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1月29日，上午9时，一群特务匆匆来到重庆“新世界”看守所，从关押的100余名志士中点出了32个名字，钟奇也在其中。

1949年11月29日，上午9时，一群特务匆匆来到重庆“新世界”看守所，从关押的100余名志士中点出了32个名字，钟奇也在其中。

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和难友们被特务押解上山，在松林坡刑场枪声突然响起，他身中27弹壮烈牺牲，那一年他年仅27岁。

在牺牲前的几个小时，这个27岁的青年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找到一个破旧的烟盒，用自己颤抖的手写下了给妻子最后的嘱托。

钟奇，1922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私塾先生，母亲则是一位温婉贤淑的传统女性。

在这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里，钟奇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父亲书房里的《左传》《史记》更是他少年时期最爱翻阅的典籍。历史人物中的忠义之士，成了他最早的人生榜样。

然而平静的求学岁月被炮声打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湖南。15岁的钟奇亲眼目睹了日机轰炸后的惨状。

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让这个少年他开始思考：个人的命运究竟该如何与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1938年武汉失守，湖南岌岌可危。钟奇随家人避难到湘西山区。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听说了延安这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940年，18岁的钟奇以优异成绩考入贵阳一所新闻专科学校。他选择了新闻专业，那是因为他坚信：笔杆子如同枪杆子，一样可以救国救民。

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他主编的校刊《晨光》以其犀利的文风和进步的观点，成为当地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使用“程岚”这个笔名，发表一系列抨击时弊、呼吁抗战的文章。

1945年，抗战胜利的欢呼声还回荡在神州大地，内战的阴云却已悄然聚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钟奇以《黔中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一次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招待会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站在台上的是周恩来，他对时局有着精辟的洞察，他语气平和却字字千钧。钟奇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中国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周先生让我看到什么是真正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政党。

这次之后，钟奇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国民主实践社”。凭借记者身份的便利，他承担起了与贵州地下党领导人联络的危险工作。

他的住所成了秘密联络点，他的采访包已然成了传递情报的工具。这个曾经只想用笔杆子救国的青年，现在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1946年，钟奇来到重庆，进入《和平日报》担任外勤记者。选择这家报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平日报》其前身是《扫荡报》。

虽然隶属国民党系统，但抗战胜利后进行了改组，再加上内部有不少的进步人士，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开展活动。

山城重庆素以多雾著称。但在钟奇看来，真正令人窒息的并非自然之雾，而是国民党统治下腐败、专制、压迫。

他的文章像一把把手术刀，试图解剖那个病态的社会，同时呼唤着人们的觉醒与反抗，他写道：“努力吧！让我们突破层层人为窒息的浓雾，寻取秋天的春天。”这“秋天的春天”，正是他为之奋斗的愿景。

这些充满激情和战斗力的文章，吸引了众多追求光明的读者。在湖南那片故土之上，有个叫萧德琪的年轻姑娘，便是其中深受触动的一位。

她毕业于长沙周南女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陶，而“程岚”笔下的文字让她由衷钦佩，她不仅篇篇都认真研读，还细心地把文章剪下来，精心装订成一本册子珍藏起来。

有时缘分就是很奇妙！

1948年春天，萧德琪到重庆探亲，经朋友牵线搭桥结识了钟奇。她发现眼前这位气质儒雅的年轻记者，竟然就是自己长久以来倾慕的“程岚”。

钟奇也被这个能透彻领会自己文字深意、又怀揣着相同理想的女孩深深打动。他们在嘉陵江畔悠然漫步，随着一次次交流，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贴近，进而坠入了甜蜜的热恋之中。

1949年6月，解放战争的硝烟越来越浓，战火快要烧到西南地区了。就在这个时候，钟奇和萧德琪不顾外界压力，在重庆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

没有隆重的场面，只有几个好朋友送来的祝愿，也没有装修奢华的新房子，只是租了一间普普通通的小屋子。可这对新婚夫妇却无比甜蜜幸福，因为他们坚信，两人正一起迈向崭新的时代。

结婚后的日子虽然甜蜜，但没持续多久。钟奇成家之后，丝毫没有放慢投身革命的节奏，反而比以前更忙了。

他依旧挥舞着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同时凭借记者这一身份，四处收集关于国民党军队的人员调动情况、城市防御工事部署等重要情报。

他频繁出入学校、集市和码头这些地方，仔细观察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给地下党组织送去了许多极具价值的线索。

萧德琪深知丈夫工作的危险性，但她从未阻拦。每次钟奇深夜才回家，她会留着一盏灯等他，每次钟奇出门去采访，她就在心里为他祈福平安。

后来她还主动学起了怎么处置机密文件、碰到突发状况怎样快速销毁证据，以及怎样辨别有没有特务在暗中盯梢。

曾经那个只是爱读他文章的女孩，如今已然变成了他最能干的小帮手，也是最坚定不移的革命伙伴。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1949年9月，萧德琪怀孕了。这个消息让钟奇欣喜若狂，却又平添了几分忧虑。他知道最艰苦的斗争即将到来，他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孩子出生。

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能看到新中国诞生，看到我们的孩子，该是多么幸福！

历史的天平正在加速倾斜。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到重庆，钟奇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知道胜利已经不远了。

10月下旬，第二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大西南挺进，贵州解放指日可待。

在这关键时刻，川东地下党向钟奇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以公开采访为掩护，携带一部秘密电台前往贵州游击队，建立联系接应解放大军入黔。

这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使命，但钟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深知电台对于孤军奋战的游击队意味着什么，这将是连接他们与主力的生命线。

他连夜准备行装，将最重要的文件整理好交给萧德琪保管。临行前他抚摸着妻子日益隆起的腹部轻声说：等我回来，我们的孩子就该出生了。如果是男孩就叫晓岚，如果是女孩就叫晓程。

然而，就在钟奇准备出发前夕，灾难突然降临。由于叛徒出卖，贵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凶残的特务在进行搜查时，发现了钟奇与贵州地下党之间的通讯记录。

这份证据立刻被电告重庆当局。军统特务闻风而动，一张黑网迅速撒向钟奇。

11月15日，萧德琪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尚在产床上的她，第一时间让护士给报社打电话，想把这个喜讯告诉丈夫。然而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听。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她的心头。

此时此刻，钟奇已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枣子岚垭136号国民党军统局稽查处“新世界”看守所。这里被称为“活棺材”，是无数革命者遭受酷刑、走向牺牲的地方。

审讯室里，特务头子冷笑着问：钟记者，何必为共产党卖命？你现在交代，还来得及。钟奇平静地回答：我不是为哪个党卖命，我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

皮鞭、烙铁烫在胸前发出滋滋的声音，老虎凳让他的双腿几乎断裂，种种酷刑试图撬开他的嘴获取地下党的秘密。#分享城市新鲜事#​

但钟奇咬紧牙关，拒不透露任何信息。他知道自己多坚持一刻，就能为组织和同志们多争取一丝安全，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多保留一份力量。

在短暂的清醒时刻，他最惦念的是刚刚生产的妻子和未见面的孩子。

他向同监的难友打听外面的消息，当得知萧德琪生了个男孩时，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有儿子了，叫晓岚，钟晓岚。”

11月29日清晨，钟奇预感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向看守要了一支香烟，在得到默许后，他小心地拆开烟盒，摊平内衬的薄纸。

没有笔他就用烧焦的火柴梗代笔，没有墨水，他就混合了伤口渗出的血和炭灰。在这张不足巴掌大的纸片上，他写下了给妻子最后的嘱托：

德琪：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程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封寥寥数语的遗书，字字千钧。

上午9时，牢门被打开，特务点出了32个名字。钟奇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衣衫，将烟盒遗书悄悄塞进墙角砖缝，随后坦然走出牢门。

在歌乐山松林坡，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钟奇和难友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的口号。枪声响了，他身中27弹，与他27岁的年华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巧合。

而在山城的某个角落，他挚爱的妻子萧德琪，正抱着他们未满月的儿子钟晓岚，在渐冷的寒风中，期盼着丈夫的归来。

她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密集枪声，心中掠过不祥的预感，但仍在痴痴地等待。她不知道那个写下“一定要再结婚”的男人，已牺牲在了歌乐山上。

10天后重庆解放。萧德琪等来的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当她从地下党同志手中接过那张沾满血渍的烟盒纸时，晕厥了过去。

醒来后她抱着婴儿，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丈夫的遗书。“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这成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使命。

此后的岁月里，萧德琪没有再婚。

如今，歌乐山上的松林依然苍翠，当年的刑场已建起庄严的烈士陵园，钟奇烈士未能亲眼看到“秋天的春天”，但他和无数先烈用鲜血浇灌的土地，终于迎来了春光明媚的新中国。

这春天，如今已然常在。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