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公元460年到640年之间，在西域地区曾经长期存在过一个以汉人为主的政权，名叫高昌。但在这个政权存在期间，却长期是一些北方游牧族群的臣属，最终还被唐朝所灭亡。那么高昌政权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它存在期间又发生过什么呢？
沙与葡萄之间的高昌：一群人和几股风的拉扯
从公元460年到640年之间，在西域地区曾经长期存在过一个以汉人为主的政权，名叫高昌。但在这个政权存在期间，却长期是一些北方游牧族群的臣属，最终还被唐朝所灭亡。那么高昌政权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它存在期间又发生过什么呢？
如果把地图摊开，吐鲁番那一带像一只被风烤热的铁锅。两千年前，汉人的脚就踩进来了，还不是做客那种，是带着家当来扎根的。说白了，最早那批人是军户，戍边种地两不误，风一吹，说话带凉州腔，在火焰山脚下喊“开饭啦”。
从张骞往西走起，朝廷就开始盘算“把边界往外顶一顶”。汉宣帝在乌垒放下了一个总管西域的衙门，接着一拨拨军士拖家带口到了沙里。白天修堡子，夜里烧盐烤馕，挖渠引水，渐渐在荒地上拉出一片人气。到了汉元帝时，吐鲁番周围竖起了一道道防线，地势略高，人户也聚拢起来，大家索性叫那片堡子“高昌壁”。这名字黏上就下不来了，哪怕后面换了多少次主人。
后来北方天下翻锅，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边地的印章也老换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走马灯似的。一批批骑兵来，砸销子换匾，第二年可能又换回去。可有一样没动：高昌那群人里，汉人的血脉和乡音始终占着主心骨。你说是“异乡”，又有祖坟和葡萄架，把人心一层层栓住。
这当口，阚氏家族冒了头。阚爽，本地老牌望族的领头人，骑马带刀，跟北边的柔然人也能掰手腕。他看北凉已是强弩之末，先把高昌从北凉这一条线上硬生生拽开，自己顶上去当太守。说句实在话，在草原强权面前，阚爽这一步更像是“找后台”。结果人还没熬到翻身那天，就倒在了流亡路上。人没了，但他的信义被柔然记住了，这在后头是一张牌。
北凉最后被北魏拍没了，北凉王族的弟弟沮渠无讳带着残部往西跑，砸开了鄯善、又占了高昌。那二十来年，高昌等于被北凉旧部“接管”，街面上汉人与胡商混杂，白天市井吵嚷，晚上帐篷灯火摇晃。阚爽逃到了柔然，像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等。
等到公元460年，柔然自己动手，把占着高昌的那帮北凉旧部扫掉了。阚爽已不在人世，柔然转头去扶他的同族阚伯周，说你来做王。这个安排不稀奇——草原上玩的是忠诚和人情，阚家这张“老信牌”正对路。从那天起，高昌算是名正言顺成了“阚氏的”，但说到底，绳子的一头还在柔然手里。年号也不用自己的，跟着柔然那位可汗走。
阚家内部并不太平。两个儿子拔刀对着彼此，狭道相逢，最后都上了王位，又都让鲜血把王帐染红。沙漠晚上风冷，兄弟在院里翻脸，火盆里跳的只剩子弹般的火星。这种家事，看似私怨，背后都拴着部落和马队。一点火星，就能引来一群鹰。
很快，另一股风起了。原本臣服于柔然的高车部不想再俯首，趁柔然和北魏打得热闹，自己抽身站直。高车的头领阿伏至罗是个狠角色，他挥兵打到高昌，把阚伯周的儿子阚首归一刀砍翻。杀掉旧王以后，他又从敦煌挑了个汉人张孟明，拎来坐王位。这种安排，谁都看得懂——挂一个熟面孔，好操控。
但“水土不服”不是说说的。张孟明并没站稳。高昌的人心里认谁，不认谁，远比外人想象的复杂。八年过去，城里人把他给做掉了，又拥了一个汉人马儒上台。马儒心气不一样，他看清了这地儿四处为人牵制，觉得不如收拾行李回中原，温饱又安稳。他派使者王体玄进了北魏，请求朝廷把高昌这摊人马接回去。那时北魏孝文帝意气风发，刚把都城挪到洛阳，一心做“中原人”，对远在西域的这一窝汉人十分上心，立刻派将领韩安保去接他们。
但愿望是一回事，根是另一回事。几百年了，葡萄藤一茬又一茬，祖坟一座接一座。老人不愿走，孩子也不认识黄河。马儒想抽根，大家却站住了。高昌城中风声一变，他人就没了命，时间是公元501年。血还没干，人们又推了一个新王：麹嘉。
麹嘉这姓氏，在高昌是“老邻居”。传说他祖上是王莽年间西来的汉人，几代人扎了根，跟水源、盐碱地、冬天的风都混熟了。这种“老根系”来掌舵，局面终于稳住。麹氏坐稳了板凳，时间一长、高昌的名头几乎就等于“麹家的”。
朝代往前推，换了一个姓杨的做天子。隋朝起来后，高昌被纳进了朝廷的账本。隋炀帝还在当地设了一个管西域事务的衙，往来文书不再绕太多弯。更热闹的是，隋炀帝把公主嫁到高昌，麹伯雅迎亲，队伍一长串，从关中到西域一路红绸白帕。在那几年，高昌还给隋朝去打过高句丽，兵车压海风，真是“把边疆当自家事”。
麹家向佛，这也是人所共知的。经卷来了，法师来了，壁上画也多了起来。等到玄奘往西，路过高昌，麹文泰出面款待，温言软语，不肯放人。他是个真性情，喜欢就想留下，毕竟世上谁不想把名僧留在自家城里？玄奘心意坚如铁，绝食相逼，命都不要那种。最后，张太妃在旁边，二人还结了个义，做了兄弟。你要说传奇，也算一段。
可麹文泰这个人，心路比墙上的影子还复杂。他少年时被父亲送去西突厥做质子，说白了就是做人质换平安。年轻的日子在草原度过，人情、语言、心里的秤砣，都沾着那边的味道。公元619年，他借着西突厥的手回来，一手擒了权柄，坐上王位。这人有手腕，也有负担——他懂两边的规矩，于是两边都不敢轻易撕破脸。
麹文泰去过长安，朝见过唐太宗。两人隔桌谈笑，谈的多半是风云与商路。回去以后，他仍旧同西突厥千丝万缕，直到彻底倒向那一边。接着发生的事，简单粗暴：堵断丝绸之路，在伊州那头抄了唐朝的后路。这个举动，等于是往凤鸣的朝廷门上踹了一脚。唐太宗何许人也？他忍不住了。
公元639年，李世民下诏，侯君集领兵西出。沙海边上，旌旗像火，马蹄声在戈壁上鼓点一样。唐军推进得很快，高昌城里人人自危。麹文泰撑了几天，一口气没缓过来，病逝了。换他儿子麹智盛披甲上位，局势却像风里的一盏灯。侯君集把城围紧，粮草一点点见底，城头的守军眼睛里都是红丝。又过了不多时，麹智盛降了。高昌这面旗，终于落了，前后大约一百八十年。
奇的是，投降并不等于从此消失。麹智盛和弟弟麹智湛被带到长安，没戴枷锁，反而被好生安置。李世民去世后，唐昭陵的功臣画像中，还有麹智盛的石像——一个曾经的对手，最后站进了“功臣”的队伍里。麹智湛更是转了身份，被任作安西都护，有一天又带着唐军回到高昌故地，熟门熟路，最后助力把西突厥的旗帜也拔了。命运有时候像一把弯刀，拐得突然，但又顺手。
回头看这段历史，像看一幕在风口上演的戏。高昌始于军户开荒，用戍边的犟劲培出田亩和葡萄；它走过阚氏的血雨，尝过高车与柔然的掌控；它被麹氏稳住，点灯念经，接待过一个往天竺取经的瘦和尚；它也犯过致命的错，误把商路当作筹码去赌帝国的脾气。到头来，高昌的城没了，但人还在，姓氏还在，故事跟着人流进了唐的边塞诗、进了驿站的驼铃声。
我们常说边地识时务，其实边地只识风向。谁握着水，谁能让商路通，谁会给一个王以体面，一个族以生计，谁就能在沙里多站几年。可站得再久，总有换天的时候。今天走在吐鲁番，葡萄沟里叶子蔓延，风热得直扑脸。你会想，那些祖坟，那些墙根下晒干的枣子、账本上写错又改的“高昌”两个字，到底属于谁？或许从来就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几代人的日常，属于来去的马队，属于我们在历史里听见的一阵风声。
来源：多彩星辰P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