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戎州燃热血 浩气映长天 ——抗日战争中的宜宾‖袁刚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9-26 14:50 1

摘要: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宜宾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倾尽人力、物力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戎州燃热血 浩气映长天

抗日战争中的宜宾

袁 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宜宾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倾尽人力、物力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救亡宣传: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宜宾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唤醒民众共赴国难。早在1936年7月,宜宾党组织就积极行动起来,利用书店、报刊为宣传阵地,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救亡运动动态,在学生群体中宣传抗日思想、发展党员,为抗日事业输送新鲜血液,鼓励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

从1936年冬到1937年冬,宜宾各类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世界反侵略大会宜宾分会”“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等纷纷成立,宣传活动迅速在戎城各地展开。1938年5月2日,“世界反侵略大会宜宾分会”组织全城反侵略火炬示威游行,熊熊火炬照亮金、岷两江,也点燃民众抗日怒火。

1937年10月宜宾抗战剧团成立,足迹遍布多地城乡舞台,通过精彩演出宣传抗日。叙联中学生分组到街头巷尾宣讲抗战形势,发动群众参军、捐献,并定期举办义演,将收入全部捐给前方将士。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到江安,便在县城内举办“第二期战时戏剧人员训练班”,公演《杀敌救国》《抗战三部曲》《反侵略》《国贼耻》《节约献金》《正气歌》等剧目。1939年,还同江安戏剧界联合举办《中华民国第二届戏剧节》,进行为期10天演出,演出收入全部捐制抗战将士寒衣。迁到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利用逢场天演出活报剧。

抗战期间,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多次到宜宾,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他在《南广三青年》中写道:“三个小英雄,爱国汪童,典兵未及去从戎,看甘心投笔,别母而东……待他日杀敌成功,还家一骑,高堂拜见乐融融。此义大堪风……”

同时,宜宾各学校依据抗战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开展军事训练。这些宣传活动如燎原之火,激发宜宾人民的抗日斗志,凝聚起同仇敌忾的强大力量。

二、大后方建设:稳固抗战的坚实后盾

(一)东南沿海厂矿迁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宜宾因其重要地理位置,成为“抗日复兴基地”建设关键区域。1931年起,地质学家们多次对宜宾珙县、筠连等地进行矿产勘查,为西南地区工业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大后方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厂矿纷纷内迁。1939年“中元造纸厂”迁至宜宾,其生产的多种纸张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大后方出版、文化教育、邮政等多方面用纸需求。1936年开始兴建的宜宾发电厂于1943年底投产发电,成为当时西南功率最大火力发电厂,保障工业生产和生活用电。与此同时,中央电瓷厂、中央机器厂四分厂、天原电化厂、中国纸厂等相继迁建宜宾。 这些内迁工厂,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奠定了宜宾现代工业基础,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宜宾出现与现代工业紧密联系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在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带动下,发展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二)推进交通、后勤和医院建设

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陷落。退到大后方的国民政府便主要通过滇缅路线(连接仰光、腊戍、昆明的路线)获取美、英对华军事援助。为将滇缅至昆明的援华物资及时运入四川,国民政府于1939年2月开通“叙昆运输线”。“叙昆运输线”会泽至昆明为公路,会泽至横江镇为驮运和人力背运,全长810公里,全线日有驮马6000匹、背夫3000名;横江镇至宜宾城则为水运,有木船130余只,每月运量15000至20000吨。

1939年至1940年,兴文、屏山集中民工80多万人次,修建川滇公路江(门)兴(文)段及屏山至西昌公路,保证重庆二十三兵工厂在兴文袁家洞(现天泉洞)设置车间的军工生产运输。

1936年面对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疯狂进攻,宜宾抢建菜坝机场,全市人民踊跃捐资投劳。1937年宜宾菜坝机场建成后,不断扩建升级,成为当时重要航空运输枢纽。不仅承担着东南亚后方战区运输和轰炸任务,还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中级班提供训练场地。1942年,经中、美、英三方商定,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开通,美方空运大队每月运量最高达4400多吨,中航公司每月运量最高达2400吨,对战时运输起到重要保障作用。

抗战期间,宜宾同时成为抗日战争重要后勤、医疗基地之一。航空委员会飞机修理厂,军政部第八、第九陆军医院,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二、第三、第八教养院,军政部第53后方医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班第一大队,航空委员会第十八油弹库,军政部军需处第一仓库,军政部粮秣第六仓库等迁至宜宾,带来大量人员和物资需求,也为宜宾参与抗战后勤保障提供契机。

另外,宜宾城区及南溪、江安等县设立荣军教养院,数以千计的抗日伤残官兵在此休养,特别是1944年9月20日,一架援华美军飞机在筠连境内失事,飞行员跳伞受伤,群众护理后将其送宜宾教养院救护。宜宾县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流亡来川同胞。宜宾城区办流浪儿童教养院,专事收容教养贫苦失学儿童及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流浪儿童。

(三)经济发展支撑抗战

宜宾大力推进经济开发和建设,支持长久抗战。工商业户积极纳税,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先后进入宜宾,设立“四行联合办事处”,支持迁入宜宾的工厂建设和恢复生产。外地银行和钱庄纷纷跟进,时宜宾城内金融机构达到32家,其中银行24家,比抗战前增加3倍。因外地资本和沦陷区商家进入,宜宾城商号由原来的3000多家增至5000多家,其中外地来宜宾新设商号1000多家。宜宾本土企业宝元通迅速发展,不仅代销迁川厂家产品,还涉足工业领域,其业务范围扩展到多地,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1939年,宜宾人吕超在宜宾、乐山交界的雷波、马边、屏山山区创办中国抗建垦殖社,开发边区,发展经济、安置难民。为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同年10月,吕超命参军王右瑜携亲笔信赴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共商团结抗战、反对投降事宜,受到毛泽东赞许。毛泽东亲笔给吕超复信:“国难当前,团结为第一义,此物此志,当与先生同之也。”

三、文化抗战:守护民族的精神火种

抗战爆发后,从沿海一带向大后方宜宾等地迁进一批教育文化机构。这些文化机构和学者们以文化为武器,坚守民族精神阵地,为抗战胜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939年4月,原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次年夏升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从重庆搬迁到江安。中共江安县委成员席明真向中央南方局汇报后,周恩来指示:“剧校也建党组织,迁江安后,党组织由江安县委领导”。江安县委加强同剧校一些知名人士如曹禺等联系,要做好剧校师生的统战工作,团结他们,开展抗日救亡演剧宣传。剧校积极发展党组织,支部从最初的几名党员,到1941年发展至十多名党员,并积极开展文化抗战运动。曹禺在江安创作《北京人》和《蜕变》等著名剧本,为中国戏剧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1945年6月,剧专迁回重庆北碚,在江安的6年,是其发展史上最艰难、最关键的黄金时期,是师生创作和演出最活跃时期,也是剧专培养人才最多的时期,有力地推动了宜宾、江安、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

随后,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近十个著名文化教育机构也内迁李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如、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云集李庄,留下大量科研成果和传奇故事。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劳干著有《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董作宾写成《殷历谱》,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六同别录》,这些学术成果不仅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也为中国学术研究发展奠定基础。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李庄的3000箱国宝文物一件未失、一件未损。李庄从长江边上一个偏僻小镇变成中国抗战历史上的文化圣地,与成都、昆明、重庆合称四大文化抗战中心,当时海内外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就能准确送达。

四、同仇敌忾:血与泪的抗战壮歌

(一)日机轰炸下的顽强抵抗

抗战期间,宜宾多次遭受日机狂轰滥炸,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1939年1月至1944年12月,宜宾发出日机袭川警报257次。1939年12月至1941年8月,日机在宜宾长宁上空投弹、扫射共8次。损失最惨重的是第7次,即1941年8月11日,日机27架在宜宾投弹100多枚,主要集中在城区南部。整个城区近一半街道(即39条街道)被炸,烧毁、炸毁房屋200多间,数千人无家可归。8次投弹扫射,共投弹1546枚,炸死128人,炸伤200多人,炸毁房屋400间,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1940年5月1日,黄炎培先生到宜宾,他在《宜宾空警》中,为我们记下了当时宜宾人民蒙受的巨大灾难:“孤城三面临江麇,金岷二江左右之。其西孔道通凉夷,如臼受杵囊纳椎。白日天半鸣怪鸱,刑天舞戚争逃威。生命十万缘一丝,我来三宿昼三出。乱山如梦冥行急,儿愁脱履妇散发。万众无声蚁移垤,民劳曾不闻唏嘘。前方健儿血满渠,人欲爱国谁不如。”然而,日本飞机野蛮轰炸并未吓倒宜宾人民,反而激发更强烈的反抗意志。面对空袭,宜宾人民相互扶持、积极自救,在废墟中顽强坚守,展现出坚韧不拔精神。

(二)节衣缩食支援抗战

宜宾人民还为战时迁来的学校、科研单位、现代工厂师生职工4万多人供应粮食和生活物资。

(三)踊跃从军奔赴疆场

在敌后军民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宜宾县徐家乡(现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冬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 9月,由党组织派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受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她胸怀“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誓愿,带领部队驰骋于滨绥铁路以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她曾3次被捕,经受敌人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敌人杀害于珠河。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凌则之(1911—1940),字季瑜,屏山县楼东乡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被选入学生自治会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清华大学建立“民先队清华大队”,凌则之任副大队长。同年冬,凌则之奉中共党组织指示,率领一批来自平津的青年,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凌则之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大队指导员,率部转战山西太谷、榆次、寿阳。次年夏,凌则之任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年底,三纵队编入八路军二十五团,凌则之任团政委。1940年“百团大战”开始后,凌则之率部参加正太线破袭战,攻下寿阳县马首车站,破坏铁路数十里,切断敌人运输线。同年10月,在敌人发动的第二次“扫荡”中,他率二十五团部分战士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宜宾珙县人何成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昭然野心和残酷侵略,临危受命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在省委领导下,他集中力量抓武装斗争,先后安排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李淑宁(赵一曼)、韩光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去各地组建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逐渐发展成为抗日联军,推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发展。

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1945年9月28日,宜宾人邹谷君(中校副团长)在越南参加日军三十八军团投降仪式,记写下珍贵的《入越接受日军投降日记》,表达胜利的喜悦和自豪。

“抗战连年秋复秋,今秋且喜稻如油。弥漫烽火黄河岸,父老齐声话御仇。”宜宾在抗日战争中,从宣传动员到物资支持,从经济建设到文化守护,从前线冲锋到后方保障,全方位参与到抗战事业中。宜宾人民用热血和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后世子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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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 刚〔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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