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吉尔吉斯斯坦卡拉科尔的东干村，时光仿佛放缓了脚步，与一位七十三岁长者的交谈中，他提及“玄学”祖源，言语间仍带着陕西方言的底韵。

跨越六千公里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一场意想不到的表白，将一个隐形的民族隔阂推到了面前。

一位当地东干青年直率的示好，反而尖锐地指向一个更深层的事实：内回与外回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通婚鸿沟。

“外回”这个称谓自然会引起疑问。它与我们熟悉的外蒙不同，并非指地理上的“外部”，而是指向一个海外回族分支——东干人。

这群定居在中亚的穆斯林群体，其历史脉络与身份认同，堪称一部民族变迁的活化石。

时间回溯到1873年，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成为关键的历史分水岭，白彦虎部众在兵败后向西迁徙，最终在中亚的楚河流域定居下来。

当地突厥语族群用“东干”一词为他们命名，一个海外回族社群由此诞生。

在吉尔吉斯斯坦卡拉科尔的东干村，时光仿佛放缓了脚步，与一位七十三岁长者的交谈中，他提及“玄学”祖源，言语间仍带着陕西方言的底韵。

他们自称“涝回”，给孩子起小名依旧沿用“大娃”、“二娃”这类充满中原乡土气息的称呼。

村庄里矗立着一座1905年建造的中式门楼，由当年从北京请来的工匠精心打造，东干人至今仍活跃在中吉贸易线上，一位相识的东干青年每次从新疆进货，货值就高达一万美元。

表面看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讯技术也已打通，回归故土或与国内回族通婚似乎应是常态。

但现实恰恰相反。寄宿的东干家庭女主人吉亮明确告知：“联系有，通婚没见过。”她直接用英语强调：“We don't people here marry Chinese.” 这构成了核心矛盾：同种同教，为何在婚姻选择上如此泾渭分明？答案深埋在150年的历史尘埃与现实的裂痕之中。

要理解这种隔阂，必须直面截然相反的历史叙事，在我们主流史观中，那段历史被称为“陕甘回乱”，白彦虎是叛乱者。

但在东干人自己的官方史书《东干人历史与文化》中，那场事件被尊称为“东干大起义”，白彦虎被奉为“太爷”。

这种叙事对立直观反映在人物形象上，我们历史记载中的白彦虎画像往往面带凶相，而东干人保留的画像却是剑眉星目，气质不凡。两者对比之强烈，不亚于不同朝代对朱元璋形象的美化与丑化。

更关键的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延续，国内回族社会早已废除了宗教大家长制，但在许多东干村落，传统的宗教权威结构依然稳固。

例如，在一个名为Alick的村庄，其领导权在137年里始终由创始圣裔家族掌握，村庄内不仅保留着创始人的拱北（圣墓），还存在明显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过去针对汉族，如今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主体民族吉尔吉斯人。

这种封闭而强韧的教派组织，与历史上曾引发动荡的哲赫忍耶门宦渊源极深，该派别主张高声赞念，历史上以强烈的反抗性和排他性著称。

2020年，哈萨克斯坦东干社群发生大规模冲突，约两万人涌入吉尔吉斯斯坦，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吉国政府加强了对东干社区的控制，甚至在Alick这样的小村庄也引发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

历史的影子，在当代依然清晰可见。

语言本是民族的纽带，但在东干人这里，却成了一面模糊的镜子，他们所说的东干语，初听似曾相识。

“明日报”读作“мин жы бау”，正是陕西话“明日报”的音译，但深入交流便会发现，其中混杂了大量俄语和突厥语词汇，语法也受到影响。

其文字系统更为独特，东干语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本质上是一套陕西话的拼音方案，这意味着，一个陕西人可能听懂东干语的口语，却完全无法阅读其文字。

这种语言的“半通不通”状态，深刻体现了文化的疏离。更重要的是，过去150年里，汉语词汇库发生了爆炸式增长，“政府”、“干部”、“体制”、“软件”等新词，在东干语中并无对应概念，造成了巨大的沟通鸿沟。

然而，也存在例外，在比什凯克附近的“米粮川”（东干语称米良川），村民的西北官话非常流利，甚至认识汉字，对新中国的词汇也理解无误。

这引出了东干人族源的另一个重要分层：他们并非全是白彦虎部众的后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新中国新疆的回族移民至当时的苏联，他们也被划归为东干人。

这支被称为“新回”的群体，与早先的“老回”在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上存在巨大差异。

吉亮的爷爷就持有1972年签发的中国护照，属于这一波移民潮，这场“老回”与“新回”在异乡的融合，促使东干人的内部认同发生了深刻重构。

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宗教抽象化，伊斯兰教更多成为一种民族标志而非严格的日常实践；历史人物符号化，白彦虎的具体事迹被淡忘，演变成一个笼统的祖先符号；历史神话化，他们创造了一个“阿拉伯爸爸与中国妈妈生下老回”的起源故事，试图弥合历史的断裂。

这次族内整合，在事实上使东干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约150年历史的民族共同体，与国内回族的千年历史产生了距离。

综观全局，内回与外回不通婚的现象，根源在于历史叙事的根本对立、语言文化的显著分化以及族源变迁导致的认同重构。

伊斯兰教因其教义的高度原则性，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教派分化，回族内部历史上就存在不同门宦。

今日的中国回族与中亚东干人，虽共享“回族”之名，实则已在150年的不同发展道路上，演变为文化内涵和社会结构都有显著差异的两个群体。

尽管如此，情感的联系并未完全断绝，在东干人家庭中，中国元素的陈列随处可见，他们对“老家”陕西、甘肃的思念真挚而深沉。

那段充满伤痛的历史已过去一个半世纪，民族仇恨早已消弭，留存下来的是对文化根脉的本能眷恋。

正如东干人新建的清真寺，圆顶象征阿拉伯的宗教源头，飞檐回廊展现中国母亲的文化基因，而基座的石墩（东干语称“石掇”，音近俄语“什么”）则仿佛在对自身复杂的历史发出诘问。

任何一个民族的分支都无法真正割断历史，东干人的文化之根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

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正是两地人民情感共鸣的基石，也为未来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留下了充满希望的可能。

来源：云蘅不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