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上海。一位身着旗袍的摩登女郎骑着一辆英国兰苓牌自行车，轻盈地穿过外滩的车流，她的裙裾在风中飘扬，引来路人既惊奇又艳羡的目光。这幅画面被《良友》画报的记者捕捉，成为民国现代生活的经典瞬间。自行车，这个看似简单的两轮机械，却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现

1935年，上海。一位身着旗袍的摩登女郎骑着一辆英国兰苓牌自行车，轻盈地穿过外滩的车流，她的裙裾在风中飘扬，引来路人既惊奇又艳羡的目光。这幅画面被《良友》画报的记者捕捉，成为民国现代生活的经典瞬间。自行车，这个看似简单的两轮机械，却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新奇洋货到日常代步工具，它滚过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承载了社会变革的千钧之重。

一、西洋奇技：自行车的“进口时代”

自行车最早作为“洋玩意儿”出现在中国街头时，引发的不仅是好奇，更是文化碰撞。

初入中华：1897年，清末外交官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首次详细记载了他在欧洲见到的“自行车”：“两轮前后纵置，人骑其上，蹬踏而行，其速如风”。1900年，上海第一家自行车行“同昌车行”开业，主营英国三枪、德国蓝牌等进口车，价格高达100-150银圆，相当于普通职员一年薪水。

学习曲线：学习骑车成为当时都市青年的新时尚。1918年《申报》开设“脚踏车学习指南”专栏，详解上下车、平衡、转弯技巧。北京胡同里流行“雇车夫扶车”服务，花几个铜板请人跟在车后跑，以防摔倒。鲁迅在日记中曾自嘲学车经历：“午后试骑自行车，摔三次，胫骨微肿，颇觉此物桀骜不驯。”

身份象征：1920年代，自行车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赠送弟子结婚礼物便是一辆英国自行车；北平的大学教授骑车上课成为校园一景；就连末代皇帝溥仪也在紫禁城里学会了骑车，为此不惜命太监锯掉宫门的门槛。

二、国货崛起：自行车民族工业的奋斗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民族企业家开始了艰难的国产化之路。

拼装起步：1926年，上海大兴车行开始用进口零件组装“站人”牌自行车；1930年，同昌车行制造出第一批国产车架、车把，但关键部件如链条、轴承仍需进口。老师傅回忆：“当时没有车床，钢管加热后靠人力弯曲成型，一天最多做两个车架。”

品牌诞生：1936年，上海昌和制作所推出“铁锚牌”自行车（永久牌前身），首次实现车圈、辐条国产化。广告语充满民族情怀：“国人骑国车，一分一毫不外流”。虽然质量不及洋货，但价格仅需进口车一半（约50银圆），销量节节攀升。

战时转型：抗战爆发后，上海自行车厂迁往重庆，转而生产军用载重车。天津的“中字牌”自行车加粗车架、增加货架，适合农村驮运物资，被农民称为“铁毛驴”。1940年，陕西出现木制自行车，用硬木制作车轮和车架，虽笨重却解决了战时材料短缺问题。

三、都市新潮：自行车与摩登生活

在1930年代的都市，自行车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标志。

通勤革命：自行车改变了城市通勤半径。据1935年上海市政报告，自行车使市民日常活动范围从3公里扩大到10公里。银行职员、报社记者、邮递员等新兴职业群体成为骑车主力。上海邮电局甚至规定：“投递员须自备自行车，月补车贴2银圆。”

女性解放：女性骑车引发巨大社会争议。1934年，北平女学生王桂荃因骑车上学被校方警告“有伤风化”；而上海女子自行车俱乐部则公开组织骑行活动，宣称“双脚蹬踏之时，便是妇女解放之日”。《良友》画报多次刊登名媛骑车照片，潜移默化改变社会观念。

消费文化：自行车 accessories 成为时尚产业。上海南京路专卖店出售车铃、车灯、皮座套等配件；新新公司推出“骑车专用旗袍”，下摆更窄防卷绞；礼查饭店开设“自行车存车处”，配专人擦车服务。1937年统计，上海已有自行车5万余辆，修车铺超过200家。

四、市井百态：自行车上的中国

自行车渗透进社会各个角落，折射出丰富的社会百态。

胡同生态：北平胡同里产生了“自行车租赁业”，车行将旧车刷漆翻新，租给市民走亲访友，日租金20铜元。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车夫们围观自行车：“看那铁驴子，不用喂草料，蹬腿就跑，真是洋玩意儿！”

乡村变革：1930年代，自行车开始进入农村。河北地主买自行车收租，一天能跑十几个村子；山东贩运商人用自行车驮运粮食、布匹，载重达200斤；苏南郎中骑自行车出诊，药箱捆在后架，车把挂“妙手回春”幌子。

婚俗演变：自行车成为新式婚礼的重要元素。1935年，天津《大公报》报道“文明结婚”：新郎骑自行车带队，后面跟着轿子迎亲，中西合璧。山西农村流行“三转一响”彩礼（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位列其首。

五、抗战风云：烽火轮上的中国

抗日战争中，自行车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军事价值。

后勤利器：中国军队组建自行车运输队，每车可驮运150公斤弹药或粮食。台儿庄战役中，自行车队夜间运输弹药，被李宗仁称赞“铁轮滚滚救兵场”；八路军冀中军区成立“自行车游击队”，机动性远超日军骑兵。

特殊改装：兵工厂试验自行车改装：加装钢板防弹，后架架设轻机枪，车把安装信号旗。1944年，滇西远征军使用改装自行车在山地穿梭通讯，被美军观察组称为“ pedal-powered commando ”（踏板动力突击队）。

悲壮记忆：抗战胜利时，自行车成为欢庆的工具。1945年8月重庆街头，报童骑车载着“号外”穿行叫卖；学生骑车高举“胜利”旗帜游行；摄影师骑车载着设备记录历史瞬间。这些影像成为抗战记忆的经典画面。

结语：滚动的现代性

回顾自行车在民国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缩影。它从奢侈的进口洋货，变成国产的民生工具；从男性的专属玩具，变成女性的解放象征；从都市的摩登配饰，变成抗战的后勤利器。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自行车推广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引进了某种交通工具，而在于输入了‘机械理性’——人们开始相信，凭借自身力量驱动机械，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这种信念，正是现代性的核心。”

如今，当我们回望那些穿着长衫骑车的身影、那些驮着货物奔波的车轮、那些踩着踏板追求自由的女性，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交通工具的变迁，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骑行。自行车滚过的每一条车辙，都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印记。

来源：文艺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