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 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从儒家的政治立场和当朝的政治需要出发，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苦心孤诣的巧妙构思，在留下丰富史料的同时，巧妙隐蔽地为襄阳习氏编造了一个华丽的先世和诗书传家、尊重礼法的门风形象; 通过对当朝襄阳诸牧守形象的精心刻画，拉近了襄阳习氏与东

作者叶植先生为湖北文理学院汉水与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摘 要: 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从儒家的政治立场和当朝的政治需要出发，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苦心孤诣的巧妙构思，在留下丰富史料的同时，巧妙隐蔽地为襄阳习氏编造了一个华丽的先世和诗书传家、尊重礼法的门风形象; 通过对当朝襄阳诸牧守形象的精心刻画，拉近了襄阳习氏与东晋朝野的关系，为其家族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因此，在采用《襄阳耆旧记》时，需要对习凿齿创作的成分加以甄别。

如所周知，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和《晋承汉统论》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要将魏晋鼎革定性为一个正义势力消灭一个反动势力，力证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是一个伟大的合法政权，晋应越魏继汉，主张采用其晋灭魏建国理论取代魏晋禅让理论，为司马氏篡魏编造了一个美丽谎言。而鲜为学术界注意的是，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同样夹带隐藏着诸多的政治内容，并非只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那么简单。

习凿齿所撰《襄阳耆旧记》在留下大量珍贵史料的同时，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苦心孤诣的巧妙构思，从儒家的政治立场和当朝的政治需要出发，臧否人物，笔点金石，对出守襄阳的当朝牧守一律用文学创作手法加以塑形，成功地创作出“羊公”、“杜父”、“山公”等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以取悦当朝并流传后世; 《襄阳耆旧记》中的人物小传均夹带有衬托襄阳习氏的目的，隐蔽地为襄阳习氏杜撰出一个高贵世系等。本文试就这一方面的问题简述如次，以就教于同仁与方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襄阳耆旧记》五卷本宋以后散佚。北宋词人贺铸多有题疑的是书已是“记述无伦贯”的“非全书”，宋襄阳太守吴琚刻于右漕司 郡 斋，明嘉靖间有过重刻。乾 隆 五 十 三 年（1788) ，任兆麟对重刻本加以订正后厘为三卷，收入心斋十种本。光绪二十五年( 1889) ，襄阳人吴庆焘将任本辑补为五卷本《襄阳耆旧记》，增加了山川、城邑部分。吴氏深以找不到郡斋本为恨。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惠贤先生的《校补〈襄阳耆旧记〉》和 1999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焚、张林川教授校注的《〈襄阳耆旧记〉校注》，也只是对吴本的辑补与校注。

2013 年夏，笔者有幸在上海图书馆意外找到了未分卷的该善刻本，发现亦非习氏原书，其内容被后人续写至五代之梁，且无原书之山川、城邑部分，先贤中居然还有习凿齿本人的传，这应是吴琚改称为《襄阳耆旧传》、任氏将其重新厘订的原因所在。刻本中屡见将《襄阳耆旧记》称为《襄阳耆旧传》，且所记人物往往晚至习凿齿身后等诸混乱现象的根本原因也当在此。但审诸文字，其前部分应为习氏原作无疑，仍可视为《襄阳耆旧传》的祖本。以上版本虽均非原本，但大致保留了原书的概貌和内容，以诸如此残本作为本文分析研究的依据，当不至大误。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往往以鲜明的政治立场，纤毫不露地将一个个历史人物“点石成金”或“点金成石”，现分述如下:

（一）庞德公与刘表

后汉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琴书自娱，睹其貌音，肃如也。荆州牧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谓公曰: “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 “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 龟鼋穴于深泉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趋舍行止，亦人之巢宄也，但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每释耕于陇上，妻子耨于前。表诣而问曰: “先生苦居畎亩之间而不肯当禄，然后世将何以遗子孙乎?”公曰: “时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 之 以 安，虽 所 遗 不 同，亦 不 为 无 所 遗也。”表曰: “何谓?”公曰: “昔尧、舜举海内授其臣而无所执爱，委其子于草莽而无矜色，丹朱、商均至愚下，得全首领以没; 禹、汤虽以四海为贵，遂以国私其亲，使桀徙南巢，纣悬首周旗，而族受其祸，夫岂愚于丹朱、商均哉! 其势危故也。周公摄政天下而杀其兄，向使周公兄弟食藜藿之羹，居蓬嵩之下，岂有若是之害哉! ”表乃叹息而去。

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司马德操尝造公，值公渡沔，上先人墓，操径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来就公谈论。”妻子皆奔走供设。德操少德公十岁，以兄事之，呼作庞公也。人乃谓“公”是德公名，非也。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讬言采药，因不知所在。《先贤传》云: “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境者，皆德公之题也。” 其子先( 人) ［民］，亦有令名，为魏武黄门吏部郎，早卒。子焕，字世文，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去官，还乡里，里人语曰: “我家池里龙种来归。”乡里仰其德让，少壮皆代老者担。德公从子统。

作者从直叙庞德公的日常生活层面入手，将其描写成一位乡贤宿德: 他心性平和，摒弃俗累，追求无名平淡、俯仰自如、超逸尘俗、高朋满座。通过其不入荣利之途，躬耕畎亩，夫妻相敬如宾，琴书自娱，表现其心怀恬淡，情操高尚的一面。继而写贵为帝冑、镇南将军、荆州牧、武成侯的大名士刘表数度派人延请他入幕荆州，在均遭拒绝之后，刘表遂纡尊降贵亲自出马，在其耕地的田垄等候，恳请他出山报效朝廷。本该心怀感激的庞德公不仅没有接受其盛情邀请，而且毫不留情地当面对刘表予以奚落、讥讽，将其噎得哑口无言，怏怏而归。用刘表的庸俗功利反衬庞德公的洞见、清雅、朴素与澹泊名利的隐士品格。

接着描写庞德公与诸葛孔明、徐元直和司马德操等高人雅士随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凸显庞德公交友诲后生，心性宁静、率真质朴、重情重义真性情的一面; 以其祭扫先人墓这一举动，显扬其拥有东汉以来所极力倡导的孝行美德。

行文至此，笔锋一转，对庞德公的叙述在其非日常的一次性行为之后戏剧性地打住: 庞德公携妻挈子，托言采药，登鹿门山而去，一如泥牛入海，一帧渐行渐远的背影转瞬之间定格于永恒，揭示这一人物绝对地高洁隐逸———庞德公者，真隐士也。从那以后，其幽栖山中的余生，仿佛传统山水画中的空白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最后引用《先贤传》之言，赞庞德公品题诸葛亮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是具知人之鉴，并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庞氏家族在德公的教化下，阖族阳光和谐、尊老爱幼、代代人才辈出，意在说明庞氏家族的兴旺发达有着深厚的文化道德根基。

其实，真实的庞德公不过是一位在襄阳民间一个有限范围内较孚众望的乡间老叟。其夫妻于耄耋之年携子就近隐入对岸的鹿门山采药不归未必是事实，很难经得起推敲，但经习凿齿这么一烘托渲染，庞德公俨然一位高尚的世外高人，所叙述的文字几乎被《后汉书·隐逸传》全文照录，布衣庞德公从此一变成为著名的隐逸高士、历史名人而载入史册，其所谓的隐居地襄阳鹿门山一举成为名扬天下的隐山。后世隐居或被标榜为隐居鹿门山者历朝不绝，唐孟浩然、张子容、皮日休、庞蕴是其显例，而习凿齿塑造的庞德公隐居鹿门山不归形象的影响无疑起了关键作用，可谓点石成金。

同时，让一位位高权重、品行高贵、学识渊博、纡尊降贵、礼贤下士、政绩卓著、本该受到礼赞的优秀地方高官刘表，在有意无意之中遭受很大的伤害，成为一个有些让人生厌的负面角色，其阴影不仅至今挥之不去，还不时被恣意放大。其对刘表形象的讥讽性描述与对当朝牧守的一味颂扬迥然不同，可谓点金成石。十分注重人物政治立场的习凿齿，如此对待刘表，不能不说是对其在汉末坐拥大荆州期间，不奋力捍卫朝廷，任由篡逆奸邪横行坐大，终至汉室倾覆行为的极端反感与鄙夷。

（二）黄承彦

黄承彦，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 “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 “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在此，习凿齿仅用寥寥数语就将黄承彦与诸葛亮成为翁婿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前三句形象地介绍了主人的身份地位与性格特征; 接着描述黄承彦主动将其自称有才华的丑女嫁给诸葛亮的过程; 最后描写这一桩姻缘成为当地人的笑料。通过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小故事，将寄人篱下的诸葛亮如何轻易得到一位贤内助，如何成为襄阳黄家、蔡家、荆州牧刘表等大族高官的重要亲戚讲述得明明白白，匠心独运，让人倾倒。汉南名士黄承彦就这样定格于人们的脑海中，不时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思。若按图索骥，不难发现，襄阳黄家就是汉初受封为邔严侯的黄极忠的后裔，汉末曾任大司农与司徒的黄尚或为黄承彦之祖。诸葛夫人的娘家在汉水南岸的汉邔县城内，是研究诸葛亮的家庭、社会关系及其成才的重要资料。

（三）蔡瑁

后汉蔡瑁，字德珪，襄阳人。性豪自喜，少为魏武所亲。刘琮之败，武帝造其家，入瑁私室，呼见其妻子，谓曰: “德珪，故忆往昔共见梁孟星，孟星不见人时否? 闻今在此，那得面目见卿耶?”是时，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瓒字茂珪，为鄢相。琰字文珪，为巴郡太守，瑁同堂也。永嘉末，其子犹富，宗族甚强，共保于洲上，为草贼张如所杀，一宗都尽，今无复蔡姓者。

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竟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 魏武从事中郎、司马，长水校尉、汉阳亭侯。武帝虽以故旧待之，而为时人所贱，责其助刘琮、谮刘琦故也。魏文作《典论》，以瑁诫之，曰:刘表长子曰琦，表始爱之，称其类己。久之，为少子琮纳后妻蔡氏之姪，表遂爱琮而恶琦。瑁及外 甥 张 允，并 得 幸 于 表，又 睦 于 琮。［琮］之有善，虽小必闻; 有过，虽大必蔽。蔡氏称美于内，允、瑁叹德于外，日月以之，而琦益踈，乃出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瑁、允阴伺其过缺，随而毁之，美无显而不掩，缺无微而不露。于是，忿怒之色日发，诮让之书日至，而琮竟为嗣矣。故曰: “容力生于身踈，积爱出于近习”，岂谓是耶? 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不能安其身，君臣则然，父子亦犹是乎? 后表疾病，琦慈孝，瑁、允恐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讬后之意，谓曰: “将军令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亲之叹，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相见。琦流涕而去，士民闻而伤焉。表卒，琮嗣立，以侯印与琦，琦怒而投之，伪辞赴丧，有讨瑁、允之意。会王师已临其郊，琮举州请罪，琦遂奔于江南。

第一自然段，轻轻几笔将不为人知的蔡瑁与曹操的关系及个性风格展露无遗。对蔡瑁的居地、产业、社会关系、家族势力及其覆亡等情况进行了鲜活描写:称蔡家是汉末襄阳最豪盛的家族，其父蔡讽的姐姐———蔡瑁的姑母嫁给了太尉张温; 蔡讽的大女儿———蔡瑁的大姐嫁给了沔南名士黄承彦; 蔡讽的小女儿———蔡瑁的小姐姐嫁给了刘表，为刘表的后妻; 蔡瑁的堂兄弟蔡瓒和蔡琰，分别出任鄢相和巴郡太守，是主要靠关系发家的奢侈豪族，暗示曹操夺取荆州，蔡瑁有主动配合意愿和作内奸的嫌疑。“鄢相”二字还透露宜城的前身鄢县，在汉末时为王国封地，是研究两汉至六朝时期襄阳地区经济社会史难得的重要资料。

第二自然段，介绍蔡家在蔡洲上自成一土围子，如何盛极而亡，终罹覆族之祸，兼带反映了西晋末年起义于南阳的王如流民军对江汉地区的劫掠与破坏。

第三自然段，讲蔡瑁投靠篡政的曹魏以后，虽受到曹魏政权的抬爱与重用，享受封侯拜将的优待，却因其谮毁刘琦、暗助刘琮继承刘表荆州大位的卑劣行径而为世人所不齿。

最后一自然段才用来讲述蔡瑁是如何离间刘表、刘琦的父子关系，帮助刘琮夺得大位的。通篇只是层层深入递进地简单叙事，爱憎却俱在其间，是习凿齿写作的典型风格与魅力所在。事实上，蔡瑁是汉末至三国前期荆州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担当、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除其助刘琮继位有伤儒家纲常教化外，其他行事并无多少可非议之处。刘表牧荆州的二十年间，荆州安定富裕、人文鼎盛局面的出现与保持，蔡瑁居功至伟。蔡瑁力劝刘琮降曹也是审时度势的合理举措，是当时荆州朝野的普遍共识，何况当时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随后，曹操南下东进，东吴朝野同样处于一片迎降声中。此是习凿齿运用春秋笔法、点金成石的又一成功案例。

襄阳设郡始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习凿齿对出任襄阳的当朝牧守，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选用几个典型事迹精心构思，将其逐个塑造成为高大的正面形象。其中，以羊祜、山简刻画得最为成功。

（一）羊祜

晋羊祜字叔子。武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及卒，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 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谈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郞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望远，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湛曰: “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祜卒后，襄阳百姓于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兴。初为荆州诸葛亮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时人始服其才也。

文中劈头简括羊祜的功绩，渲染他病逝后众人为之恸哭状，烘托其仁德深厚。一个胸怀雄韬大略、勤政爱民、深得民心的好官形象跃然纸面，与司马迁《李将军列传》、《五帝本纪》等篇章的叙事风格颇有几分神似，行文简洁，独具艺术感染力。

其次撷取羊祜在襄阳时的生活片段，追忆他热爱自然，珍惜生命，登临岘山，叹宇宙无限，天地永存，悲人生短促渺小，建功立业、垂名千古之不易，非常契合国人的精神情愫与心理历程，读之倍感真实亲切，极富情感，能产生强烈共鸣。与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所描写的大江东去，“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意境何其相似乃尔! 文中借助羊祜之口，点明他对岘山情有独钟，为后文襄阳百姓于岘山立碑建祠埋下伏笔。

最后简述“堕泪碑”的来由，以示羊祜将流芳百世的不争事实，从此“但有岘山，便有太傅”，望者莫不流泪，杜预名为“堕泪碑”。且毫不含糊地附带介绍撰碑人———工书善文的李兴。选择这位当初曾为襄阳隆中诸葛亮宅写过碑文的李兴为羊祜撰写碑文，渲染羊祜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李兴纪念诸葛亮和羊祜的两篇碑文都是优美的传世杰作。

在“羊祜”这篇短文中，惜墨如金的习凿齿竟用了五个近义动词———“号恸”“哭”“泣”“流涕”“堕泪”———以示失去这位仁德官员给时人带来的伤痛之真之深之切。拔高过誉甚明。放情丘壑、登高置酒吟咏是魏晋士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羊祜的言行在当时并无特别过人之处。他于立功、立德、立言方面的杰出贡献，不少是得益于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和《汉晋春秋》的渲染。

羊祜之所以获得了朝廷的超拔重用和过誉褒奖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世代崇儒相标榜、鄙夷曹氏篡政的司马氏，却通过多次流血政变篡夺了曹魏政权，其政权不具合法性，其行为摧毁了人伦法理等人们固有的道德价值观，官僚士人多与之离心离德，或避而远之。惟羊祜用自己的言行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个政权的统治，他“自出身以暨于终，忠言不辍于口，嘉谋不废于心，仪型言行，动为世范”，密呈的灭吴方略在其去世两年后为朝廷采用，使西晋成功地完成了同轨两汉的国家统一大业，部分冲抵了西晋统治者的负罪感，极大地卸掉了司马氏的道德包袱。其行为起到了维护西晋政权稳定、楷则当世的作用。虽然此，而真正使羊祜名闻天下的是上述登岘山所发的那番富有哲理的感慨，这无疑得益于习凿齿的传神之笔

山简于“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纲不振，朝野危惧”的西晋王朝灭亡前夕，从吏部尚书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后加督宁益二州军事，形式上掌控着（今）鄂、湘、桂、粤、川、黔广大地区的军政大权。这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门名士，非但没有像羊祜、杜预、刘弘镇襄阳时那样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安定一方、拯救危局，而是“唯酒是耽”、不屑事事、得过且过。他治理襄阳不到三年时间，天灾人祸从未间断，江汉地区遭受了空前劫难。和其前任刘弘、高密王略皆深得江汉民心相比，自山简代镇后，“南夏遂乱，父老追思弘”，更不要说与刘弘以前政声延誉的羊祜、杜预相比照。伴随着西晋的灭亡，山简也无所作为地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休止符。永嘉五年( 313年) ，60 岁的山简死于其避难的夏口( 在今湖北省武汉) 。

然而，山简这种“唯酒是耽”之类的误国误民行为、行事方式及其生活哲学亦被习凿齿的如椽巨笔点石成金:

晋山简字季伦，司空涛子。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 “山公出何许? 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 。举鞭问葛强: ‘何如并州儿?’”强家在并州，简爱将也。时乐府伶人避难，多奔沔汉。燕会之日，寮佐或劝奏之，简曰: “社稷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乐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就是这么一位耽酒误国的“高阳酒徒”之历史形象，在习凿齿的笔下居然华丽地转身为一个熠熠生辉的文学形象。他年届六旬、位高权重，几乎无日不来习家池恣意醉饮，声称习家池是他的“高阳池”，自嘲为“高阳酒徒”。每当酩酊大醉，便一无所知地倒卧车内，被拉回城中。偶尔也会醉眼朦胧地骑马而归，浑然不知地把高高的白色接 帽反戴在头上，歪三倒四地用马鞭直指其山西籍爱将葛强，唇舌发僵地问: 我的酒量和你这个并州儿相比，咋样? 其旷达豪放的言行，在当地妇孺皆知，街头稚童甚至习惯于拍手欢唱一首关于他醉酒的儿歌。从此，山简成为一位超凡脱俗、气度宽宏、情致高雅的非常名士。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雄镇一方，沉毅稳重，镇定自若，表现出的是风流放达的真性情，特立独行的真名士风范，颇为后世官僚士人所称道。

被习凿齿重塑的山简形象影响极大，一跃成为一个放达不羁、不屑事事、落拓不群的偶像，引来众多的追求者竞相膜拜，传颂千古，赞颂倾羡的诗文数以百计。例如，金国著名诗人李俊民赞道:

“日日山公载酒过，醒时常少醉时多。

儿童拍手阑街笑，惊破沧浪一曲歌”

李白对山简的行为佩服得五体投地，称羡不已：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

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时，酌酊高阳下。

头上白接 ，倒著还骑马。

岘山临汉水，水渌沙如雪。

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诗人笔下的山公过的是一种何等风情浪漫、潇洒豪爽的真名士生活! 而对襄阳人民于岘山上纪念羊祜立的“堕泪碑”反而不屑一顾。虽说文人们的诗文往往只论一隅而不及其他，但主要是受习凿齿所构山简形象影响所至则无疑问。显然，在世人心目中，山简的文学形象几近覆盖其历史形象。只有极少数诗人对历史人物山简其人的放荡行为给予过讥评。宋陈长方在其《山简习池》中哀叹:

夷甫清言百不知，山公日醉习家池，晋朝将相元如此，石勒刘渊自奋飞。

宋俞德邻撰《佩韦斋辑闻》卷二云：

予于北士家见二诗，其一读史诗曰:

襄汉云屯十万兵，习池酩酊不曾醒。

纷纷误晋皆渠辈，何独王家一宁馨。

明王志坚 认 为“山 简 嗜 酒 酿 乱，不应以习池为美谈”。这些批评用来指责山简的行为举止无疑是中肯的。山简是《襄阳耆旧记》中习凿齿精心构思、激情创作最为成功的历史人物，山简醉酒高阳池的儿歌无疑经过习氏的加工、整理，甚或完全是由其创作出来的。儿歌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无不流露着习氏独有的写作风格。门阀制度笼罩下的西晋社会，襄阳街头的小儿根本不可能当街如此齐声高唱嘲笑山简酒后言行失态的儿歌。该书中有关山简的文字被《晋书》编撰者全文录入其《本传》中。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用力最勤的是，巧妙隐蔽地为襄阳习氏编造了一个华丽的先世。

（一）习郁

《襄阳耆旧记》所涉及的习氏家族成员中，习郁是习凿齿构思得最为奇妙精心的一个人物。他将这位先祖巧妙地分别放在书中的《人物》“习融”条和《山川》“鹿门山”条、“岘山”条三个地方，让其形象渐次丰满，隐蔽成型。作者在完成“宋玉”、“庞德公”、“庞统”、“王逸王延寿父子”、“蔡瑁”、“杨虑”、“杨仪”、“繁仲星”的小传以后，才简短地将本该置于宋玉之后、王逸之前单独重点介绍的习郁附记于其父——“习 融”之后:

后汉习融，襄阳人，有德行，不仕。子郁，字文通，为黄门侍郎，封襄阳公。

通过简介习郁之父习融的方式，交代习郁的家庭背景，用字极简，姓名、籍贯、德行与政治倾向压缩在 10 字以内。貌似不经意的“不仕”二字，不动声色地与西汉末期的王莽政权一刀两断，旗帜鲜明地标榜襄阳习氏反对王莽篡政、忠于汉室的政治立场。随后仅以 14 字让主人公习郁登台亮相，通过其名与字巧妙地强调习氏宗儒的家族思想文化背景; 简介习郁的官爵，透露了襄阳习氏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

在《山川》部分的“鹿门山”条中，再提习郁:

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之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

习氏借一则神奇故事，回叙其功绩、官职及其被加官进爵之原由，将襄阳习氏的兴起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挂钩，轻轻几笔使得襄阳习氏在悄无声息之中成为东汉政权的开国元勋，给襄阳习氏笼罩上一层神秘而高贵的面纱，再次让鹿门山呼应前述庞德公的隐逸之行。

在“岘山”条中三提习郁:

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将亡，敕其儿曰: “必葬我近鱼池。”池边有高堤，皆种竹及长楸，芙蓉覆水，是游宴名处。山季伦每游此，未尝不大醉而还，恒曰: “此我高阳池也”。岘山下有汉水中，［出］鳊鱼，肥美。尝禁人采捕，以槎头断水，谓之“槎头鳊”。

略写习郁对范蠡之心摹手追，并引用其临终遗言:“必葬我近鱼池”，暗示习郁类乎春秋时对越国有再造之功的范蠡，引导我们将二者相比照: 功成之后的范蠡急流勇退，悄悄去吴适齐，经商致富，得免杀身之祸; 习郁则欣逢盛世，退隐习家池，体现习郁人品高尚、东汉世道昌明。文中还对习家池的位置、规模、形式、植物等进行了一番勾勒，侧写习郁是一位功成身退、澹泊人生、情趣高雅的达官显贵，艺术地将习郁创建的私家园林推向了外界，传递出襄阳习氏不仅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而且人才辈出，家族富足等系列信息。

最后重点推出山简这位两晋期间出仕襄阳的名宦，以之为桥梁连接襄阳习氏家族与晋朝上层名流，衬托出襄阳习氏家族在东晋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与显赫。如此，一个地位显赫、政治立场坚定正确、生活情趣高致儒雅、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庞大、门风谨严、与晋朝高层联系密切的襄阳习氏，便不知不觉地印入读者的脑海。

纵使连缀仿佛随意散落书中的 3 篇于一体，习凿齿在这位着墨较多的人物身上用字亦不到 300，可谓惜字如金! 作者叙事冷静，剪裁得当，勾画形象清晰鲜明，给人印象理性权威，尺幅之间便粗陈了习郁的一生。为襄阳习氏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家族背景。族人习嘏藉此机会进入荆州署衙，使襄阳习氏继后汉、三国之后，再次跻身郡姓并久列仕林，家族从容地和东晋上层建立起密切联系。从此，习家池作为山简这种生活方式的载体，化为一种象征，愈加名扬天下。

笔者认为习郁被封为“襄阳侯”的说法有不少存疑之处:

其一，侯国是对东汉建国有重大贡献的功臣才可能享有的一种特权，封地面积均较广大。一位在正史中连姓名都不曾出现过的士人要在东汉初期获得如此爵位实非易事。其饱读诗书、品行端方的后人中也不见有人袭爵和出仕，这在受封为侯国的功臣中实属咄咄之怪事。

其二，《汉书·百官公卿表》没能找到习郁这位襄阳侯。虽然学者研究表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封国确有遗漏，但即使《襄阳耆旧记》所载习郁的履迹官职属实，如此功勋要享受县侯的封爵恐有相当难度。

其三，与《襄阳耆旧记》所载扞格的是，两汉一直有襄阳县的设置，理应不再有襄阳侯的存在。《后汉书·郡国志》在记载南郡 17 县中之中庐、华容、邔、宜城、鄀、临沮、枝江七县为侯国时，却明言襄阳为县。

其四，习郁本人也好，习氏家族也好，都没有住在襄阳城中的文字记载，其行为与县侯的身份显然不符。

其五，习郁如为襄阳侯，理当官居京师洛阳，若居于襄阳城则属外放，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更何况说其居于襄阳城南 7 里、岘山南麓的习家池。

其六，《襄阳耆旧记》载习郁与光武帝同日同梦见苏岭山神，明显是不合常理的杜撰。纵使真有其事，习郁当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肆张扬，更遑论建祠纪念。文中的“苏岭”、“鹿门”还让人十分眼熟，它取典于一个时人耳熟能详的人物故事:

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发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九《乐部十七·琴下》

以出自名人名典的“苏岭”、“鹿门”为山名自然有利于提高其山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渲染哄托其隐逸氛围。不过，习凿齿给该山冠以鹿门之称的意义恐远非仅此而已。习凿齿所喜爱的《诗经》有《鹿鸣》篇，被制成宫庭雅乐一直流传至汉晋时期。据《东观汉纪》载，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十年( 67年) 再次回到祖地舂陵，在其祖宅“召校官子弟 作 雅 乐，奏《鹿鸣》，上自御埙箎和之，以娱宾客。”］鹿门山脉之东端正是明帝之祖居地舂陵白水乡，二者间直线距离大约百里。习凿齿取山名为鹿门，将《诗经》、东汉皇室、帝乡三者密切地联系起来，其意识形态之鲜明，斑斑显见。

其七，两汉时的南阳盆地封侯不少，如互乡侯张温、邔侯黄极忠、宜城侯孙程、临沮侯史泛等均有明确记载，习郁如被封为襄阳侯而无记载的可能性很低。

其八，六朝时最讲门第，“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 考 其 真 伪”， 达 到 了“甄 析 士 庶 无 所遗”的完善程度。习郁若果真是后汉初勋德并茂之开国元勋，确曾官拜大鸿胪且受封为县侯，又以经明修行的家风传世，其后理应世居高位，多在载籍。即使不是世家，也要远远高于乡豪，更不会默默无闻地居于南郡北鄙一小县的乡间。《晋书》视其族“世为乡豪”，习氏自称为“荆土豪族”，终东汉之世，正史上不见有习氏士人出仕朝廷。唐代官修《晋书》时，十八家《晋书》、《晋阳秋》、《续晋阳秋》尤其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史著及众多族姓的谱牒尚在，断不至于将只会高看一眼的史学名家的出身搞错。“有司选举，必稽谱籍”的选官们也不会让习凿齿从一个小小的州从事做起，更不会常常受到一些原本并非中原高门的所谓南下东晋高门子弟的歧视与鄙夷。

其九，按东汉葬制，襄阳侯习郁墓的规制应该不小，是襄阳习氏的重点祭祀对象，即使被盗，也应当恢复地面封土与享堂，供族人祭拜。可习凿齿却云“后，贼发其汉末先人墓，掘习郁冢作炭灶，时人痛之”( 详后) ，便再无下文。后汉末至西晋时期，漫延于全国的盗墓之风也波及襄阳，当时襄阳东门外的刘表墓正是于此时被盗掘。习凿齿特意称说习郁墓被盗于汉末，是否意味着想借汉末普遍的盗墓行径，为这位所谓的“襄阳侯”殁后地表却无侯一级的葬制作掩盖呢?

综上所述，习郁封襄阳侯的可能性不大，既非县侯，那么是否是一位东汉初年分封数极少的乡侯或亭侯呢? 《水经注·沔水中》载:

沔水又东南径蔡洲 …… 又 与 襄 阳 湖 水合……( 襄阳湖水) 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 其 水 下 入 沔。 沔水西又有孝子墓……。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东南径邑城北，习郁襄阳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东合洞口……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

孝子墓在习家池南三里，现保存完好，为襄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水今讹作渭水，在宜城市小河口入汉。沔水经岘山、习家池、孝子墓过邑城后汇入维水，邑城应在孝子墓与小河口之间不足 30 里范围内。如此说来，习郁的封邑并不在襄阳县治所的汉襄阳城，而是在习家池南约 20 余里的邑城。今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的大型战国至六朝时期遗址———欧庙遗址的延续时代、分布面积与绵延千余年的襄阳豪族习氏相当，其地正位于汉襄阳、中庐、宜城三县之间。东面隔汉水便是秦丰的黎丘城，石泉先生考证为汉邔县所在地。果如此，这里应该就是郦道元所言的习郁封邑邑城所在地或离邑城不远。但是，两汉时期地处欧庙一带的邔县另有两位县侯，一位就是前述西汉初年受封的邔严侯黄极忠，直到三国时期其家族仍十分兴盛，是襄阳著名的大族，汉水东岸有其家族墓地。

另一位封侯的来头更大，他是后汉光武帝的族父刘歙之子刘柱:

泗水王歙字经孙，光武族兄也。歙子终，与光武少相亲爱。……更始立，歙从入关，封为元氏王，终为侍中。更始败，歙、终东奔洛阳。建武二年( 26年) 立歙为泗水王，终为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燀为堂溪侯，奉歙后。终居丧思慕，哭泣 二十余日，亦薨。封长子柱为邔侯，以奉终祀。——《后汉书·泗水王歙传》

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邔( 严) 侯是确确实实存在并受封于西汉初期。2004 年，在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镇松栢村六组发掘了 4 座汉武帝前期的墓葬，一号墓出土的 35 号木牍上三次提到邔侯。一个小县能否再置第三个侯国颇值得怀疑。再说，襄阳侯习郁及其后嗣如何能居住到邔县的县邑，其园囿庐墓却在襄阳县南之习家池，而其爵称又为襄阳侯呢?故笔者认为习郁受封为侯的事可能纯系子虚乌有，为习凿齿虚构。否则，很难想象一位名士会主动拿自己最感荣耀的先祖墓被盗说事。习郁的居地应该就在习家池，习郁将其宅第和墓地都放在习家池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明。

( 二) 习珍、习温父

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孙权杀关羽，诸县响应。欲保城不降，珍弟曰: “驱甚

崩之民，当乘胜之敌，甲不坚密，士不素精，难以

成功。不如暂屈节于彼，然后立大効以报汉室

也。”珍从之。乃阴约樊胄等举兵，为权所破。

珍举七县，自号为邵陵太守，屯校夷界以事蜀。

潘濬讨珍，所至皆下，唯珍所师数百登山。

濬数书喻使降，不答。濬单将左右，自到山下，求共交语。珍遂谓曰: “我必为汉鬼，不为吴臣，不可逼也。”因引射濬，濬还。濬攻珍，共攻月余，粮箭皆尽，曰: “受汉恩厚，不得不报之以死; 诸君何为者! ”即伏剑自裁。刘备闻珍败，为发丧，追赠邵陵太守。张邵伯难习宏，曰: “若亡国之大夫，不可以访事; 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则商之箕子，当见捐于昔日，赵之广武君，无能振策于一世也。” 后，贼发其汉末先人墓，掘习郁冢作炭灶，时人痛之。珍子温。

诚如所言，则习凿齿的先祖习珍，在刘备拥有荆州和江南四郡后，未随先主刘备入益州，而是被刘备署为零陵北部都尉、裨将军，辖有七县，在版图不大的蜀汉无疑是封疆大吏，是一位智勇双全、为蜀汉的正义事业壮烈牺牲的英烈。

习珍死后，其子、孙继续任显宦于东吴:

习温，识度广大，历长沙、武昌太守，选曹尚书，广州刺史。从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迹，不结权豪。饮酒一石乃醉。有别业在洛上，每休沐，常宴其中。长子宇，执法郎，曾取急趋车乘道，［宾］从甚盛，温怒，杖责之，曰: “吾闻生于乱世，贵而能贫，始可以亡患，况复以侈靡竟乎?”潘［濬］见习温十数岁时，曰: “此儿名士，必为吾州里议主。”敕子弟与善。温后果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晋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别立大中正。］［潘］秘过辞于温，问曰: “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 “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

文字中的习温是襄阳习氏又一位谦卑自持、谨言慎行、明察世事、家教谨严的谦谦君子。其子习宇是一位就职于东吴、少年得志、颇有前途的青年才俊。同仕于吴的同州人潘濬在习温十来岁时就发现他将来会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肯定要做家乡荆州的大公平，让自家子弟多与之交往，从而受益。习温后来果真做了荆州的大公平。其后，潘濬的儿子潘秘又代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在当地都有非常好的口碑，成为当时官场上的一段佳话。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习凿齿对习珍和习温的记载同样存在着诸多疑问。

既然习珍叛吴殉蜀，习珍之子习温、孙习宇怎么可能继续居留东吴并官居要职? 怎么会与习温之杀父、习宇之杀祖仇人潘濬及其子潘秘至少两代为通家之好? 笔者曾撰《〈襄阳耆旧记〉所载习珍忠烈事迹献疑》一文予以质疑，认为习凿齿所记习珍先伪降吴而后叛吴应蜀，为蜀壮烈殉国事不能以信史视之。

主要论点为: 该事件不见载于正史; 习珍兵败伪降吴后没有能力再起兵叛吴事蜀; 习珍子习温、孙习宇不可能在东吴继续生存且官居要职; 习潘两家不可能成为通家之好; 邵陵郡设立于此后数十年的孙皓宝鼎元年( 266年) ，当时不可能有所谓的零陵北部都尉; 习珍为蜀汉殉国，其弟习宏万难独全; 习珍的忠烈事迹是习凿齿根据东吴夺取蜀荆州后，樊伷( 胄)诱导荆州西南诸夷，企图以武陵附蜀被潘濬平定及郝普降吴、步骘征讨零桂诸史事杜撰的，他巧妙地将杜撰的习珍事迹羼入樊伷、马良、潘濬、郝普、步骘诸人的事迹中，易于隐蔽混淆而为后人所信。习温、习宇事迹亦不见于当朝正史，大公平本称“大中正”，亦称州都，俗称议主。问题是，东吴前期真的设有大公平一职吗?

如所周知，九品中正制始创于魏文帝时，晋宣帝时加置大中正。东吴政权依靠的政治力量主要是淮泗将领和江浙势族集团，以及少数流寓名士，并不适合推行大公平的诠选制。吴前期设置过大公平一说独见于习凿齿的上述故事，其真实性本就堪疑，且与其本人的其他相关言论相龃龉: “晋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别立大中正”后语显然更符合历史实际，故不能完全排除系习凿齿编撰的可能。诚如是，则习凿齿又瞒天过海地成功为习氏塑造了两位先贤形象。

习凿齿如此行事显然是为了家族名节不受污损，这也是当时的诸多乡贤传、耆旧传、先贤传的通病。习氏的行为，或尚不算严重，否则《襄阳耆旧记》不可能如此广泛持久流传。习凿齿是以蜀汉为正统，以东吴为分裂割据势力的正统史家，习珍降吴于习凿齿的史学观和政治倾向而言，是以顺降逆，以正投邪，自然是无法交待的。而习珍、习温、习宇都是习氏历史上的名人，甚或是其直系先祖( 江西习氏族谱有载习温为习凿齿四世祖者) 。习温品格高洁，与其子习宇又都见载于史籍，在讲求世家门第的东晋时代，处理好习珍、习温、习宇的历史问题对襄阳习氏的政治前途影响甚大，不能不尽量加以掩饰。况且，其与入幕曹操篡逆政权的习授在性质上还是有所区别的。习凿齿轻描淡写、曲笔虚构之言词故事性较强，破绽显得相对较少，确实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综上所述，并结合笔者既往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儒家的道德价值 观、高尚清雅的审美取向，富有哲理、平实清淡、信息量大的简短语言，情节安排突出人物的个性特色，逻 辑严密、循 序渐进、丝丝入扣的叙事手法，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将一个个并不复杂甚或是极为普通的人物、事件描写得鲜活夺目，形象丰满，甚至于变成传奇式的人物，读之饶有兴味，细细咂摸，颇有志人小说的味道，千百年来犹令人神思遐想，不少故事发生地还因此成为历史文化胜地。作者深得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叙事作文手法之精髓，《襄阳耆旧记》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无名氏将其收入《五朝小说大观》是颇具真知灼见的。

其二，《襄阳耆旧记》对人物传记的评判标准是用褒贬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手法，奖善惩恶，激扬名教，尊奖士风节义，长益风化。除了简括地叙述主人公值得称道的事功之外，更注重运用典型事迹、生活琐事和民谣谚语展现人物的思想品行，人伦识鉴，大多通过叙述其言行，以彰显其道德风范，亲切自然，生动传神，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而重视政治立场、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是其写作的另一特点。

其三，《襄阳耆旧记》的撰写目的之一是为襄阳习氏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通过对习郁、习珍、习温 3 个习氏先祖的重点塑造，加上本文未曾提及的习承业、习祯、习忠、习隆等人的简单勾勒，为襄阳习氏创造了一个华丽的先世; 通过对习英习、庞林妇、习蔼等人的描摹，为襄阳习氏树立了一个家教谨严、诗书传家、尊重礼法的门风形象; 通过对襄阳诸牧守形象的精心刻画，拉近密切了襄阳习氏与东晋朝野的关系，对襄阳习氏久列六朝仕林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不得不说其记述与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四，“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本就是地方志传的重要目的与驱动力之一，郡国之书有较多的编撰拔高等行为自属正常。只是《襄阳耆旧记》做的更为巧妙隐蔽，除上举数例外，其他如习承业等人的功业是否含有水分都值得重新审视。宋以前可能由于保存的史料与家谱等资料较多，学者对习凿齿著作的编撰内容部分或许不难识别，上述习凿齿所言的先祖事迹与出身均不为正史采纳即是明证。

即使是引用《襄阳耆旧记》最多的裴松之，对《襄阳耆旧记》的采信也是十分审慎的，如未将习珍为蜀汉殉国的事迹收入其《三国志》注中，还曾直接指出过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造伪行为。当代学者对《汉晋春秋》“七擒七纵孟获，南人不复反”也基本持怀疑否定态度，缪钺先生称其事“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合事实的”。 只是人们对编撰成分更为严重的《襄阳耆旧记》的失实内容过去注意不够罢了。

其五，《襄阳耆旧记》得以持久流传、影响巨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秉持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心理需要; 明君贤臣治国修身平天下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和心理习惯; 褒善贬恶，让人们遵守礼法也是历代王朝所极力提倡和企盼的。通过笔削引导人们的思想立场和行为举止符合传统的基本价值规范，一直是部分文人所努力追求的。《襄阳耆旧记》的杜撰部分皆是为这一政治目标服务，对国家、社会以及习氏族姓的影响都是积极正面的，并有利于其家族文化的形成。习氏的春秋笔法彰显出其在引领和促进社会主体文化所崇尚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社会人伦、精神品格、人格意志等方面都具有莫大感染力，不过，在当信史采用时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和甄别的。

其六，《襄阳耆旧记》为其家乡留下了一大批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习凿齿运用其生花妙笔，将故乡的山川、城邑、名流都鲜活生动地介绍给了世人并盛传千古。他记录的家乡山水、城邑、人物不仅成为研究中国历史、襄阳地方史的重要资料，其记述的人物掌故、历史事件及其发生地许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遗迹或风景名胜区，是使襄阳得以闻名于世最重要的一位贡献者，襄阳庇受其之余荫良多，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爱国爱乡爱族的典范人物。习凿齿的著述对后人尤其是对家乡后人的激励从古至今不曾有丝毫减退，唐张柬之、孟浩然、张子容、皮日休，明郑继之等人的成才与他们都家居习家池、勤读习凿齿的著作是分不开的。

来源：断鹰攀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