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再光辉宏伟的事业，也需要经济支撑作为基础。这句话放在刚刚成立的同盟会身上，一点也不错。实际上，在孙中山早期的函电、书信和演讲中，出现最多的就是“会费”、“捐助”、“债券”、“借款”等与经费相关的文字。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壮志踌躇准备大干

昏暗的房间里，孙中山先生来回渡步，此时的他深陷舆论的漩涡，而且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不是吃不下，而是吃不起。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再光辉宏伟的事业，也需要经济支撑作为基础。这句话放在刚刚成立的同盟会身上，一点也不错。实际上，在孙中山早期的函电、书信和演讲中，出现最多的就是“会费”、“捐助”、“债券”、“借款”等与经费相关的文字。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壮志踌躇准备大干一场的孙中山，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是怎么发动起义，而是：没钱。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根据大会上的计划，同盟会拥有极为庞大的机构，不仅在东京设立总会，国内设立五个支部，甚至还有欧洲、南洋、美国、檀香山四个海外支部，支部下更按国别、地区设立诸多分会。这么复杂的机构要想运转，不花钱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看新成立的同盟会，此时全会的活动经费仅仅是靠约956个入会者每人每年所缴纳的1块日元来承担[1]，这点钱连支持东京本部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更别提搞革命了。孙中山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反复强调：“今日之急，以在外洋运动款项为第一要义。”

为啥要全世界找钱？这个不难理解。此时的同盟会成员大多数都是一腔热血的留日学生，虽说莫欺少年穷，但兜里确实比脸干净。真正大额的资金支持，还得靠积蓄更多的海外力量。随着同盟会的成立，会员人数的增长和革命活动规模的扩大在未来已成必然，革命经费的筹措和会内财务的管理，随之成为革命工作向前推进的重要基础。作为早在兴中会时期就已赶赴多地，有丰富筹款经验的孙中山，历史的重担又当仁不让的压在他肩上。因此，同盟会成立后不久，时年39岁的孙中山就离开众人，再次踏上了新的全世界筹款之旅。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他长达四五年的筹款努力，竟然成了同盟会爆发“倒孙运动”乃至内部崩裂的导火索。

一、经费的网络、革命的网络

1. 香港华商

筹款首先要在海外建立组织，把有钱人纳入到组织内部，才能保障稳定的资助来源。而孙中山的第一站，就是香港。在近代，如果我们问哪里是各个国家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哪里又是著名的自由港？毫无疑问是香港。其实，鸦片战争前的香港并不富裕，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渔民、手工匠人、佃农们最多就是卖卖鱼、卖卖货，挣不了多少钱。但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的被迫开放带来各国商业资金在此汇集，使其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主义市场交易的重要中转口，华商势力也随之兴起。而孙中山此行的目的，正是这一批人。

民国香港

1905年前后的香港华商，主要来自广东各地，诸如广州、东莞、顺德、惠州等等，本身就和孙中山之前的革命基础关系密切。而这些人自1840年为躲避鸦片战争来到香港后，也已经在此地扎根60余年，许多小商人在和英商势力顽强斗争后完成了原始财富积累，建立起大型华资企业，形成自己的商业网络。更重要的是，这一批新生代的商人、实业家、专业人士和新知识分子目睹了长达数十年的国家动乱、列强掠夺之痛，更心怀救国理想，希望能以自身能力换取民族富强。所以，孙中山此番前来，也正中他们的下怀。

但遗憾的是，此时的香港土地，孙中山却踏不进去。早在1895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当时管理香港的港英政府，为了维护中英两国的关系，根据清朝广东官府的要求，在1896年3月4日下令驱逐孙中山出境、5年内禁止入境。随后又陆续在1902年、1907年和1913年共4次发出孙中山入港禁令。中英合谋下长达近20年的入境封锁，目的就是阻断他在香港的革命之路。

但革命的星火是挡不住的，总有办法能绕过阻碍。得知孙中山到来的消息，香港的革命领导人冯自由、陈少白、李自重、李纪堂等人纷纷登上游轮拜谒孙中山。他们此番前来，正是请孙中山建立同盟会香港分会，并以此为基础争取更多华商的支持。

1905年9月，香港同盟会宣誓仪式在孙中山的游船上开始了。陈少白、李纪堂、郑贯公、黄世仲等革命者一一举手加盟，宣告着香港兴中会已经是过去式，新的同盟会分会正式兴起，而这也成为了同盟会的第一个分会。

重要的是，这些入会者以李纪堂、郑贯公、林直勉等人为例，他们在革命者之外更有商人身份，在香港都是颇具头脸的人物，为孙中山革命活动提供了无数的慷慨支援。据粗略统计，在革命经费的筹集中，无论是支持武装起义的行动还是革命宣传的行动，仅李纪堂个人的捐助就超出100余万元，以致于他最后的负债比继承的遗产还要多。这批人除了像兴中会时期一样以人力、物力、财力予以孙中山支持之外，在香港分会建立后，其作为基地的作用更加凸显。香港分会除了在港本地展开工作之外，还负责推进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的军事行动和党务工作及同海内外的联络事务。由李纪堂购买的青山农场是诸多起义武装力量聚集、输送内地的据点和革命党人的避难所。类似的，在香港设立有革命党人的机关部、招待所、寓所和农场等处所，总数有近20处之多，它们在武装起义工作中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李记堂

至此，香港的革命之火早已跃动在海面。但对于孙中山来说，香港仅仅只是他没有上岸的短暂途经点，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是更远的南洋。

2. 南洋华侨

在清末，侨居海外的中国人大约有六七百万人，正所谓“海水所到之处有华侨”。海外华侨主要分布在南洋一带，也就是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地，其次才是美洲等。又因中越毗邻，两地往来一向较多。因此，孙中山驶出海外的第一站，就定在位于南洋的越南西贡。

彼时的越南正处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905年10月，孙中山经香港到达西贡，这并非他第一次踏足越南，从1900年开始到现在，他曾三次到越南考察，与当地华侨接触，宣传动员革命。而这次，孙中山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成立了西贡堤岸同盟会分会，这也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南洋建立的第一个分会。在此基础上，河内、海防等地也随之建立同盟会分会，孙中山得以在越南站稳脚跟。

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

但仅动员越南华侨是远远不够的，初步安顿下来的孙中山又将目光投向了几百公里外的新加坡，准确的说，是一处名为“晚晴园”的地方。1905年，橡胶业巨头张永福在新加坡的大人路12号买下一栋双层洋房，作为母亲陈宝孃女士安享晚年的居所，因而命名为“晚晴园”。但张永福本人同样是一位思想进步、关心革命的爱国人士，在同盟会创办之前就已经自行组建过革新群体，号召海外侨胞为中华民族所遭遇的苦难与不公而斗争。在认识孙中山后，二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张永福甚至将“晚晴园”让给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并成为孙中山在南洋的“革命指挥中心”。

晚晴园孙中山纪念馆

1906年，孙中山再度来到新加坡，领导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址就在晚晴园。以此为中心，孙中山相继委派华侨陈楚楠、林义顺去槟榔屿、吉隆坡等南洋英属和荷属各地动员华侨，组织分会。不久后，马来半岛的吉隆坡、怡保、芙蓉等地也建立了革命组织。两年后，同盟会缅甸仰光分会和曼谷暹罗分会也相继建立。

组织建成，宣传力量就需要随之跟进。在艰难的条件下，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并与在东京、香港、上海、檀香山和加州的革命报纸联系，成为南洋革命党人向全世界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体。孙中山还派人到缅甸，协助当地华侨徐赞周等，在仰光创办同盟会分会组织机关报——《光华日报》，该报出版后，批判保皇，鼓吹革命，使同盟会遍布缅甸各埠。为统一领导南洋同盟会，1908年的秋天，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至此，同盟会力量在整个南洋地区凝聚起来，新加坡更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人物的避难地”。

与港商不同的是，南洋华侨在人数上更多，因此革命发展期成为其经费来源的中流砥柱。1905年后同盟会的几次武装起义，都以毗邻华南的东南亚为前进基地，并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比如，在1905-1908年三年间，粤、桂、滇三省边境的六次起义所募集的革命经费中，南洋华侨的捐款约占66%。除捐款之外，广州黄花岗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也都有南洋华侨的直接参与。而南洋支部成立后，还专门设立了筹款组，以统筹南洋的募捐活动，将所筹集经费运到同盟会各部，支持后者的运营。

海外华侨

可以说，革命党人在南洋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们为革命募款的身影。他们通过演讲、办报等方式，向广大华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阐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前途。他们认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深深赢得了华侨们的信任和支持。源源不绝的经费向革命党人的钱仓涌来，这些资金为同盟会机构的扩张和运转提供助力的同时，更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的整体进步。

3. 日本黑社会

与此同时，在孙中山于香港、南洋两地扩张革命势力之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日本也没有落下脚步。在此期间提供帮助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本帮派组织--黑龙会。1901年，黑龙会在日本创立，其核心组织者就是犬养毅、内田良平和宫崎滔天等，和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很多事务上都有私密联系。说远一点，近代日本政府和黑社会一直都有勾结，但这是另一个很长的故事了，我们这里先不展开。

黑龙会党魁

其实，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就是在黑龙会的领导者宫崎滔天联络、内田良平提供会址的基础上实现的。驻扎在日本的同盟会大本营，自成立起就先后受到犬养毅等日籍人士的援助，支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立和运营、并为国内外各项革命运动提供资金。同时，1905年后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存在，也大大加速了留日学生的革命化。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粹，在日的留学生与国内各省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他们与国内的革命知识分子相互配合，迅速展开活动，参与起义，一并汇入了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

不管日本黑社会组织支援革命党人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给予的资金确实支持了同盟会的组织运营，而孙中山也因为资金所迫，不得不秘密和他们保持联系，以换取革命胜利的可能。但黑龙会的目的不可能那么纯洁，这种与日方合作的行为无疑是危险的，他们的资金来源也为了同盟会后续崩裂，埋下了一颗极其不安定的种子。

以上述三个地方为例，孙中山采取的筹款策略已经基本清晰：即建立组织来专门负责筹款活动，再利用组织和自身影响力号召海外人士捐款捐物。与此同时，依靠日本政局中的混杂力量，获得日方资金支持，作为同盟会的财政补充。

黑龙会

但整体来看，华侨资金还是占据主流的：据统计，在1894-1911年的17年中，中国同盟会筹集和收到的各种款项共计约74.04万港元。而在华侨中实际筹集的款额，占全部经费来源的75%到80%左右，是同盟会在发展时期主要的资金基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包括发动武装起义、成立革命组织及发行革命报刊等，也主要是在这些海外华侨，尤其是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的财政支持下进行的。

不过，姑且不论从日本处筹款的政治风险，看似妥善的从华侨那里筹款的模式也具有潜在危机。一方面，各地捐助往往零散纷乱、不好管理，难以保障筹款的时效性。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一定存在经手人多、捐款人多的问题，且为了募捐成功必须向捐款者说明用途，往往容易泄露同盟会的行踪和机密。因此，在这种方式之外，孙中山还在极力发展另一种“补偿机制”——以销售革命债券的形式向华侨中的中上层人士筹款。

之所以要用债券的形式发放，其实涉及到海外华侨对待革命时的阶层差异问题。在当时革命党人的回忆中，华侨们对革命的支持呈现出鲜明的穷富之别——中下层、经济情况较差的华侨，赞助“革命”往往最热心；反之，富商及经济情况较好者，对“革命”大都冷淡。这也可以理解，有钱人往往都是现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即使希望改革，也更倾向于采取自上而下相对稳妥的改良模式，革命党人心心念念的以暴力颠覆社会结构之举，无疑可能毁了他们已经分到手的蛋糕。

债券

因此，为了获得更多上层阶级华侨的财力支持，同盟会只能尽可能采取“利诱”策略，在发放革命债券的同时，许诺在革命成功后给其高额回报，譬如给予兴办商业或工业的优先权利、在政治上享受“优先国民”待遇等等。尽管此举最终买账者不多，但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1905年12月，同盟会首先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由横滨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张面额1000元，实收250元，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1906年、1911年，同盟会又分别发行过“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金币券”，也陆续有所售出，三次发行债券的收入总计约10.64万元港币，为革命经费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充。

从日本到香港，再到南洋诸地，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至辛亥革命之前反复游走于其间，以同盟会组织建立、发动华侨捐款、发放革命债券等形式尽己所能的为革命进行筹款。这些活动不仅需要避开各地政府的追查甚至围捕，还需要想方设法获得华侨们的信任，再把钱运到革命者手中，其中艰辛可谓一言难尽。可以说，孙中山在海外建立的庞大的革命网络，更是同盟会的经费网络。同盟会的运行和革命的发动，都有赖于海外会员们的支持。但问题就在于，如果革命不成功，海外会员们还会愿意继续支持吗？

二、革命与资金，荣损与共

单说筹款已经如此不易，更别提此时的革命党人还要利用资金发动革命，而这些革命一旦不慎，就可能带来人财两空的惨烈后果。纵观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之前的大大小小革命活动，其财政流水始终是入不敷出，甚至不断陷入困境，最终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此时的同盟会在资金调拨和革命事业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整体来看，同盟会筹措到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被用以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同盟会时期的8次起义，经费来源主要靠华侨资助，所占比例约为80％。其中粤、桂、滇六次起义所用的资金就有31.52万港元；广州新军之役用去4.9万港元；黄花岗之役用去21.96 万港元；策划和准备武昌起义用去10.5万港元；其他5万多港元则多用于同盟会的日常运作和革命党人的活动费用。正因如此，孙中山视华侨为其革命的最大支持者。他屡次称道：“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华侨是革命之母”。

这种“捐钱闹革命”逻辑看似合理，但问题就在于，其筹款方式的复杂性，先天带来了影响同盟会运转的诸多问题，甚至威胁到其对外形象和对内组织的稳定性。就孙中山的筹款方式和同盟会经济来源而言，依附与华侨的义捐和出售债券等办法，不仅款额十分有限，而且来源很不稳定。为了筹集到资金，孙中山等人在广泛宣传的同时，又为出资者许诺了许多经济和社会特权，但这些许诺很难兑现，实际上是有影响到同盟会的社会声誉。在资金流向和财政支出方面，孙中山主要服务于他直接领导的军事行动，而较少顾及同盟会东京总部及其他机构的要求，财务管理和资金分配方面极不均匀，拮据的经济状况一方面影响了同盟会的总体运作和内部团结，同时也对孙中山作为同盟会领袖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损害。除此之外，过度依赖华侨而相对忽视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和广大的农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发动，也无形中限制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除了对同盟会本身带来影响，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海外经费碍于入境拦截，不一定能及时发到革命者手上，实际对革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不确定的。1908年4月，同盟会以云南河口为战略据点，发动了“河口起义”。按理说河口地处中越边境红河沿岸，地理位置特殊，非常方便进行人员与武器跨境调配。同时，清政府在此地统治薄弱，边防松弛，民众反抗意识也极为强烈，起义很有可能获得成功。但问题就在于，此时的同盟会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军队体系，起义军主力并不是受过训练的同盟会成员，而是临时招募的会党、游民和清军降兵。这些人多出于“讨口饭吃”或“趁乱牟利”而加入，对革命目标无认同感，只希望拿钱办事。但是，起义军占领河口之后，每人只拿到了少量银元和粮食，孙中山承诺的海外汇款因清廷封锁未能到位，士兵长期缺饷，逃兵四散，更别提打仗起义了。胡汉民在回忆此事时颇为感叹，“此回师之不能极大进步，以粮款不足为第一原因。”无独有偶，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给赵公璧写信称，“此次事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这虽然有夸大金钱作用的可能，但却足以说明起义的失败，与经费不足密切相关。而因经费不足错失起义时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与此同时，重复不断的失败，又带来了更严重的筹款危机，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要钱的难度和压力也与日俱增。

前面我们说过，同盟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海外中下层华侨，这些钱并非大风刮来的，而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挣来的“血汗钱”。他们之所以愿意交给同盟会，正是因为相信革命能够成功，能够让他们看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但是，如果从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算起，一直到同盟会时期的黄花岗之役，前后历时16年之久的10次起义从未成功。

有的只是失败的话，那中下层华侨再捐下去，也实在不堪重负。一次次的失败和重复不断的要钱，甚至让孙中山在后期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所以搞财政和闹革命，对于此刻的同盟会来说已经走入了两难的境地，甚至影响到了自身组织的稳定性。而这一问题，又因为孙中山秘密收取日本资助，被进一步催化。

三、问题的引爆：《民报》停刊与两次“倒孙风波”

如果说革命失败带来的筹款危机仅仅是资金运转的问题，但因资金分配不当带来的同盟会上层纠纷，就可谓是插入组织心脏的一把利刃，极其容易带来内部割裂与分化。而就在孙中山辗转海外之际，经费问题就直接带来了1907、1909年他在同盟会中领导地位的动摇，史称“倒孙风波”。好巧不巧的是，这两次倒孙风波，也都和日本的资助关系密切。

实际上，在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初期，就存在组织架构上的先天畸形，成为后续资金问题激化的原点。表面上看，同盟会实行的是“总理-执行部-各省分会”的三级架构，然而实际上孙中山作为总理却拥有最终否决权。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未经评议团表决的情况下，擅自任命冯自由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这一行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发了华兴会系统党人的集体抗议。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同盟会内部既定的决策程序，是对民主表决机制的公然践踏，直接使权力的天平过度向孙中山一方倾斜，有碍于组织的正常运转。

宋教仁

此话虽直接，但也没有说错，由于这种畸形的权力架构模式，孙中山筹来的钱也常常出现分配不当问题，进而加大了革命党人之间的裂痕。1906年， 萍浏醴起义爆发，因为资金供给不到位，黄兴为了筹措军饷，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日本高利贷者借款2万日元，月息高达惊人的18%。与此同时，孙中山控制的南洋侨资账户，该年12月的存款额达7.3 万银元。如此巨大的资金错配，使得长江流域的革命者对孙系“拥资自重”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质疑。而事后，一笔高额的日方资金更激化了这一问题。因清政府直言起义和孙中山有关，要求日本引渡孙中山到华接受制裁。但此时的日本政府考虑到革命党人如果将来革命成功后，要与中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所以希望采取斡旋策略，力争两边都不得罪。因此，他们一方面向清政府表示宣布驱逐孙中山出境，另一方面通过黑龙会首脑内田良平等人通知孙中山，要求他迅速离开日本，同时还资助孙中山5000元，另有一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1万元，作为他离日的经费。

因为革命经费有限，孙中山又希望离开东京后到东南亚筹备南方起义，所以在收到这笔钱后，他只能把所有的钱都拨作军费，仅仅留下2000元给东京本部的《民报》馆使用。姑且不论这笔钱完全不足以支持报社运转，问题还在于孙中山在做决定的时候，压根没和章太炎等同盟会高层领导人们商议，这直接带来了后者的强烈不满，认为经费分配程序不透明且损害组织民主原则。更严重的是，这一冲突还勾起了同盟会内部早就存在的地域矛盾，使得问题的爆发成为了经费制度和革命路径上的双重斗争。

章太炎

我们之前讲过，同盟会在建立之初就是由大大小小不同的革命组织联合而成的，其中最大的派系矛盾就是江浙籍和广东籍革命党人之间。而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长期侧重广东一带起义的战略布局，已经引发江浙籍人士不满，长期在中部工作的同盟会成员邹永成回忆说，孙中山“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意。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也不肯给。”再加上他在资金使用上的“家长式”作风和财政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章太炎等人甚至公开指责孙中山“侵吞华侨捐款”，说他受贿。而此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所以反对孙中山的同盟会员越来越多。并联合提出罢免其总理职务的动议，要求改选黄兴接任。但因为此事初爆，同盟会中大部分成员还是坚持团结，反对内讧，并认为内讧“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而黄兴等人也坚持保留孙中山领袖地位，使得第一次倒孙风波最终不了了之。

危机尽管暂时解除，但就其本质——经费问题而言，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而第二次“倒孙危机”的发生，同样和经费有关。1907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民间的黑龙会转交同盟会的2万日元“赠款”，孙中山实收仅7000日元，余款被黑龙会截留。但在当时信息严重不透明的情况下，孙中山单独签收这笔巨款的举动引发了轩然大波。谭人凤在《中兴日报》发文痛斥：“革命非一人之事，经费岂能私相授受？”谭人凤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的心声，他们认为革命经费是全体革命党人共同奋斗的资源，应该在公开、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管理和分配，而孙中山单独签收巨款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这一原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将经费据为己有或者用于满足个人派系的利益，极大损害了孙中山在其他革命党人心中的形象。

陶成章

1908年，章太炎与陶成章所主持的《民报》经费困难窘迫，只能再次募款。对此，陶成章要求孙中山为《民报》拨款3000元作为印刷费，并在南洋发行《民报》股票。但此时正是我们此前提过的“河口起义”失败之际，这些战败战士们共计六百余名，正被解送到新加坡，其安置问题已经成为孙中山和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南洋华侨的沉重负担。当时的孙中山自己也一度到了吃不上饭、需要变卖家当的地步，根本拿不出钱。但对于陶成章来说，初来乍到的他并不了解其中的困难之处，与孙中山争论不休，还希望他为筹建中的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筹集活动经费5万元。孙中山听后，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加以回绝，直接引爆了陶成章积压已久的不满，开始在南洋各地散布留言，对孙中山进行人身攻击。1909年9月，他在南洋《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列出孙中山三种十二条“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紧随陶成章之后，章太炎也刊发《伪检举状》，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要求孙中山下野，移交权力。

这一次，许多之前就对孙中山经费使用或革命策略有疑虑的革命党人也开始动摇了。以宋教仁、谭人凤为例，他们早就对孙中山的集权倾向和经费管理问题存有异议，宋教仁早年还曾批评同盟会内部“疑心疑德”，主张建立更民主的决策机制。而谭人凤作为同盟会元老，尽管最初在风波中试图调和孙派与倒孙派的矛盾，但其对孙中山长期侧重华南起义策略的不满也因地域问题而逐渐显露，最终为其后续反对孙中山革命路径埋下了伏笔。

而对于此时的孙中山来说，他因为华侨资金来源已经不足，只能频繁秘密接受日方筹款，实在难以向同盟会总部详细报账，被指责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资金问题、组织分散和民主性的缺失，又确实成为此时同盟会分裂的根源。尽管此时他坚持顶住压力，勉励革命党人道：“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但财政问题还是横在他眼前的一根巨木，一天不搬开，就一天寸步难行。

1910年6月，谭人凤、宋教仁与孙中山就同盟会的财务和建设问题在东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孙中山不辞而别，促使谭、宋等人决心另立山头，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立，标志着同盟会开始正式分裂，这不仅是同盟会在建立之初就具有的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更是在经费问题催化下的直接结果。

可以说，孙中山采取了一切努力为成立之初的同盟会筹集经费，但是革命自身的复杂性和同盟会经费体制的不透明性，成了革命党内部屡屡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同盟会在成立之初所具备的结构性、地域性矛盾又成为了催化经费问题的导火索，直接带来了组织内部的两次“倒孙风波”。据统计，1905 - 1911年华侨捐款的72% 流向粤籍将领，这种“经济地方主义”成为了组织溃散的致命伤。孙中山的艰难努力，最终也因种种原因引火烧身，同时带来同盟会的割裂，此时的他可谓身心俱疲，不知如何转圜。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又恰恰在于，如此困境重重又濒临分裂的同盟会，却在跌跌撞撞中走向了它命运的另一转折时刻——武昌起义。这一起义的爆发，似乎给革命党人们带来了一抹若隐若现的希望与光明，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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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认知金字塔