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穆罕默德三世是奥斯曼帝国第13位苏丹、伊斯兰世界第72任哈里发，同时也是穆拉德三世苏丹的儿子。“苏莱曼大帝”苏莱曼一世在锡盖特瓦尔战役临终前得知自己有了一个孙子，便以其曾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的名字为这个孩子命名。
苏丹穆罕默德三世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先任总督再继承王位的皇子，他征服了埃格尔，并赢得了克雷斯茨战役的胜利。
穆罕默德三世是奥斯曼帝国第13位苏丹、伊斯兰世界第72任哈里发，同时也是穆拉德三世苏丹的儿子。“苏莱曼大帝”苏莱曼一世在锡盖特瓦尔战役临终前得知自己有了一个孙子，便以其曾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的名字为这个孩子命名。
穆罕默德三世的肖像
穆罕默德三世皇子师从当时最杰出的学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在一场盛大的仪式中行过割礼后，被派往马尼萨担任总督。他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被派往州（sanjak）担任总督的皇子，此后，所有皇子均需留在宫中。
1595年，29岁的穆罕默德三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王位。登基时，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的战争已从1593年持续至今，他刚继位便陷入这场战事的漩涡。由于官僚内部矛盾重重，且大维齐尔希南帕夏（Grand Vizier Sinan Pasha）履职懈怠，战争陷入长期僵持；与此同时，特兰西瓦尼亚（Erdel）、瓦拉几亚（Eflak）和摩尔达维亚（Boğdan）也爆发了叛乱。
“戴着锁链的皇帝”
1595年8月7日，因指挥官穆罕默德帕夏（Mehmed Pasha）临阵怯懦，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和维谢格拉德（Visegrad）落入奥地利人手中。奥斯曼军队虽在战斗中节节败退，但最终得以全身而退，未遭覆灭。另一方面，大维齐尔希南帕夏率军攻占了瓦拉几亚，布加勒斯特随之沦陷。
然而，希南帕夏在瓦拉几亚尚未建立稳定统治便仓促撤军，这让瓦拉几亚大公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I, Voivode of Wallachia）有机可乘，开始追击奥斯曼军队。当奥斯曼军队准备横渡多瑙河时，因希南帕夏不必要的拖延，瓦拉几亚军队突然抵达。1595年10月27日，米哈伊尔大公下令用炮火摧毁浮桥，歼灭了尚未渡河的阿金吉骑兵（akinji，奥斯曼帝国的轻骑兵部队）。此战给土耳其阿金吉骑兵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创。
描绘穆罕默德三世苏丹征服埃格尔后举行胜利游行的场景
酿成这场灾难的希南帕夏及其子穆罕默德帕夏，是奥斯曼历史上最阴险的人物之一。两年前，希南帕夏不顾几乎所有政治家的反对，毫无正当理由地向奥地利宣战，还吹嘘要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用锁链押回伊斯坦布尔。最终，他被解职并流放。
在导师萨迪丁埃芬迪（Sadeddin Efendi）的建议下，穆罕默德三世苏丹决定御驾亲征。他向各地发布亲征消息，将全国军民的心思与力量都凝聚到战场上。进军埃格尔（Eğri，又称Erlau）的奥斯曼军队于1596年10月12日攻占了埃格尔城堡。
“白衣骑士”
1596年10月25日，奥斯曼军队与15万人的敌军在梅佐克雷斯茨（Mezokeresztes）遭遇。敌军由德国、匈牙利、教皇国、佛罗伦萨、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军队组成，而奥斯曼军队仅有约10万人。
战役第二天，盟军发起进攻，奥斯曼先锋部队被迫撤退，战事陷入白热化。当得知敌军已近在一箭之地时，穆罕默德三世走进帐篷，披上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手持长矛开始祈祷。尽管大维齐尔建议他撤退，但他转而询问萨迪丁埃芬迪的意见，导师答道：“战争本就如此，当下最需要的是坚守阵地。”
阿罗森·克莱本德创作的版画，描绘了穆罕默德三世苏丹的形象
当士兵们看到苏丹身着白衣骑在马背上，萨迪丁埃芬迪在一旁牵着马缰绳时，士气大振。苏丹随即下令士兵高呼“敌人逃跑了”，连军队的后勤人员也拿起手边能找到的武器，向敌军发起进攻。
盟军被驱赶到沼泽中，2万人阵亡；鞑靼骑兵又追击并歼灭了6万名逃兵。奥斯曼帝国就此赢得了这场毁灭性的大战。卡加洛格鲁·希南帕夏（Cağaloğlu Sinan Pasha）和克里米亚汗法提赫一世吉雷（Crimean Khan Fetih I Giray）两位主要指挥官为这场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尽管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将这场胜利描述为“偶然”，但事实并非如此。奥斯曼军队的撤退实则是一种战略战术，目的是克服敌军火炮射程更远的劣势。
“简单任务也能获重赏？”
克雷斯茨战役再次证明，与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奥斯曼帝国正面野战是何等错误。此时已被誉为“埃格尔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三世亲征，弥补了军事官僚的无能。
微型画描绘了克雷斯茨战役的场景
奥斯曼历史学家易卜拉欣·佩切维（Ibrahim Peçevi）曾评价：“克雷斯茨战役的胜利不亚于莫哈奇战役（Battle of Mohacs）。若此战之后军队乘胜进军布达（Budin），敌军占据的所有堡垒都将沦陷；若能在贝尔格莱德过冬，至少次年春天再采取行动，结果定会截然不同。” 然而，在胜利的狂喜中，维齐尔和士兵们最大的愿望却是尽快返回伊斯坦布尔。
战前，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曾在军事会议上询问应投靠奥斯曼帝国还是盟军，与会者均主张投靠奥斯曼，但大公并未采纳。克雷斯茨战役后，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对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力度显著增强。
1601年，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二世（Archduke Ferdinand II）率领8万大军围攻纳吉卡尼扎（Nagykanizsa）堡垒。由于严冬肆虐，奥斯曼援军无法抵达。蒂里亚基·哈桑帕夏（Tiryaki Hasan Pasha）仅靠9000名士兵守卫堡垒，他用伪造的信件让士兵相信援军即将到来；同时，他故意制造堡垒内无火炮的假象，引诱敌军靠近，随后用炮火造成敌军大量伤亡。此外，他还多次组织军队从堡垒发起突袭，最终于1601年11月18日迫使敌军撤退。
奥斯曼军队缴获了敌军的弹药，这场胜利被视为对奥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当穆罕默德三世向蒂里亚基·哈桑帕夏表示祝贺，并授予他维齐尔头衔时，哈桑帕夏泪流满面，惊讶地说：“以往，这样简单的功绩可得不到如此重赏。” 历史学家称，蒂里亚基·哈桑帕夏对苏丹政权的荣耀极为珍视，甚至因得到国家的嘉奖而“嫉妒自己”。这种责任感在当时的老兵中极为普遍，他们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视为天经地义的责任，从不奢求回报。
穆罕默德三世苏丹的肖像
坏消息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地区爆发了由不满民众领导的“杰拉里叛乱”（Celali rebellions）。“杰拉里”这一名称源自“冷酷者”塞利姆一世（Sultan Selim I, Selim the Resolute）统治末期在安纳托利亚叛乱的骑兵军官博佐克卢·杰拉尔（Bozoklu Celal）。
经调查，克雷斯茨战役期间有3万名士兵临阵脱逃，战后这些人被开除军籍。此次除名中，不乏因正当理由未能参战者，以及被觊觎其军职者污蔑的人。此外，未亲自率军出征、仅派弟弟参战的克里米亚汗加齐·吉雷（Crimean Khan Ghazi Giray）也被无端解职。
这3万名士兵唯一的收入来源便是军职，他们被开除后，成为叛乱爆发的最重要原因。这些人分散在安纳托利亚各地，开始从事劫掠活动。此外，耶尼切里军团（janissaries）规模扩大引发土库曼人的不满、政治家履职无能、习惯了富足生活的安纳托利亚民众逐渐陷入贫困，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卡拉亚齐奇·阿卜杜勒哈利姆（Karayazıcı Abdülhalim）的前军官声称自己蒙受冤屈，他聚集了一群不满的民众，也发动了叛乱。政府为平息叛乱，暂时任命他为阿玛西亚（Amasya）总督。
但卡拉亚齐奇很快再次叛乱，并自立为王。政府虽历经艰辛镇压了此次叛乱，但由于引发叛乱的根源未被消除，这只是一场暂时性的胜利。次年，新的叛乱再次爆发，部分叛乱甚至蔓延到了伊斯坦布尔。政府通过与叛乱者达成协议，才暂时扑灭了叛乱的火焰。
苏丹16岁的儿子马哈茂德皇子（Şehzade Mahmud）请求父亲任命自己为安纳托利亚总司令，并声称能平定杰拉里叛乱。然而，马哈茂德皇子虽有才干、充满热情，却行事鲁莽，最终卷入一场阴谋，于1603年6月7日被父亲下令处决。
波斯沙阿阿拔斯三世（Iranian Shah Abbas III）将这一切视为可乘之机，他与欧洲国家结盟后越过奥斯曼边境。奥斯曼帝国大不里士（Tabriz）总督的军队战败，总督阵亡；沙阿随即围攻大不里士，堡垒内的守军因无力抵抗，举旗投降。按照战争法则，投降者的生命与财产不应受到伤害，但沙阿仍于1603年10月21日下令屠杀了城中百姓。随后，纳希切万（Nakhchivan）和埃里温（Yerevan）也相继沦陷。
“我们绝不认同残暴！”
一系列变故让穆罕默德三世苏丹心力交瘁，他茶饭不思，最终于1603年12月21日至22日夜间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37岁。他被安葬在阿亚索菲亚大清真寺庭院内的陵墓中。史料记载，穆罕默德三世身材矮小、体态丰满、肤色白皙、头发乌黑，身后留下了两个儿子（艾哈迈德和穆斯塔法）及多个女儿。
阿亚索菲亚大清真寺内穆罕默德三世苏丹陵墓的景象
此外，史料还记载，穆罕默德三世性情温和、仁慈、温顺、沉稳、端庄、敏感且极为虔诚。他坚持每日五次集体礼拜，每当听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都会起身致敬。他重视学者，鼓励学术发展，是苏菲派哈尔瓦提教团（Sufi Khalwati order）谢赫阿卜杜勒麦吉德·西瓦西（Abdülmecid Sivasi）的追随者。穆斯塔法·塞拉尼奇（Mustafa Selaniki）、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Ali）、霍加·萨迪丁埃芬迪（Hoca Sadeddin Efendi）等历史学家，以及内维（Nev'i）、巴基（Baki）等诗人均活跃于他统治时期。他还下令在麦地那修建了一所经学院（madrassa），伊斯坦布尔新清真寺（Yeni Mosque）的地基也在他统治期间奠定。
穆罕默德三世苏丹喜爱狩猎，还是制作弓箭的高手，总是随身佩戴剑和弓。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以“阿德利”（Adli）为笔名创作的诗歌语言真挚朴实，尽显其内心的细腻与敏感。其中，一句体现他对正义的坚守及对真主诫命的顺从的对句广为流传：
“我们绝不认同压迫，我们拥护正义我们寻求真主的怜悯，我们遵从祂的诫命。”
微型画描绘了穆罕默德三世苏丹与乐师共处的场景
“贤臣难觅”
1590年，穆罕默德三世（当时仍为皇子）在参拜阿布·阿尤布·安萨里（Abu Ayyub al-Ansari）陵墓返回途中，一些自称蒙受冤屈的法官（qadis）向他控诉安纳托利亚最高法官（kazasker）。穆罕默德三世展开调查后，发现最高法官确有过错，便将其解职。由此可见，他对“将国家事务托付给有能力者”极为重视，且心怀善意。但他的仁慈与温和也常被人利用。
穆罕默德三世在治国过程中，极大地依赖导师萨迪丁埃芬迪的建议。萨迪丁埃芬迪是“冷酷者”塞利姆一世朝臣哈桑·坎（Hasan Can）的儿子，先后成为穆拉德三世苏丹和穆罕默德三世苏丹最信任的顾问。穆罕默德三世甚至下令，所有决策都必须先咨询导师，因此所有维齐尔在萨迪丁埃芬迪面前都心怀敬畏。萨迪丁埃芬迪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开创的学者家族（ulama family）规模庞大，影响深远。
萨迪丁埃芬迪曾计划对军队进行重大改革：为改变耶尼切里军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他希望恢复州士兵（eyalet soldiers，军队的另一组成部分）在苏莱曼大帝时期的重要地位与权力。但他于1599年去世，改革计划未能实现。20年后，奥斯曼二世苏丹（Sultan Osman II）曾试图重启这一改革，却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自童年起便陪伴穆罕默德三世的“拉拉”（lala，负责皇子教育的官员，皇子登基后通常会任命其为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帕夏（Lala Mehmed Pasha）去世后，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群平庸官僚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心力交瘁。
“光明下的停滞”
穆罕默德三世登基后，首先参拜了先祖的陵墓。他恢复了“周五致敬仪式”（Cuma Selamlığı），即在周五祈祷游行期间，维齐尔可上前与苏丹讨论国家与民生事务的传统，这一举措点燃了民众的巨大希望。与喜爱奢华、性情温和的父亲不同，穆罕默德三世精简了宫中不必要的人员与娱乐活动，下令立即清偿宫廷债务，并开始过着简朴的生活。
尽管有说法称，穆罕默德三世因对阿尔巴尼亚裔母亲萨菲耶苏丹（Safiye Sultan）的敬爱与尊重，受其影响较深，但这种说法有夸大之嫌。登基后，为防止未来有人以“王位继承权”为由发动叛乱，他依据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制定的制度，下令处决了自己的兄弟。这一令他痛心不已的决定，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强烈不满，而这也是该制度的最后一次实施。
穆罕默德三世对欧洲政治颇为关注，他常阅读相关报告，并重视与英国、法国的外交关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送给他一架管风琴，穆罕默德三世通过英国大使向女王表达了感谢，但在大使离开后，他却下令将管风琴放在宫中自己看不见的地方。
穆罕默德三世统治期间，奥斯曼帝国虽未丧失领土，却进入了“停滞期”。这一时期，杰出的士兵与官僚日渐稀少，政府机构逐渐松懈，宫廷近臣的权力不断扩大，帝国会议（Divan-ı Hümayun，即Imperial Council）的影响力则不断减弱。不过，帝国的文化、艺术与科学领域仍保持着繁荣景象，未失往日光彩。
来源：土耳其驻华大使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