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穿梭于文学世界时，张赛常常会怀念送外卖的自己。相较于新书活动中的拘谨，送外卖让他更有安全感。《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如此工作二十年》出版不久后，作为作者，张赛陆续去了北京、厦门和泉州宣传新书。
张赛站在泉州老城的街头，一个外卖员从他身前经过。采访结束后次日，张赛就要赶回武汉送外卖（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穿梭于文学世界时，张赛常常会怀念送外卖的自己。相较于新书活动中的拘谨，送外卖让他更有安全感。《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如此工作二十年》出版不久后，作为作者，张赛陆续去了北京、厦门和泉州宣传新书。
在2025年8月31日泉州的这场活动中，有读者向张赛提问：“身为一名男性，你在卫生巾厂工作会有羞耻感吗？”他坦言没有，“我来自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早逝，家里都是男性，连卫生巾是什么都不知道，不存在羞耻感。等到有耻感的时候，我和同事一起开一些低级玩笑，就这样完成了性教育以及对女性的认识。”
张赛初入卫生巾厂打工时16岁。那是2003年，在树脂厂打工的哥哥看着他瘦小的身板说：“你迷糊，干不了这个。”他于是去了楼上的卫生巾厂。过年回老家，他心里生出一股羞耻，面对同乡的好奇，他总说自己在纸尿裤厂。
那时候，家乡是他迫切想逃离的地方——“太苦了。”他试过在烈日下种地，尚未机械化的土地，一切都要人工。“当时就觉得要跟上一代不一样。”怀抱着文学理想的他，瞧不上家乡“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哲学。父亲和哥哥都曾在南方打工，初中毕业后，他想自己的出路也应是如此。
他想象中的工厂，有喜欢读书的同好，也有文化氛围浓厚的广播和厂刊，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闲暇时创作。但很快发现，工厂就像他刚挥别的学校——刺耳的铃声，以及管理者对员工的态度，“很容易联想到严厉的老师。”他没想到，“下班后会那么累，根本没有精力搞创作。”
2008年年底，张赛在泉州某鞋厂的宿舍内（受访者提供/图）
工厂里没有人阅读。喜欢阅读的他被室友嘲笑是“书呆子”、“大学生”。他后来在《在工厂梦不到工厂》中写过一个细节：“刚出来打工那会儿，我带了一本小说进生产车间，妄想在工作间隙看两页。有个女同事问我看什么书。我说《羊脂球》。她哈哈大笑，到处和人讲。我以为她在嘲笑我是书呆子，后来才明白，她以为我在看小黄书《羊之球》。”打工近二十年，他感慨，“莫说林徽因和陆小曼，我连一个爱看书的女工也没碰见。”
爱读书成了他甩不掉的包袱。他渐渐习惯了奚落和嘲弄，变得更沉默。
转折发生在他结婚前后。经历过接连的投稿失败、几次失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了，“得现实一点。”他想变成跟周围工友差不多的模样，决心“戒掉”写作。
整整六年，他没有再写。偶尔写诗，他依旧能感受到片刻的爽感，但不会与家人分享。他的生活被家庭责任占满。2015年离开工厂后，他先是在哥哥的店帮厨，后来送快递，又跑过外卖。
2021年秋天，由于脚伤，张赛的外卖工作不得已中断。他重返卫生巾工厂。《在工厂梦不到工厂》记录了他其后两年的打工经历，其中有重返工厂感受到的变化、采访工人行动的失败，以及远距离育儿的经历。
在新书活动现场，也有读者提问：“在工厂梦不到工厂，那你梦到了什么？”张赛将自己从回忆中拉出来，说：“工厂的工作内容重复又枯燥，在这种环境下，我想得更多的是逃离，有时候会梦见自己骑电动车送外卖的具体场景。”
过去两年，他频繁做噩梦，梦里总是意外和死亡。新书出版后，他发觉自己并不像预想中那样兴奋，对写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写作时，我追求漂亮的句子，最好像张爱玲笔下那样的金句。后来，我希望通过写作去改善自己，去行动。比如统计工厂里的标语，记录自己一年中忘带水杯的次数；有次送外卖，我差点被小区外墙脱落的瓷砖砸到，我开始统计周围三公里小区外墙脱落的情况，发现百分之三十几的小区都有这种情况。”
2020年年底，张赛在武汉送外卖，等电梯时拍下窗外高楼（受访者提供/图）
以下是张赛的讲述，根据《南方人物周刊》与他的对话整理而成：
工厂里没有人恋爱了
2021年秋天，受够了工作与家庭分离两地的生活，我准备辞去武汉外卖员的工作，回十堰跟家人在一起。回家前夕的下班路上，我摔骨折了。很巧的时间点，不算工伤，只能自己兜底。
在家躺着没有收入，房贷逼人，等不及过年，我就南下了。从十堰出发，武汉中转，再坐高铁到泉州。火车到站，我顺着人流走，想起18年前到站时，哥哥早已在出站口等候，我在几千个攒动的人头中看到他，那时心底爆发出的喜悦和悲伤跟现在一模一样。现在我一瘸一拐地站在这里。
工作找到第四天，我给老婆的堂哥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们厂要不要人。堂哥在的公司是一家生产卫生巾和护垫的工厂。2015年离开泉州之前，我在那里工作过一年。又回到那里，我发现很多人还待在厂里，比如我的堂哥堂嫂——他们算是元老级人物，还有萌宝（2015年与张赛前后脚进入厂里的工友）。
工厂门口贴的招工要求写着，招18至45岁的普工。厂里不乏五十多岁的人。
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比起这里，他们更青睐去奶茶店打工，或是送外卖。后者更体面一点，也自由。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不想跟父母一样种地，于是进工厂，他们也不想跟他们的父母一样。
虽然以前在这家公司做过，堂哥还是给我详细讲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卫生巾厂实行12小时工作制——早上8点上班，值班的人7点就要给机器预热；中午12点吃饭，1点上班；晚上6点吃饭，6点半开始加班，加到8点半下班。理论上是计时制，但每个机台也有规定的日产量，达标才能提前下班，达不到产量仍按计时制上到8点半。为了早点下班，很多人提前上班。
厂里规定，上班不准玩手机，可12个小时实在漫长。工友老王说，每小时上一趟厕所、抽根烟10分钟没了，每小时质检巡查一次、跟她聊一次天10分钟没了，每小时玩会儿手机、打会儿瞌睡20分钟，还能剩多少时间呢？
厂规森严，工人们各凭本事。我打发时间的办法是走神，我的精神一直在漫游，一小时在机台上待不了几分钟。
我的脚一直疼。头几个月，我走路像瘸腿一样。但没有人议论这件事。大家不关心工友了。有天晚上跟萌宝他们聚餐时听说管理的手掌骨折了，要住院一周。我不敢相信，一整天都没有人说这件事。2013年那会儿，厂里只要有人受了严重的工伤，大家下了班都会带着水果排队探望。我跟工友讨论这种变化，大家觉得那个管理做人不行。后来我回想，也不全是这个原因。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人与人的关系慢慢就疏远了。
聚餐也少了。以前管理像大家长，常常号召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现在大家都各过各的，我偶尔跟堂哥堂嫂一起聚餐。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没有人谈恋爱了。最后这次进厂，我三年里没听过一对恋爱的例子。其实也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但人数太少，大家谈不起来。
2003年，我刚进工厂的时候，周围都是同龄人，谈恋爱是很普遍的事，我们甚至会对厂里的“假夫妻”（通常指与妻子/丈夫异地的已婚人士跟厂里的异性形成恋爱关系的双方）生出某种道德优越感。厂里的恋爱信号也很明确——只要向异性发出吃饭或唱K的邀约，基本就是恋爱的意思了。我跟我老婆也是这么走到一起的。
但现在，凑在一起的中年人只能聊男女八卦，谁跟谁好了，谁又掰了。
重返工厂五六个月后，我的腿终于好了。本打算在这里干满一年回湖北，但后来由于想写工人的打工故事，我又干了两年。
2023年，张赛在卫生巾厂打工的时候，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有的工友干脆不回宿舍，把纸皮铺在车间地上，席地而睡（受访者提供/图）
工厂的道德
日记本上写了15个工友和亲戚的名字，他们都有过在工厂打工的经历。
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介绍自己即将开启的写作计划，发在多年未更新的QQ空间里——
18年前，初中毕业的我第一次到晋江打工。那时的我不曾想到，18年后，我还会来到同样的地方，做着差不多的工作。想起进的第一个工厂，那么多伙伴和故事，我却拿沉默面对他们。我把青春献给了图书馆。我几乎没变，还是那个极度自卑、内向的人。我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假如你想让我用文字替你记录下你的前半生或者你的感悟，或者仅仅想聊聊，都没问题……
过了一会儿，三个工友点赞，29次浏览。
第一个点赞的是小马。起初我俩聊得热络，等我将一长段邀请发过去，他把我删了。第二个点赞的人是军哥，我表明来意，他说第三个孩子刚出生，没时间。我也私聊过几位从前的工友，刚开始打招呼时，对方秒回，紧接着采访邀约发过去，对方再没回复。
我很沮丧。大家都觉得自己跟文化沾不上边。这种态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早在学校里就被规训出来。比如念作文范文时，老师永远只挑前十名的来读——成绩好的人不仅是“正确的”，道德上也“更高”；其他学生则被视作“捣乱”和“凑数”。久而久之，他们也接受了这种打压，默认自己是“捣乱的人”。于是，凡是与文化、学习、进步相关的，他们本能地觉得跟自己无关。
16岁刚进厂时，因为喜欢读书，我被工友嘲笑成“大学生”。其实多少带着排挤的意味。我跟哥哥住在一个宿舍，他知道我爱读书，就主动告诉我图书馆的位置。舍友金舅起初好奇，问我不上学了还看书，有什么用。哥哥替我说，看书又没噪音。金舅就接受了。后来哥哥和金舅陆续离开，新人搬进来，没人再替我说话，我就成了室友口中的“傻子”。
大家不喜欢文化，这是工厂的“道德”。
工厂的另一种道德有关——性。
年轻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在恋爱，我还没意识到性的重要性。等到年纪渐长，厂里许多人因为工作与妻子分隔两地，我才慢慢发觉，大家对性的态度其实十分两极：一类是极度压抑，仿佛性需求不存在，甚至认为有这种需求就是道德败坏；另一类则是到外面乱搞。因为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性教育，有人把异性当作发泄欲望的工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化”。
我最初的性启蒙来自一些黄色电影。那时工业区旁边流行录像厅，夜场常放香港的大尺度电影——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了对性的自我启蒙。直到结婚后，我才算对性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也读了一些相关的书。刚刚说的“不能物化女性”这种观念，我很晚才接触到。至于“婚内强奸”这个概念，我之前更是一无所知。
卫生巾厂备好的无纺布材料，接口处正反贴着双面胶，等机台上的材料快用完了就换上去 （受访者提供/图）
热爱文学的青年戒掉写作
我重新开始写作是在2020年。那时新冠疫情暴发，我在武汉送外卖，强烈地觉得必须记录点什么。
在这之前，我有六年没动笔，只有诗歌还断断续续地写写。
大概是2014年，与妻子谈恋爱前后，我意识到自己不能总陷在写作里了，得现实一点。读书、写东西往往是连续的动作，不戒掉的话，就会影响生活。我当时想变得跟周围的工友一样——下班后喝点酒，正常地谈恋爱。
想法的转变其实花了很长时间。一开始，我没理会室友的嘲讽，只觉得自己还需要时间。那时的目标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写一个作品出来。但我很快发现，每天从工厂下班后几乎没有精力，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尽如人意。我自认最大的长处是能写漂亮的比喻句，写了很多诗，向《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投了许多次稿，始终没收到任何回音。
其间的两段恋爱也以失败告终。前任都不是在工厂里认识的，但分手让我意识到，自己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跟别人存在某种距离。
还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有一年，初中同学发来他朋友写的诗，问我能不能帮忙润色。对方的文风跟我大相径庭，我其实很不喜欢，但还是改了两遍。后来同学说，对方很不满我的修改，觉得我破坏了他精妙的表达。这让我不禁想，自己写的诗，在别人眼里会不会也是这样？
跟妻子恋爱不久后，我犹豫要不要跟她坦白自己爱读书（没提写作），怕她觉得我怪。最后还是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伪装，不在人前看书。每次去泉州图书馆借书时，总会带一个不透明的包，把书藏在里面。
妻子反倒问我，有想法不是挺好吗？2015年，我们结婚，很快有了孩子，便决定回湖北。我去武汉哥哥的饺子店帮忙，包吃住，一个月5000元。妻子在家休息。孩子出生后，生活开销骤增，我的工资不够用，只得改行送快递，后来又去送外卖。养家的责任让我无暇顾及自己的文学梦。
与工厂相比，送快递的压力更直接。工厂毕竟是熟人社会，组长和管理再怎么骂，也不会太狠，尚可以忍受。可送快递不同，每天要接触将近一百个客户，什么人都有，很容易受气。许多人要求送货上门，不然就是投诉。但实际上送货上门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
尽管如此，我渐渐喜欢上这份工作。随着老员工陆续离职，我被提拔为公司的核心骨干，老板安排我做上门取件的业务。因为工作内容的变化，我的工作量减轻了，赚得反而更多（每单至少多赚6块），客户的态度也随之有了微妙的改变。
快递送了三年，最后却因老板跑路而终结。他还卷走我们几个员工一笔不小的钱。维权没几天，我们就不得不去找下一份工作了——不工作就没收入。
我又去送外卖。起初并不喜欢，但它相对自由，不用跟上司、管理和同事打交道，唯一要忍受的就是客户的气，但我现在也麻木了。
张赛的无名指在受伤后无法伸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机器越转越快，工人的生活并未因此变得轻松
我现在很少写诗了，更想表达明确的东西。比如工伤，写成诗的话就太模糊了。
卫生巾厂的工伤是静悄悄的。重返工厂没多久，我的身上开始起一团团的疙瘩。没几天又消了。我猜测跟厂里的粉尘有关，它们无处不在，像下雪一样。我查过资料，卫生巾厂虽然不像石材厂那样属于高粉尘环境，但长期待在其中，工人容易多痰、呼吸道过敏。尽管如此，也没人戴护目镜和口罩（新冠疫情后，大家才慢慢习惯戴口罩）。
早年在工厂时，我的耳朵落下耳鸣的病根，时常嗡嗡响，所以工作时习惯戴耳塞。工友发现后，还骂我。
这种工伤是隐形的，就像许多女工的工伤一样。男工的工伤往往皮开肉绽，认定起来毫无争议，女工的工伤则更隐秘——扭伤闪腰、身体过敏，或是手指被刮出一道长口子，常常被忽视，甚至被管理当作“女人事多”。妻子还在厂里时，曾因为包装工的工资更高去做过一个月，最后得了腱鞘炎，不得已又转回质检岗位。
我受过两次严重的工伤。一次是十多年前上白班，我在机台上操作时不小心从两米高的梯子仰摔下来，右手折断，一口气带薪休息了三个月。骨折不痛不痒的，当时竟然有点兴奋，经常待在宿舍看书。另一次是2014年，厂里刚换新机台，我的右手不知怎么卡进机器，把机台卡停了。当时血肉模糊的，休息了两个月。这根手指现在伸不直了，我当时以为会慢慢恢复，又脸皮薄，没要补偿。
新机台的刀极锋利，裸露在外，工友稍有疏忽就会被划伤，大家通常直接拿卫生巾止血，再用无纺布缠一缠就继续上班。严重时，还有人整根指头被切掉。
工友阿飞说，工伤只有两个原因：要么违规操作，要么麻痹大意。但我并不认同，这等于把责任全部推给个人。工厂的休息制度本就不合理，人会累；计时制改为计件制后，工人不愿机器停下来，往往被迫在高速运转的机器上危险操作。这其实是系统性伤害。
在十多年的工厂经历中，我从“坐绿皮火车一代”过渡到了“坐动车一代”，高铁确实更快，座椅也能调节成不同角度，不像绿皮火车上的直角座椅，坐久了腰都要断。但机器虽然越变越快，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应该说，社会在不断变化，人也在随之变化，它并不只是“进步”与否的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责编 周建平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