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3月8日，日本裕仁天皇将五位近臣召集到他在皇宫内的办公室里，近臣们落座后向他提出了一系列事先拟好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是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暗示给他们的。不久之后，一份概要由天皇的一位近臣转交给了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内容是根据天皇在当天上午以及之后三周内进
1946年3月8日，日本裕仁天皇将五位近臣召集到他在皇宫内的办公室里，近臣们落座后向他提出了一系列事先拟好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是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暗示给他们的。不久之后，一份概要由天皇的一位近臣转交给了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内容是根据天皇在当天上午以及之后三周内进行的另外4次口述整理出来的。这份文件就是昭和天皇的《独白录》。在这份独白录中，裕仁试图将自己描述成没有实权又远离政治的“英国式”立宪君主，除了两次例外，即1936年的“226事件”和1945年的投降，他一直避免干涉决策的决定，他还暗示对英美宣战是无可避免的，尽管他个人是反对的，可“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下的立宪君主，在战争行为发生时，我不能不同意东条内阁的决定”。
裕仁宣读终战(投降)诏书
裕仁的这番说辞被盟军驻日司令部(GHQ）接受，麦克阿瑟早就打定主意要做天皇的保护者，为此，他不能让裕仁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紧接着在GHQ和日本当局的授意下，所有受审的日本战犯异口同声地将本应由天皇承担的战争责任推到了东条英机身上。
战败前，裕仁曾是“神”的化身，世人很少能目睹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每当提及他，人们总会联想到这个战后塑造出的“和平主义者”形象。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很难想到这位文弱的天皇竟会是将千百万人推向死亡深渊的战争罪犯。
发起扩大战争的蛛丝马迹
众所周知，在军队势力崛起之后，日本政府和国会对军队根本无力钳制。按照成例，日本内阁中的陆相和海相都要由现役军人担任，日本陆军就多次利用这一规则，以不提交陆相人选的方式逼迫内阁集体辞职。日本陆军有一个大佬级的人物，著名的田中义一，他就因政府无法满足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联手陆相上原勇作逼迫西园寺公望内阁辞职，还作为幕后黑手炮制了臭名昭著的“21条”。皇姑屯事件时，担任日本首相的正是这位田中义一。这位呼风唤雨的田中首相，因为在汇报皇姑屯事件时前后不一致，失去了裕仁的信任，遭到了裕仁的严厉训斥，最后，裕仁对田中说了一句“不交辞呈吗”，就把田中从首相职位上辞退了。
1946年时的裕仁
大正天皇在位时，日本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大正民主”的民主化时期，政党政治也开始发端，裕仁继位后，他决定不再支持政党政治，转而实施以官僚为中心的集权化，这种集权最终演变成了二战时期的大本营统制。二战中，日本的全部军政事务都集中由大本营决定，大本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就在皇宫中办公，御前会议也成了决定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机制。
裕仁拥有着绝对权威，也身居决策层的核心位置，但他在大多数战争决策中都没有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究其原因，一方面，裕仁个人的军事素养较低，对战略问题的理解总是不尽透彻。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视他人意见，结果很多军事战略都是由将领们制定好之后，再由他拍板。77事变后的一系列决策就非常能体现裕仁有多少军事能力？′起初，它并不愿意全面与中国开战，因为他担心苏联从背后袭击，在与闲院宫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元谈起这一忧虑时，两人向他表示，不必担心陆军因中国战事就无力防备苏联，因为“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也就解决了”。裕仁召见近卫文麿等人，询问他们的意见，得到的答案也是“能够在三个月之内解决”，于是，对中国作战的计划就被批准。可是，事态很快发生了变化，日本在中国的军力明显不足，这时裕仁又提出“干脆把满苏边境的军队也调过去”，对于这个过于拙劣的建议，统帅部直接给了他“那不行”的回复。
在战略决策中既非发起者，又非主要策划者，这样的身份确实给裕仁逃脱战争罪责提供了便利，可他在战时发布的一些命令却留下了他主动发起、扩大战争的蛛丝马迹。在918事变中，裕仁曾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态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他还批准了对锦州进行空袭，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城市空袭。1938年12月2日，裕仁签发了第241号大陆令，对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也就是“三光政策”，要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裕仁在非常清楚所谓“平定华北”性质的情况下签署了这道命令，批准日军在华北进行三光政策的毁灭性作战。
对美宣战是裕仁最为着力推出的一项战争责任，但实际上，把日本推向与美国决战之路的最主要力量正是裕仁。在美国对日本实施制裁后，日本战略储备吃紧，日本面临着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撤出中国和东南亚，要么与美国作战的选择，此时，裕仁做出了必须在保留海军战力的前提下与美国媾和的判断。然而，石油储备日消月损，海军要想保持战力唯有自动出击。1941年9月，裕仁召见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永野上奏说“假使这里有一个病人，如果置之不理，肯定会死去，如果手术的话，有70%存活的机会，如果医生的诊断如此，就只能认为这是不得已的天命，今日事态正是如此……如果一味拖延时日，身心衰弱时再被迫作战，那就无能为力了”，裕仁回答“好吧，我明白了，”于是确定了对美开战的计划。
虽然事后，裕仁和他的近臣总是以颁布开战诏书是在偷袭珍珠港之后作为借口，辩称对美宣战是东条英机所为，天皇不得不追加却确认，可日本防卫厅偏纂的《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中的一段记载证明，裕仁不但认可海军“先下手为强”的战略，更是早就知道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全盘计划。1941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永野修身:“你说过，由于季风，登陆将会很困难，12月也能登陆吗？……海军的开战预定是在什么时候？”永野说:“预定在12月8日，”裕仁继续追问“8日不是星期一吗？”永野回答道:“我们认为休日后第二天最好，因为周末人们会玩得比较疲劳。”
美、日为天皇脱罪展开行动
从在战争中的作用来看，裕仁天皇虽然不是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但却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最大支柱，每逢日本国家战略走在岔道口时，裕仁又总是将日本推向扩大战争和侵略的方向，因此，完全应该把他定为首要战犯，东京审判的审判长就曾说过“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该被处以监禁”。可是，裕仁不仅没有被处以任何刑罚，甚至都没有作为被告被起诉，因为早在东京审判开始以前，麦克阿瑟就决定保护天皇，并将他排除在审判之外。
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出的唯一条件，美国也默许了这一要求，美国需要天皇向日军下达终战投降命令，以确保日军迅速、有序投降。在占领时期，美国也需要借助天皇及其政府来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保证美国在日本所推行的改革可以被日本人接受。然而，要让天皇免于起诉并不容易，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要求审判天皇的声音，为了压制国内的反对意见，麦克阿瑟给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一道“密电”，他断言，“没有发现明确且确凿的证据证明，过去的10年里，(天皇）可能参与了程度不同的、日本帝国的政治决策的确切活动……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与国事的关系大部分属于被动的，并机械地对辅弼者的建议做出反应”。其实，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根本就没有对天皇进行过调查。为了让杜鲁门政府感到压力，他还说，“对他的指控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产生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化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无限期的维持秩序”。
在麦克阿瑟压制美国国内反对意见的同时，裕仁和日本政府也为脱罪展开行动。他们将战败的责任推卸给了日本的全体国民。裕仁在战败后不久给皇太子明仁写了一封信，解释战败的原因，他说，“我国人过于相信皇国，轻视了英美。我军人过于看重精神，忘记了科学。明治天皇时期，有山县(有朋)、大山(岩)、山本(权兵卫)等陆海军名将，但这次，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人跋扈，不顾大局，知进不知退”，一番总结下来，唯独不提他自己的问题。天皇和政府的引导，让很多日本人都出现了为战败而自责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下，人们自然开始淡忘天皇的罪责，反而开始感激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圣断”将他们从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要保住天皇，还得让天皇的地位和未来美国人要在日本进行的改革充分契合，裕仁和日本政府都清楚，美国势必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因此，必须让天皇成为日本民主的化身。
裕仁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巡视，起初，日本政府还有人担心人们会因为战败和生活艰难而怨恨天皇，导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人间天皇”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如此情景让裕仁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替罪羊的不二人选
美国不打算审判天皇，反而为了保护他与日本政府协力合作，大多数日本人也不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皇室成员希望天皇主动承担责任，但他们的要求是裕仁退位，而非接受审判)，更对他非常的感激和拥戴。这使得裕仁逃避战争罪责“万事俱备”，差的只是一个“替罪羊”了。给裕仁当替罪羊，东条英机是不二人选，他是日本对美宣战时的首相，又是开启日本全面侵华的77事变的始作俑者，中美两大盟国对东条都恨之入骨，对于日本人来说，东条英机同样是一个万夫所指的角色，他把日本推向战败，让数百万人埋骨异乡，为了推进战争，他实行严厉的经济管制，让国内的民众忍冻挨饿，还为了压制反战言论大搞宪兵政治，他在战败后畏罪自杀，由于不敢切腹，他用希特勒送他的手枪射穿了自己的肺部却最终被救活，这一行为被美国人斥为“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日本人更是对他鄙夷至极。
法庭上的东条英机
东桥伤愈后被关押在巢鸭监狱，不久后，他的一位前下属在美国当局的默许下向他传话，他必须为了保护天皇活下去，东条接受了。在东条英机开始准备供词之前，麦克阿瑟的副手考特尼·惠特尼少将向日本前首相米内光政传达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希望以天皇不承担责任的方式保护(日本的)国体。”米内向东条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传达了这次谈话。轮番施压之下，东条在供词和法庭作证中遵循了日本政府对天皇在1941年对美宣战中作用的解释，“由于国家最高机关已经决定没有 其他选择，天皇不得不批准。” 与东条一起受审的战犯也出于保护天皇的目的，一致将战争责任推到东条身上，判决时，东条在全部55条罪行中犯有54条，成为罪行最多的首犯。
可以说，东京审判在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上毫无公正性和真实性可言，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由审判者和被审判者一起演出了一场事先安排好的戏。在审判进行的过程中，裕仁也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而他最关心的自然是东条英机的供词，据说，他还特意给东久迩亲王打电话，询问过东条受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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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罗汉松8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