但顾贵山毫不动摇。
加入党组织不久，他便在一次清剿行动中被通缉，走投无路之下，他投入了红军的队伍。
顾贵山刚到红军部队的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泥腿子兵”。
起初他只是负责喂马，照看牲畜，也因此得了“马夫顾”的外号。
可他不甘心，他渴望能成为真正的战士，渴望能亲自上战场。
他缠着指导员教他打枪、教他识字，哪怕是一个字一个字抠，也学得有滋有味。
训练场上，他摔得最狠、练得最猛；战场上，他跑得最快、冲得最前。
一次夜战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将一名伤员背回阵地，一条腿被敌人弹片擦破，鲜血染红了整个裤腿。
这样的性格和担当很快被上级注意到，他从马夫升为战士，再到班长、排长，不久又被提拔为连长。
1935年初秋，长征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红军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南部，是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两边是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狭窄山沟里吊着一座木桥。
敌人早已抢占制高点，在山口两侧架起重机枪，居高临下，红军若想北上，就必须硬闯这个“鬼门关”。
战前的红军指挥部一片凝重，几次强攻都被敌军火力压了下来，牺牲惨重。
红军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而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站了出来。
“我带一团正面佯攻，吸引火力，让四团从山上绕过去，打敌人侧翼。”
说这话的是顾贵山，当时已是红一团团长，他的计划简单却极其危险。
正面佯攻不是虚张声势，而是真正地硬顶上去，必须打得敌人信以为真，才会全力应对。
而这，就意味着，他的部队必须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拼出一条血路。
腊子口战役打响那天，凌晨天还未亮，顾贵山一身灰布军装，腰间别着匕首，带着红一团的战士悄悄接近腊子沟。
冲锋的哨声一响，顾贵山第一个跃出山洼，他高喊：“兄弟们，跟我上！”
人还未落地，敌人的火光便像鬼火一样亮了起来，枪声、炮声、惨叫声响成一片。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有人胸口中弹，有人摔下悬崖，有人带着炸药包扑向敌堡。
而顾贵山一路冲杀，他的左臂中了一弹，鲜血直流，但他只是用绷带一裹，继续吼着：
“顶住！再冲一下，兄弟们的命不能白搭！”
在正面战场陷入胶着的同时，四团的突击部队终于翻过山脊，从敌人背后突袭而下。
前后夹击之下，敌军阵脚大乱，腊子口这座血腥的隘口，终于被红军一举攻破。
红军得以北上，翻越秦岭，进入陕北，战后，红一团的指战员几乎减员过半。
而顾贵山则因为伤情加重，被命令撤下前线。
这一战，不仅打通了北上通道，也让顾贵山在红军中的威望达到顶峰。
之后的岁月里，顾贵山经历了更多生死关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依旧奋战在前线，参加了平型关、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
在一次与日军交锋中，敌人使用了化学毒气弹，他被浓烟呛得几乎昏厥，双眼剧痛。
醒来后，世界一片模糊，医生说可能永久失明。
在长期治疗中，他逐渐恢复了部分视力，却再也无法上前线作战。
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调他到115师卫生所担任所长，顾贵山没一句怨言，在卫生所里，他学医、学药，甚至研究兽病。
战争改变了顾贵山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他对革命的忠诚。
哪怕退到后方，他依旧每天六点起床，晚十点查房，把每一名伤员的伤情记录成册，亲自监督每一次换药和手术。
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年，硝烟渐息，全国上下百废待兴。
许多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将士纷纷进入各级政府、军队和企事业单位，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大潮中。
上级为顾贵山安排了一份地方工作，计划让他担任某农业厅的副职。
可他却递交了一份令人意外的申请，“自愿转业，申请务农。”
组织起初不同意，毕竟他是老红军、老干部，功劳赫赫，是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
可顾贵山态度坚决，他不贪功、不图名，只想悄悄退下，把位置留给更合适的人。
最终，他带着妻子王海秀，搬去了林县一个叫“下园村”的地方。
这个村子背山靠沟，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是典型的太行山下的穷村。
当时农村最重要的生产力就是牛马骡子，而林县山多地少，耕地艰难，牲口一有个毛病，便影响一整户人家的吃穿。
可当地兽医紧缺，许多病马一拖再拖，耽误农活不说，还容易死，顾贵山看不过去，便开始帮人治牲口。
渐渐地，谁家的驴腿瘸了、牛拉稀了，只要找他看看，基本都能好。
顾贵山每天扛着药箱，风里来雨里去，有时连夜下地帮人接牲口崽，有时一口热饭没吃便骑着毛驴奔去十里外的公社。
八年里，他从不主动提起过去，不参加老战友聚会，不给组织写信，不拿一分抚恤。
直到1959年，一封来自北京的指令打破了平静。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在即，毛主席亲自审阅了参加典礼的邀请名单。
看着那些老战友的名字，他忽然问道：“红一团的顾贵山呢？他现在在哪里？”
众人面面相觑，查阅干部名册无果，翻遍军队档案无名。
一番追查后，才在河南省委的过往人事记录中发现，他几年前就已辞职退居林县，这才有了那场“寻找马夫”的闹剧。
顾贵山被接到北京那日，换上了新做的呢子大衣，大衣是县里专门为他定制的。
他进中南海见到毛主席时，两位老人紧紧相握，泪如雨下。
庆典结束，顾贵山谢绝了调往城里工作的请求，毅然回到了下园村。
不久后，林县开始修建“红旗渠”，这是为了解决山区缺水问题的“生命大工程”，需要动员全县劳动力。
顾贵山第一时间带头报名，他搬石、抬土、凿山，一点不比年轻人落后。
在修渠工地上，他常常忙到深夜，直接睡在山窝窝里，有人拍下他磨镰刀、搬石块的身影，登上了《河南日报》。
但他依旧不改本色，不摆架子，不提功绩，哪怕是来参观的省里干部，他也只称呼自己是“老兽医”。
直到1986年，顾贵山病重住院，弥留之际，他将家人唤到床前，郑重地交代了“三不要”：
“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不要为我立碑撰文；不要做出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他走得安静，没有送行队伍、没有哀乐长鸣，只有下园村的乡亲们，凑了几辆拖拉机，在村口挂起白布，用最朴素的方式送走了这位老英雄。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红军团长，却甘愿在黄土地里弯腰耕作八年，隐姓埋名，治牛医马。
他与毛主席是战友，却从不炫耀一星半点，他不求名，不图利，不留碑，只留一生清白给天地、留一腔热血给人民。
顾贵山，这个被人误以为只是个“看牲口的老兵”，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英雄。
来源：钎城墨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