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姓名是承托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姓名，后来者可以一窥前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思想追求。姓名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命名及其更易常有着政治、文化因素的考虑。

姓名是承托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姓名，后来者可以一窥前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思想追求。姓名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命名及其更易常有着政治、文化因素的考虑。

在中国历史上，有“荣宠赐姓”“嫌恶改名”“胡名汉化”“应谶改名”“避讳改名”等易名现象，也有使用乳名、表字、谱名、学名、官名、别号、室号、笔名、化名、代号、花名、地望称等名字的文化传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潮流中，涌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易名风潮，其中又以中国共产党人易名行为最为瞩目。

如毛泽东，他一生中使用过的名、字、号、笔名、化名、代号等至少有20余个，如有谱名泽东，乳名石三伢子，润芝、咏芝、泳芝、允滋、润之等字，还有石山、子任、二十八画生、毛奇、润、毛万山、杨子任、延安观察家、李得胜（或作李德胜）、国彬、涧西，等等。以《中共党史人物传》为例，据统计，全书收录中共党员954人（含外籍党员），有易名经历者达774人，占比超过81%。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易名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特殊的，而是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易名与当时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多出于求学参军、斗争需要、追求进步、表达立场等原因，蕴含了丰富内涵和崇高价值取向。透过易名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一、“以名载道”：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彰显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之于一个政党，是干事创业的基石，是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正如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人“以名载道”，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坚守融于易名过程中，凸显了理想信念的力量。易名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探求真理的艰辛探索。

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危亡，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救国救民不断探寻真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自此有了最科学的理论武器、最崇高的价值追求。这一点鲜明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易名之中。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涨，遂将名字改为“望道”，意在“探索、展望、寻找新的道德、新的法则、新的革命的道路”。在陈望道的影响下，他的弟弟陈贯一和陈精一，分别改名为“伸道”和“致道”。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为反对家庭中男女地位和社会中的不公现象，展现女性救国的志气，她取“从封建的旧礼教中隆起，追求真理”之意，改名“隆真”。

赵醒侬，原名赵性和。五四运动爆发后，身处上海的赵性和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曙光和人民的希望，便将“性和”改为“醒侬”，“以示自己决心唤醒民众起来斗争的坚强信念”。

蒋光慈，又名光赤，原名蒋如恒。十月革命后，他的思想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他说：“要救中国，必须在中国有一个十月革命。”因此，他改名光赤。后因著作遭到查禁，被迫改名“光慈”。

易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此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始终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曾说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中共一大代表。王瑞俊在参加中共一大后，革命信念愈发坚定，作诗《肇在造化 ——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美尽善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遂改名为“尽美”，表明自己为建设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奋斗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原名张象鼎。1918年，他与弟弟张彝鼎一同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改名为“友彝”，以示作为兄长要照顾好弟弟张彝鼎。1927年，张友彝加入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弟弟张彝鼎加入了国民党，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张友彝得知后百感交集愤而改名为“友渔”，以示兄弟二人在政治道路上分道扬镳。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据他的学生回忆，在询问艾思奇为何改名时，艾思奇说：“没有什么奇思妙想，我姓李，因为热爱马克思、伊里奇，所以才改名为艾思奇的。”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一生致力于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誉为“人民的哲学家”。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仰，凝结于崭新的姓名之中，落实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

二、“以名言志”：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展现爱国担当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易名热潮中，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融，展现出鲜明的救国强国担当。

中国共产党人用易名表达了浓厚御侮救国之情。目睹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争相把救国救民的重担扛在肩上。

刘少奇，原字渭璜。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刘少奇参加反袁斗争，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他改字“渭璜”为“卫黄”，“反映出他已开始把振兴中华民族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使命”。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中学时期，于兰渚目睹神州破碎、民不聊生，心中无限感慨，取《庄子》中“方舟济河”之义，改字“方舟”，并作《方舟歌》以自励：“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激励自己：“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柁，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从此，于兰渚便以“方舟”为名，做“渡人之舟”。

王若飞，原名王运生，又作运笙、荫生。中学时期，他目睹政府腐败，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遂以《木兰诗》中“关山度若飞”的意境改名“若飞”，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奉献一生。

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原名许声闻。193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方便发表文章，他便改名许涤新。据他回忆：当时上海北站附近有一家“涤新洗染店”。这家店的店名启发了自己，“涤新”就是洗衣服，也就是“洗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涤新”体现了他对洗涤旧世界、旧中国的决心，以及对创造新世界、新中国的期许。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原名黄绍强。他在中学时，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现实，希望国家能够如旭日东升般崛起，因此就给自己取名“旭华”，“寓意中华民族崛起与振兴”。

一次次易名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心，饱含着为一个光明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强大的中国而不懈奋斗的勇气和决心。

中国共产党人用易名展现了强烈建国强国之志。为改变近代以来国弱民孱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勇立振兴中华、强盛祖国的鸿鹄之志，投身到国家建设的伟大浪潮之中，表现出牺牲小我、建设国家的强大热情和责任担当。

申健，原名申振民，曾在国民党内部潜伏多年，与熊向晖、陈忠经被周恩来誉为“龙潭后三杰”（以别于“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1949年 7月，申振民回国，应组织要求改名，申振民便改名“申建”，意在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为其改名“申健”。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56年，彭家睦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请求到祖国边疆去，他在给组织的决心书中正式改名“加木”，“‘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以此表明“要为上海和边疆的科学事业之间架设桥梁”，“要献身边疆的科学事业，为边疆建设添一砖一石一木”的态度。

雷锋，原名雷正兴。1958年10月，鞍钢招收工人，雷锋决定报名，表示自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填写报名表时，他写下了“雷锋”。他对同去鞍钢的同事说：“这个‘锋’字，我想了好久，是用山峰的‘峰’，还是用冲锋的‘锋’？现在想好了，干脆到鞍钢去打个冲锋吧。”雷锋把对祖国的炽热情感化作“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在鞍钢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获评4次季度先进生产者，7次车间红旗手，3次节约标兵，18次生产标兵，实现了他到鞍钢“打冲锋”“当先锋”的誓言。

中国共产党人“以名言志”，把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镌刻在姓名之中，是践行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的生动体现。

三、“以名为战”：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体现斗争精神

“坚持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想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必须要坚持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易名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坚强决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

易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理论品格。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品质。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914年初，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要求各地尊祀孔子，遭到反对。一些思想进步的教职员先后被撤换。在此背景下，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朱剑凡被迫辞职。为表抗议，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向警予与几个同学商议，决定转学到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校去读书，并特意将自己的名字由俊贤改为“警予”，以表示对封建复辟势力的警惕与反抗。

新四军领导人彭雪枫，原名彭修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彭修道为表示自己坚持革命、不怕牺牲的决心，改名为彭雪枫，表示“要象白雪一样，用他来洗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耻辱，要报仇雪恨；要象枫叶一样，霜重色更浓，越是在白色恐怖下，越是要坚持革命”。

开国中将张经武，原名张仁山。20世纪20年代，张经武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看到希望，决定投笔从戎，实现自己的抱负。从军前他的老师为他改名为“经武”，指出“光有王道不行，还需辅之以霸道”，蕴含了革命需斗争才能胜利的意涵，后来他便采用“张经武”这个名字了。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易名表现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坚定决心。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易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斗争的实践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练就了高超的斗争本领。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进行易名，便于在特殊情形下开展工作。

比如，“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原名王润森，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在北京解放前夕，他受命执行秘密工作，应组织要求改名，他回忆说：“规定马上改，没时间想，我随口说出了‘蓝天野’三个字”。

化名多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在完成某一工作或脱离某一情形后，旋即改回原名，或启用新的化名。

比如，方志纯曾化名“王佑”“汪冠英”“王民生”等；罗登贤曾化名“光生”“达平”“何永生”等。活跃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党员也多易名，或使用化名，或使用代号。比如，有“龙潭三杰”之称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都曾改名或使用化名。钱壮飞，原名钱壮秋，又名钱潮；胡底，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李克农曾用过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等别名。

同时，使用化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全革命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被俘后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策略。比如，任弼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化名“胡少甫”与敌周旋，刘谦初被捕后化名“黄伯襄”，恽代英被捕后化名“王作霖”，何孟雄被捕后改名“陈方”，等等。

此外，还有因斗争需要集体改名的情形。

比如，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彭真（原名傅懋恭）担任白区代表团主席。根据会议保密的要求，白区来的同志都要另起一个名字。“彭真”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

再如，1939年，为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画地为牢”的限共政策，实现顺利东进，新四军第六团组织将领集体改名，团长叶飞（原名叶启亨）改名“叶琛”，副团长吴焜改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名“汪明”，政治部主任刘松青改名“刘飞”。通过易名，这支部队得以隐蔽发展，壮大了党在苏南地区的力量。

又如，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中央前委在转战陕北前集体改名，在枣林沟会议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便于行动，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

在严酷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名为战”，用易名这一“无声”的方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以名立身”：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映现道德情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以名立身”，在易名过程中展现出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明大德，践行对党忠诚。“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忠于党的理想和事业，永不叛党。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示与旧我决裂改名“铁军”；在陈铁军的影响下，她的妹妹陈燮元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陈铁儿，“誓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事业”。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许德华与部队走散，便化名“许泛舟”，激励自己哪怕是一叶扁舟，也一定要找到党的组织。1929年，他与党组织建立联系后，被指派到洪湖地区从事武装斗争，临行前，改名“许光达”，意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

刘启耀，原名刘启瑶，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长征后，刘启耀奉命留守苏区，在战斗中负伤后与组织失联。在失联的两年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化名“刘茂财”保护大量组织经费，一边联络失散的同志，一边秘密寻找党的组织。他宁愿忍饥挨冻、流浪乞讨，坚持不动公款一分一毫，被赞扬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守公德，诠释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做好一切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罗亦农，原名罗善扬，又名罗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他改名“亦农”，自称“就是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曾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他用母亲的姓改名“魏拯民”，以示拯救人民于苦难的决心。

开国上将李志民，原名李凤瑞。大革命失败后，李凤瑞应组织要求改名，他说：“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 ——立志终身为人民吧！”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以“振民”“济民”“致民”等为名者不可胜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易名中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

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严私德，崇尚立德修身。私德不严，公德难守，大德弗明。只有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才能固守本心，不忘初心。

瞿秋白，原名瞿懋淼，又名双、爽、霜。1913年，瞿秋白作诗《白菊花》：“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澹，无处觅霜痕。”霜为秋天之物，且霜的洁白喻有高洁之意，便取“秋霜一片洁白”之意，改字“秋白”，反映出他对高洁品格的追求。

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军团参谋长孙德清，原名孙以悰，又名一中。1927年8月1日，孙德清参加南昌起义，在后续战斗负伤后与组织失联。1929年，他辗转来到上海与组织建立联系，后来被分配到洪湖地区开展斗争，临行前他改名“德清”，寓意品德高尚，为人清正。

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原名高仕錤。1935年，他发表第一篇科学文章《细菌的衣食住行》，署名“高士其”，取意“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这成为高士其一生奉行的准则，在因实验感染细菌导致终身残疾后转为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为祖国、为人民兢兢业业地传播、普及了不可计数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映现道德情操，表达了他们对崇高德行的不懈追求。

中国共产党人“以名载道”“以名言志”“以名为战”“以名立身”，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国家和民族的炽热情感、对艰难困苦的斗争精神、对崇高德行的不懈追求，寓于姓名之中，回应时代之问，彰显理想信念、展现爱国担当、体现斗争精神、映现道德情操，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接力跑，中国共产党人的易名是这一伟大历程的生动注脚，其中彰显的“名可弃”“血可流”的奉献精神，“忘我”“无我”的精神品质，是激励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