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门见到李焕章老师时，我几乎认不出他。那消瘦的脸颊，浑浊的眼神，哪还有当年挺拔的身影？

恩师馈赠

我四十岁生日那天，门铃突然响起。

开门见到李焕章老师时，我几乎认不出他。那消瘦的脸颊，浑浊的眼神，哪还有当年挺拔的身影？

＂周晓明，能收留桂芝吗？她已经记不得我是谁了。＂他苦笑着，声音颤抖。

这位曾支撑我走过人生最艰难岁月的恩师，此刻却像秋风中的落叶，摇摇欲坠。

＂老师，您这是怎么了？快进来坐。＂我连忙扶他进门，感觉他的身子轻得吓人。

客厅里，妻子赵红梅正在给女儿扎辫子，见状赶紧泡了杯热茶过来。

＂李老师，多日不见，您怎么瘦成这样了？＂妻子递上茶杯，关切地问道。

老师接过茶杯，手指微微颤抖，茶水溅在了他那件褪色的蓝布衬衫上。

＂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累。＂他抿了口茶，勉强笑笑，＂晓明，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1990年的寒冬。

那年，我家遭了难。父亲所在的纺织厂改制，人员精简，作为车间主任的他却因得罪了新来的厂长被第一批下岗。

母亲本在副食店当售货员，却患了严重的风湿，每月微薄的救济金勉强够买药。

我初中刚毕业，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却在报到前一周突发肾炎。

那天，我躺在家里的旧木板床上，听着屋檐的冰凌滴水的声音，一滴一滴，像是数着我们家最后的日子。

＂晓明，咱不上了。＂父亲坐在煤油灯旁，粗糙的手指捻着一张皱巴巴的存折，＂等你病好了，去砖窑帮工，一个月能有六七十块钱。＂

母亲在一旁剁着猪食，刀砧声响得特别重，我知道她在掩饰自己的情绪。

那晚，我收拾着书包，准备去砖窑做小工。

院子里骑车声响起，是李焕章老师那辆吱呀作响的二八大杠。

他风尘仆仆地闯进我家狭小的平房，头发上还沾着雪花，围巾上满是冬日的寒气。

＂周晓明不能辍学！＂李老师站在堂屋中央，声音在低矮的天花板下回荡，＂他是我教过最有悟性的学生，物理奥赛全区第二，未来能考重点大学。＂

母亲咳嗽着说：＂李老师，您好意我们心领了，可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

父亲点着烟袋锅子，烟丝在昏黄的灯光下一明一灭：＂孩子的学费是一方面，这病也不是小事，医院说得养着。＂

李老师脱下手套，露出冻得通红的手指，从布兜里掏出一个沾了雪水的牛皮纸信封：＂这是学校特批的助学金，够他一学期用的。＂

他把信封往桌上一放，里面的钱散了出来，崭新的票子在油灯下泛着光。

父亲猛地站起来：＂这可不行，我周国栋再穷也不能让孩子的老师贴钱！＂

＂周师傅，这不是我的钱，是学校的。＂李老师急忙解释，＂晓明这孩子有出息，咱不能因为一时困难耽误了他。＂

后来我才知道，那信封里装的是李老师和师母桂芝攒了多年的积蓄。

他们没有孩子，住在学校分配的四十平米两居室里，一辆老旧自行车骑了十几年，衣服补了又补。

＂说来也怪，我当初就觉得你这孩子眼神特别，像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战友。＂有次李老师送完钱，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接过母亲递来的茶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

＂那位战友后来咋样了？＂父亲问道。

＂牺牲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李老师的眼神暗了下去，＂他临走前说，要是他有个孩子，希望能上大学。＂

听到这里，连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也红了眼眶。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我们家的煤炉子只能在晚上生一会儿。

每次李老师来，母亲总要把仅有的几块蜂窝煤全部塞进炉子，屋里暖和了，老师的脸被熏得通红，额头上冒着汗，却总是笑呵呵的。

高一那年，我复发了肾炎，躺在县医院里。

医院通知书刚到学校，李老师就骑着自行车来了。

那天外面下着雨，他穿着校发的蓝色雨衣，裤腿却湿透了，挽到膝盖处还往下滴水。

＂老师，您怎么来了？＂我从病床上挣扎着要起来。

＂别动，好好躺着。＂他按住我，从挎包里掏出两本磨损的教辅资料，＂这是我找老王借的高一物理选解，你病着没事看看，别落下功课。＂

＂可是治病要花不少钱......＂我眼眶湿润了。

＂学校答应垫付医药费，你安心养病。＂李老师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是几块红糖，＂这是你师母让我带的，说红糖水对肾病有好处。＂

那次住院快一个月，李老师每周都来看我两次，风雨无阻。

有天半夜我突发高烧，值班医生说需要紧急送市医院。

凌晨三点，我迷迷糊糊中听见熟悉的声音：＂我来背他，快去医院。＂

是李老师，他不知怎么得到消息，从家里赶来了。

他背着我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我感觉到他的后背在颤抖，不知是因为我的重量还是夜里的寒气。

出院那天，李老师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后座上，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在初冬的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

＂老师，这些年给我的钱，我以后一定会还的。＂我说。

＂傻孩子，师生之间，何必谈钱。＂他头也不回，＂你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行了。＂

路过一个小商店，他突然停下车：＂等会儿。＂

不一会儿，他拿着两根冰棍出来：＂吃吧，庆祝你出院。＂

那是初冬的下午，街上几乎没人买冰棍，但那凉丝丝、甜滋滋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定格成了最温暖的画面。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重点大学的物理系。

李老师比我还高兴，请全班同学吃了顿饭，在县城最好的国营饭店。

师母桂芝也来了，一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就知道晓明能行，焕章没看错人。＂

大学四年，李老师依然每学期寄钱来，信封里除了钱，还有简短的家信，写着学校的变化、老同学的消息。

师母总会在信尾附上几句：＂天冷加衣，好好吃饭，别只顾学习。＂

大四那年冬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去省城一家国营照相馆拍了张穿学士服的照片，寄给李老师。

没多久收到回信，信封里除了祝贺，还附了两百元钱：＂听说找工作要置办些像样衣服，这点钱你拿着用。＂

大学毕业那年，我找到了市机械厂的技术员工作，第一个月工资想还给李老师，却被他一口回绝。

＂人这辈子能帮就帮一把，不图回报，只愿善意能传递下去。＂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眼神里满是欣慰。

工作没多久，我通过同事介绍认识了在百货商店当售货员的赵红梅，她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第一次带她回家见父母，路过李老师家，我特意上门拜访。

师母拉着红梅的手，笑眯眯地夸她：＂长得真俊，眼睛有神，是个好姑娘。＂

李老师拍着我的肩膀：＂成家立业了，好啊！＂

那年冬天，我们结了婚。李老师和师母坐在主桌上，脸上的皱纹在红灯笼的映照下格外明显，却掩不住幸福的笑容。

婚后日子过得飞快，我从技术员升为车间主任，又调到市科委当干部。

赵红梅生了女儿，取名周晨露，寓意着新的希望。

生活忙碌，再加上我们搬到了新建的干部小区，与李老师家隔了大半个城区，来往渐渐少了。

过年回家，我总会提着礼品去看望李老师夫妇，但每次不超过半小时就借故离开。

＂又要赶场子？＂李老师笑着问。

＂单位有个应酬，实在推不掉。＂我羞愧地回答，心里却是想赶紧回县政府招待所打牌。

每次临走，李老师都站在门口目送，从不多留。

师母则总是塞给我一包自家做的花生糖：＂给晨露带回去，孩子爱吃甜的。＂

再后来，我职位更高了，应酬更多，对李老师的探望变成了每年春节的例行公事。

去年冬天，听母亲电话里提起李老师瘦了一大圈，我才惊觉已经两年没见过恩师了。

赶忙请了假，买了些补品，直奔李老师家。

刚进院子，就见师母桂芝满院子转悠，嘴里念叨着：＂我家在哪里？谁能送我回家？＂

邻居王大妈在一旁劝着：＂桂芝，这就是你家啊，别瞎转悠了，小心摔着。＂

李老师从屋里急匆匆出来，见到我先是一惊，随即露出欣喜的笑容：＂晓明来了？快进屋！＂

他搀着师母进屋，师母却不认得他，挣扎着说：＂你是谁？别拉我！＂

屋内，昔日整洁的家变得凌乱不堪。煤炉子上的水壶冒着汽，却没人去管它。

＂老年痴呆，去年开始的。＂李老师苦笑道，端起水壶给我倒了杯热水，＂现在连我是谁都记不得了。＂

我注意到李老师手背上青筋暴起，眼窝深陷，脸色蜡黄。

＂老师，您这是......＂

＂没事，就是有点胃疼，老毛病了。＂他笑着打断我，＂听说你现在是科委副主任了？好啊，有出息！＂

临走时，我塞给他一个信封：＂老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和师母好好补补身子。＂

他毫不犹豫地推了回来：＂我们不缺钱，你工作忙，有空多来坐坐就行。＂

我答应着，心里却已盘算着年后的工作安排，不知何时才能再来。

没想到，这一别，就到了我四十岁生日。

＂晓明，我时间不多了。＂李老师轻声说，仿佛是怕惊扰了什么，＂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两个月。＂

我如雷轰顶，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桂芝。＂他咳嗽几声，喘了口气才继续说，＂我们结婚三十五年，她照顾我大半辈子，现在却认不得我了。＂

＂老师，您住院治疗，我来照顾师母。＂我急忙说。

＂治不了了，我想在家过完最后日子。＂李老师摇摇头，＂我去看过养老院，那里护理专业，可桂芝一进门就大哭大闹，死活不肯住。＂

＂那就别送养老院了，我来照顾师母。＂我坚定地说。

李老师眼圈红了：＂可这太麻烦你了......＂

＂老师，您当年帮我上学、看病，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握住他的手，感受到那皮包骨头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可街坊们都说，送老伴去养老院是无情无义......＂

＂他们不懂，我懂。＂我打断他，＂您放心，师母在我这里，会和家人一样。＂

李老师沉默了许久，才抬起头，眼中含着泪光：＂晓明，我此生无憾了。＂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商量好，把书房收拾出来，准备接师母过来住。

＂会不会太麻烦？＂妻子问，＂听说老年痴呆的人，照顾起来特别辛苦。＂

我拉着她的手，讲述了李老师这些年如何资助我上学，如何在我生病时不顾寒冬半夜赶来。

＂如果没有李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可能我早就在砖窑里干了一辈子。＂我声音哽咽。

红梅静静听着，眼中满是心疼：＂那就接师母来吧，我请假在家照顾她。＂

＂不用，我已经和单位说好了，这两个月请长假。＂我拍拍她的手。

第二天，我们接师母来到家里。

她一开始很抗拒，不肯进门，在楼道里大喊：＂我要回家！谁来送我回家！＂

邻居们纷纷开门张望，有人小声议论：＂这是谁家老人？怎么这样？＂

我蹲下身，轻声对师母说：＂桂芝阿姨，我是晓明啊，您和李老师资助的学生。＂

她困惑地看着我，眼神游离。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我高中毕业时和李老师夫妇的合影。

＂您看，这是您，这是李老师，这是我。＂我指着照片上的人。

师母盯着照片看了好久，忽然破涕为笑：＂小明？是你吗？你怎么这么大了？＂

虽然她随后又陷入混乱，但终于愿意跟我们进了家门。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带师母去医院看李老师。

起初，李老师还能坐在病床上和我们说话，给师母讲他们年轻时的故事，虽然师母常常听得一头雾水。

＂记得我们刚结婚那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李老师握着师母的手，眼里满是往事的温柔，＂你硬是把嫁妆的一对金手镯卖了，给我做了一套西装，说要让全校师生看看，他们的李老师多精神。＂

师母茫然地看着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却始终没有甩开他的手。

一个星期后，李老师无法再坐起来了，说话也越来越费力。

医生让我们有心理准备，随时可能......

我守在病床前，看着这位把我从泥淖中拉出来的恩师，心如刀绞。

＂晓明，抽屉里有个本子......＂李老师气若游丝地说，＂那是我这些年记的日记，你看了就明白......＂

那晚回家，我翻开那本发黄的笔记本，泪流满面。

原来李老师和师母这些年省吃俭用，不仅资助了我，还默默帮助了五个贫困学生。

他从不张扬，也从不让这些学生知道彼此的存在。

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今天又看到晓明的来信，他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桂芝说我这辈子没白活，把好学生培养出来了。是啊，看着他们一个个飞向远方，虽然我们没有孩子，却仿佛有了五个儿女。＂

两天后，李老师走了，走得很安详。

他握着我的手，微弱地说：＂好好活着，别辜负这世间的善意。＂

师母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看到我们都在哭，她也跟着流泪，喃喃道：＂怎么了？谁欺负你们了？＂

葬礼很简单，除了我和家人，还有李老师的几位同事以及他曾经资助过的几个学生。

我们才发现，原来多年来李老师一直默默资助着好几个贫困生，从不声张。

师母在我家住了下来。虽然她记不得任何人，我们却尽心照顾。

红梅每天给她梳头，陪她看电视；女儿晨露放学后给她读故事书；我下班回来就陪她散步，讲述她和李老师的故事。

有时，师母会突然清醒片刻，拉着我的手问：＂焕章去哪了？怎么不来看我？＂

我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只说：＂他去出差了，很快就回来。＂

她会笑着点头：＂他总是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我得给他织条围巾，冬天快来了。＂

说完，又陷入混沌，不知身在何处。

转眼大半年过去，师母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已请了专业护工轮流照料。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省亲，带着师母一起。

上坟时，师母望着李老师的墓碑，忽然放声大哭：＂焕章，你怎么躺在这里？你不是说带我去北京看天安门吗？＂

那一刻，她竟然记起了一切，可没过多久，又恢复了茫然。

回到家，我翻出李老师的日记本，找到一个地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原来李老师年轻时曾考上这所大学，却因家中变故辍学，终身遗憾。

他和师母约定，等退休后一定要去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

这个约定，他们守了一辈子，却终究未能实现。

五月的一天，我请了假，带着师母坐上了北上的列车。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阳光明媚，微风拂面。

师母望着雄伟的城楼，久久不语，忽然转头问我：＂焕章呢？不是说好一起来的吗？＂

我握住她的手：＂他来过了，正在城楼上等您呢。＂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那天回来，我做了一个决定——用李老师当年资助我的方式，设立一个＂焕章助学基金＂，帮助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需要援手的孩子。

我拿出积蓄，又联系了李老师曾经资助过的其他学生，每人每年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

如今，我们已经帮助了十几个孩子完成学业。

每当看到师母安静坐在阳台上，在夕阳下微笑，我就想起李老师常说的那句话：＂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是这世间最宝贵的财富。＂

有时我在想，也许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收获了多少，而是给予了多少。

李老师一生清贫，却在无声中点亮了多少人的人生之灯。

而我能做的，就是将这盏灯传递下去，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李焕章这样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才显得如此温暖而美好。

我知道，这份恩情，我此生都无法完全回报。

但我相信，当爱与善意像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便是对恩师最好的告慰。

日子还在继续，我和师母，以及那些被＂焕章助学基金＂帮助过的孩子们，正在让李老师的精神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每一次看到孩子们的来信，我仿佛能看到李老师欣慰的笑容，听到他在耳边轻声说：＂好好活着，别辜负这世间的善意。＂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